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曼哈顿计划中科学家的品质

论曼哈顿计划中科学家的品质刘霁堂（河南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４７５００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曼哈顿计划是美国政府在非常条件下开展的一项大型核技术工程。其目的是抢在战争结束前造出原子弹遏制德国法西斯。它以１９４５年８月成功地在日本投下两枚原子弹而告结...     

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的性质和结果

今天,有相当大的压力要求行为科学家们从埋头于对过去的不切实际的研究中摆脱出来,从事更有实用价值的工作。社会鼓励并支持他们这样做。用于“应用”研究的联邦拨款显著增长。我们中有些人早就觉得社会科学没有履行其社会责任,他们欢迎这种对社会问题兴趣的增长。另一方面,实际应用并不象初看起来那么简单。要把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观念应用于增进社     

“后学院科学家”角色定位：样态、问题及对策

自科学建制化以来,科学知识生产模式经历了从学院科学到后学院科学的演绎。科学家角色由传统的单一“学院科学家”转变为包括学院科学家、产业科学家和政府科学家等多元角色样态的“后学院科学家”。随着科学活动与社会因素的深度交织,不同类型科学家的角色定位面临角色错位与异化、科学场域与社会场域“越界”、角色定位制度保障不健全、公众对科学家角色误读等诸多问题和困境,从促进科学共同体科学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健全科学家角色协调协作机制、构建具有实践针对性的科学伦理规范体系、推进科学教育和公众参与科技治理等多重维度分析这些问题的本质、根源及应对之策,对促进“后学院科学家”发挥角色功能、优化科技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异化的未来

人们自然是根据他们对社会的未来所持的看法,以及他们对异化所下的定义,来预言异化的未来的。科学家们预言的平均准确率并不很高。他们的预言可能往往只是社会科学上的假设。一位社会学家“承认”:“迄今为止,我们在预言方面取得的成功并不大。”一个新的社会将会消除异化吗?还是人类要永远背着异化的包袱? 人们已对异化或各种异化的未来提出了许多看法。青年马克思相信,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不     

二战时期德国科学家述评——对科学家社会责任的哲学思考

反思科学与战争的关系以及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样板,在二战时期,面对希特勒的强权,德国科学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从科学家社会责任角度,可将那时的科学家分为四种类型,即终极关怀型、价值中立型、相对价值型和责任丧失型。目前对科学家是否承担社会责任以及如何承担何种责任等问题仍存有争议,但无疑,大科学时代强调科学家必须担负更大的社会责任是极其有必要的。     

从社会技术到社会工程——关于构建“社会工程哲学”的初步设想

经过全国广大哲学工作者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们近十年,特别是近二三年来的努力开拓,工程哲学这个哲学新的分支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已经和正在成为我国科学技术哲学事业的一个战略重点和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但学者们对“工程”的认知尚存分歧,多数学者认为工程就是指与生产、建设活动密切联系并运用自然科学理论和现代自然技术原理进行的“造物”活动。本文认为“工程”是一个历史范畴,应当由自然领域逐步扩展到人文社会领域。工程哲学不仅要关注指涉自然领域的工程,即“自然工程”,而且要关注指涉社会领域的工程,即“社会工程”。在人们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社会工程”与“自然工程”同样重要,在人们反思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的认识活动中,“社会工程哲学”与“工程(自然工程)哲学”同样重要。     

工程伦理“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

当代工程伦理规范研究与实际应用中出现的矛盾与困境,在于人们仅注重于寻求具体工程伦理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忽略了对工程伦理规范“应当”的道德哲学依据的分析和研究。在“道德形上学”的层面,“应当”的话语系统表达人在工程-人-自然-社会整体存在中“做得好”更要“活得好”及至实现“好的生活”的努力,以规范、准则的存在样态规约工程行为者的诸多责任。通过对工程实践反思性把握的总结、抽象和提炼,“应当”体现人在长期的工程活动实践中所形成的一种理想的、积极的工程与人、自然、社会交往方式、存在样式,同时又构成对工程行为者的规范性视角,将“我”所应担负的责任或义务形式化。     

科技工作者的“义”“利”抉择

现代社会中 ,科技工作者常常成为新技术应用、新产品试验与开发和多种大型工程活动中的关键性因素 ,其行为对于人类的生态、环境以及人民的健康和生命都有着重大影响 ,因而使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承担了巨大的道义责任。由于科技工作者的行为必然地会受到利益驱动的影响 ,而利益驱动具有正负两方面的效应 ,它既可能使科技工作者去合理地谋取自我利益 ,也可能导致他们不负责任的行为 ,从而给社会带来严重的甚至灾难性的后果。因此 ,在具体工程活动中 ,科技工作者常常会面临坚持道德责任与追求或维护自我利益之间的“义”“利”抉择。本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利益驱动对科技工作者行为选择的负面影响 ,并从理论上阐述了科技工作者抵御这种负面影响和坚持道德责任的有效途径     

试论工程组织主体的伦理责任——以“7·23”甬温线事故为例

将工程事故的伦理责任都归咎于工程师是不合理的。事实上,工程师在工程活动中通常并不具有独立性的技术话语权,由此他们并不能成为工程事故伦理责任主要承担者。本文以“甬温线事故”为例,辨析了工程事故的伦理责任主体,认为作为工程活动的决策与管理机构的工程组织主体不仅可以成为伦理责任主体,同时还应是工程事故伦理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工程组织主体及其负责人伦理责任缺失还是导致工程伦理实践困境的根本原因。     

