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明清小说中的弃儒从商现象》续论

儒术与贾事相会通的经商之道、兼求仁义的儒家品行、雅好诗书的书生本色以及向儒业的努力复归,是明清小说中一些弃儒从商者"儒"之情结的浓浓体现.这种难以弃舍的"儒"之情结有其深刻的现实渊源.     

论《聊斋志异》中的“士人从商”

蒲松龄在《聊斋》中积极鼓励士人“弃儒从商” ,但他仍持“右儒左商”的态度 ,“从商”的目的仅仅是士人为了摆脱自身的穷困 ,尔后重新实现“儒业”的理想。蒲松龄主张儒商在经商活动中不失“儒家品德” ,这无疑寄托着作者的理想。《聊斋》中对“儒商”的致富过程叙述过于简略 ,看不到“儒家品德”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这是作者毕生投身举业而缺乏商业活动经历的缘故     

新安医家弃儒从医的原因探讨

徽州地区众多的儒生由于亲人患病、喜爱医学、痛恨庸医等原因放弃了考取功名,转而学医.这些文化程度较高的读书人对习儒和行医两种职业的价值观念进行了重新整合,提出“儒医等耳”等全新的思想观点.徽州地区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为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外部支持.     

从弃儒入佛到弃佛归儒 ——屈大均的独特遗民人生

明遗民屈大均在明清之际的动荡社会中,弃儒入佛,后又弃佛归儒,并成为遗民中辟佛的代表人物之一,演绎了一道乱世文人的独特人生轨迹:因父亲生前不仕异族的教导和满族薙发令的逼迫而弃儒出家;后又因事亲和认为儒优佛劣而弃佛归儒,并提出和采取了正本清源、以儒易禅及抨击“忠义佛门”等辟佛主张和措施;有意思的是屈大均生前已弃佛归儒,死后人们却不许其归儒,构成了特定时期一种奇特的遗民命运,从中可以管窥明遗民命运的坎坷与悲辛。     

从弃档现象看我国人事档案管理制度模式建设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现行的人事档案管理模式显现出种种弊端,甚至造成弃档现象的发生。其原因在于现行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及其功能设置存在着不足。根据人事档案管理工作发展规律及我国的国情,人事档案管理制度可以探索社会化、开放式、分类式和网络化等多种模式,从而逐步做到规范化、科学化。     

明清小说中的武侠伦理观

明清小说中的武侠伦理，是明清小说思想内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平民社会用以处理和规范人际关系的主要行为准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极深的影响，尤其是在塑造和追求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方面。纵观明清小说，我们归纳出其体现的主要武侠伦理观念：（１）惠怨分明，快意恩仇；（２）重义轻利，厚施薄望；（３）死生相托，患难相扶；（４）嫉恶如仇，除奸去恶；（５）忠义至上，为国为民。     

在校大学生从商现状的调查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生经济能力和商品需求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到商业经营行列。文章采用问卷和访谈的方式,对大学生的从商现状进行了调查,深入分析了大学生从商的原因,论述了规范和引导大学生从商的方法,并提出建议,以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张謇弃官从商原因解读

张謇作为中国近代转型期由绅而商的典型,其转变本身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童少年时期就被着重培养的“务实”、“淳朴”之品性以及成长期生活实践的磨砺,是内因;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经济政策的变化与社会风气的转变,是动因;漫漫科举路上留下的伤心和痛楚,是他由绅而商之信念能够启动的内在契机;特殊的个人机遇,是他顺利完成由绅而商转型的外在条件。     

明清小说中的家庭伦理观续论

本文系（明清小说中的家庭伦理观严续篇，论述明清小说中的长幼伦理观、妻妾伦理观、姑媳伦理观以及主仆伦理观。     

明清小说中的杭州商人形象

明清小说中大量涌现的杭州商人形象以及他们呈现出的精神品格、价值观念等都带有明显的区域人文印记,这些既是对前代历史凝聚的杭州文化和精神的承接,同时又为当代杭州精神注入了深层次的文化因子。本文将从明清小说中杭州商人形象的存在、社会来源、典型性格及价值观念等方面来进行具体论述。     

明代经学研究史述论

对明代经学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清代。清人对明代经学的认识以负面评价为主,其程度也由清初的有针对性的批判、清中期的全面否定、晚清的蔑视而不断加深。第二个阶段为近现代。近现代学者对明代经学的认识既受清人负面评价的深刻影响,也逐渐转向以积极、肯定的态度看待明代经学。无论是将明代经学视作宋学的余波加以否定,还是将其视作清学的滥觞而加以肯定,都不是全面、客观的态度。绵延近三百年的明代经学,有其独立的学术特点和学术价值,今后的明代经学研究应该就明代经学自身来进行研究。     

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研究述评

家庭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的各个时期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关注这一课题的研究现状发现:相对于学术界近年来对现、当代家庭小说的高密度研究,对明清时期五部长篇家庭小说<金瓶梅>、<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红楼梦>以及<歧路灯>的研究则显得相当薄弱与不足,这一很早就引起学术界注意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专门的研究体系.文章通过对明清时期长篇家庭小说研究现状的述评,重新审视了这一课题的学术意义及价值,并分析了这一课题目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和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论明清历史小说的结构技巧

明清历史小说的编撰者,在宏观上运用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的结构技巧,将宏大史实交错于人与事的叙述中,造成叙事上环环相扣的效果;在微观上运用探听、伏笔、照应的结构技巧,勾连情节内部的关联,使其丝丝入扣、浑然一体。这些结构技巧,使历史小说在中国刚刚出现长篇章回小说的时候,就能以完整、连贯、严密的结构形态出现。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

清代四川经学著述的地域分布呈现出不平衡的局面.无论从经学家还是从经学著作方面观察,经济、文化发达的成都、重庆、资州都是前"三甲";而就这三个地区的内部各县而言,其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边远地区,在晚清时期也出现了经学研究的风气,如酉阳州.虽然晚清四川经学出现了相当大的转机,但从总体上看,清代四川经学与江、浙、皖等省的差距还是比较显著的.究其原因,大体有二:一是四川僻处西部,学术信息不灵,新的学术方法、学术热点的传入需要一定的时间;二是从清代四川经学研究的状况看,缺乏开一代新风的学术大师.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清代通俗小说宝物崇拜与辽沈战争

明代国人对先进兵器的需求,有了事关国运家邦命运的迫切性。外来火器,在明末辽沈战场上发挥了举国震惊的威力,也受到具体操作者素质、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清代通俗小说的描写却依旧承袭道教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法术,叙事偏重在以辉煌的结局强调宝物的威力,缺少一种战争工具本身的技术性展示。小农经济下的平民心理,考虑的依旧是眼前易于操作,并不真正关注具体操作过程和操作者素质,把事情简单化和理想化了。同时,将宝贝兵器视为百试不爽的万能法宝,也极为形象地状写出人们受到时代、观念积习的限制,在先进兵器期盼方面的局限性。     

明清江南坊刻小说插图叙事的审美表征及其文化意义

作为明清时期小说插图发展的成熟形态,江南坊刻小说中的插图叙事在汲取建阳小说插图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表意范式和叙事模式的深度转换,它进一步强化了文学空间意义的生成,完善了插图的"预叙"功能和"溢出"效应,构建了文本、插图与评点的叙事"共谋"形态,体现出富于地域特征的"文人化"倾向,从而成就了小说走向文学经典的成功范例。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