承担社会责任的好公司

公司社会责任运动赢得了观念上的胜利,这未免令人遗憾。过去10年左右,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作为内在的实践程序)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它引起了全世界公司执行官们的关注(如果他们的公开演说可以相信的话),尤其是总部设在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更是言必称“社会责任”。如今,公司社会责任已经不再是别的什么,只是全球的资本主义向美德这个圣坛献上的祭品而已。但人们发现,大型国际公司最近的年度报告是只凭利润而不是凭什么“服务社会”来证明公司存在的价值的,这就未免令人困惑了。这类报告先是自我表扬地大谈     

Geneticizing Ethnicity: A study on the “Taiwan Bio-Bank”

Taiwan as an island country is an immigrant society where interethnic marriages have been common. In the past centuries, it has not been unusual that people in Taiwan change their ethnic identities for various reasons. Its “four great ethnic groups” (sida zuqun)—the Hoklo, Hakka, Mainlanders, and aboriginal peoples—exist only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 that arose in the 1990s in a specific political–cultural context. In 2005, a major government-sponsored research project, the Taiwan Biological Sample Bank—or Taiwan Bio-Bank (TBB)—was organized by a group of scientists and physicians. The purpose of the project is to collect genetic data from the “four great ethnic groups” of Taiwan in order to build a national database. This paper has three parts. First, I briefly review h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tic attribution and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race/ethnicity has been addressed by social scientists and medical researchers since the mid twentieth century. Secondly, I analyze the history of biomedicine in Taiwan and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TBB project and its precursors. Thirdly, I examine the TBB’s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assumptions about race/ethnicity in Taiwan. I point out that the rise of biomedicine since the 1990s has contributed to the “ethnicization of biomedicine,” in the sense that scientists have used dubious ethnic/racial categories with increasing frequency in practicing biomedicine.     

论科学家的伦理责任

科学家的伦理责任主要是指科学家从造福人类这一科学的最高目标出发对科学的社会后果予以关注。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些科学家伦理责任缺失的现象,归纳起来,不外乎两类:第一,对科技成果弄虚作假;第二,误用或滥用科技成果。科学家伦理责任的落实主要可以通过如下途径:一方面,科学家本人主动承担科学研究的伦理责任;另一方面,来自于社会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各种社会规范对于科学家伦理责任的现实约束。这两方面都有着具体的实施措施。      

植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中的伦理问题与道德责任

转基因技术是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将具有一种生物性状的基因分离转移到另一种不具备这种性状的生物中去的技术,它的出现使植物育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由于转基因技术创新打破了物种界限,使不同物种间的基因可以进行前所未有的新组合,其可能造成的危害难以预见,这就使转基因技术创新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并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很多全新的社会伦理问题,引出种种有关生物科学家的道德责任和学术自由的哲学争论。在转基因植物技术创新中,功利主义的预设和学术自由的主张必须以人类的价值、尊严和社会公正为前提条件。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必须担当起必要的道德责任,把握好伦理横杆,以促使转基因植物技术创新沿着科学的轨道健康发展。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科学家群体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近代以来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近代科学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第一次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科学家群体。本文对该时期科学家群体的一些基本问题———年龄结构、学科分布、区域分布以及留学经历、精神特质等———进行了分析,并揭示它在多个层面上的现代意义。     

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科技人员道德建设

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世界正处于风险社会之中。科技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科技风险作为风险社会中的重要风险源之一,使得科技人员在风险社会中的地位显得尤为突出与重要,部分科技人员的道德失范加剧了科技风险。为了减少科技风险,使科学技术向造福世界的健康方向发展,有必要加强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科技人员道德建设。     

爱因斯坦的科学观及其启示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是寻求人类感觉经验之间规律性关系的有条理的思想,科学的进化或科学的革命具体表现为科学实在概念的根本变革,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科学家的外在自由和内心自由是科学发展的必要条件,科学对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推动作用.对爱因斯坦科学观的研究,有助于人们深化科学的认识,优化科学的要素,改善科学的条件,推进科学的发展,加快我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     

人类起源研究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分析

探索人类本身的来源一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课题,但是由于这一课题把人类本身做为研究对象,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容易受到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作者通过对1 0 0多年人类起源研究历史的回顾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当前现代人的起源问题成为学术界的争论的热点问题,努力克服社会心理因素对科学研究的影响可以使我们早日抵达理想的彼岸     

新疆兵团边境贫困农场现状及扶贫效应分析

贫困问题一直困扰着新疆兵团边境农场社会经济的发展。该文对兵团边境贫困农场的现状进行了系统分析,对国家近年来对兵团边境贫困农场的投入情况和兵团边境贫困农场扶贫成绩作了客观评价,进而对边境贫困农场扶贫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欢腾式发展:泰北乡村农家乐项目的民族志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泰国的政党政治发生了重要转变,原来的代理式政党被以项目为基础的纲领式政党取代,国家和社会组织在乡村地区推行了许多发展项目。文章运用集体欢腾的概念,对泰北乡村的农家乐项目进行民族志描述和分析。农家乐项目的实施过程嵌入在地方文化实践当中,表现为项目在原有的有灵空间中展开,通过多主体参与的方式来实现,以及项目实施过程所具有的集体欢腾的特点。文中将这种项目治理模式归纳为欢腾式发展。欢腾式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强化了社区的共同体意识,项目实施过程的意义超越了用单一的经济发展指标考量项目实施结果的意义,而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绩效也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以实现。项目实施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社区生活的丰富性、开放性以及重组的可能性应当成为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