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古潮州最早的方志——[嘉靖]《潮州府志》

<正> [嘉靖]《潮州府志》八卷,明郭春震纂修。郭春震字以享,万安人,进士出身,修志时任潮州知府。该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潮州方志。 [嘉靖]《潮州府志》修定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据志序所言,此前“潮弗志者若干年,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

甲,谭其骧与顾颉刚书颉刚师: 先生《尚书研究讲义》中所列之十三部,非西汉之十三部(不但非武帝时之制,亦且非平帝时之制),兹已证实。(一) 西汉司隶校尉部不在十三部之列。十三部刺史之初置,在元封五年(《武帝纪》《百官公卿表》),而司隶校尉之初置则在其后之十七年——征和四年(《百官公卿表》)。是知十三部云者,其中并无司隶校尉一部也。(二) 西汉有朔方刺史一部。《汉书·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虽未明言十三部之名为何,但以文意推之,则朔方亦一部也。且朔方为一部,故可曰“朔方之州”;若朔方但为一郡,则州郡为截然不同之物,断不能作如是云也。此言     

饶本《潮州志》的编撰方法、旨趣和成就

<正> 以饶宗颐先生为总纂,集合各学科专家分工撰修的《潮州志》(以下简称饶《志》),始修于1946年,1949年修成部分志稿后,因故暂停工作。同年,汕头艺文印务局将已修成的十五个专志汇集编成《潮州志》出版。1965年,该《潮州志》又被收入香港龙门书店出版的《潮州志汇编》之中,但在《实业志》中比艺文版少了农业,林业、金融业部分。与历代所撰的《潮州志》相比,以饶宗颐先生为总纂的《潮州志》具有以下几点     

唐代未尝置福建、长汀州

<正> 《潮州史事三题》(载《韩山师专学报》1990年1期)一文,在初唐潮州的地域与人口一节中,所论错误颇多,而福建、长汀州即其显著者。文章说:“潮州的地域和人口均与漳州、长汀州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初以为作者一时误把汀州作长汀州,及再阅下文,始知非是。因为作者一再提到长汀州——“建议在此置州获淮;这样就建立了长汀州(因长汀溪而得名)。为此,潮州北部又割去了相当的地盘给长汀州”。两唐书《地理志》说汀州建于开元二十四年(736年),治所在长汀县(今福建长汀),天宝元年(742年)改为临汀郡,乾元元年(758     

韩愈来潮之前“潮人未知学”辨

<正> 一、关于唐代潮州州学兴度问题之探讨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云:“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此语既出,后人遂咸谓潮之有文化乃自韩公始,是以有颂诗“不有韩夫子,人心尽草莱”之句。苏轼碑文显然本自韩愈《请置乡校牒》,但却有逾本意。其实,韩愈在牒文中有一段话至为重要,殊堪注意:     

《韩山师专学报》的“潮汕文化研究专刊”

<正> 《韩山师专学报》1989年(5月印成)第一期是一册“潮汕文化研究专刊”。前不久,韩山师专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着手对潮汕文化及其研究现状进行初步调查摸底,并开始组稿,该专刊就是这一工作的第一份成果。从整本来看,这一期的“潮汕文化研究专刊”,覆盖面不小。在古代文化研究中,饶宗颐先生之文,用翔实的史料,对宋代潮州之韩学,进行了钩稽、考订和辨正,指出其“可称述者,约有三端:一为潮本韩集之刊刻;一为名宦之尊韩,而多     

古韵“脂”部的分野

古韵的研究,自王念孙、江有诰得出二十二部之后的一百余年中,音韵学家们从未表示过异议。夏炘在《古音表集说》卷上写道:“……二十二部,窃意增之无可复增,减之亦不能复减。凡自别乎五先生之说者,皆异说也”。王国维认为:“古韵之学,自崑山顾氏,而婺源江氏,而休宁戴氏,而金坛段氏,而曲阜孔氏,而高邮王氏,而歙县江氏,作者不过七人,而古韵二十二目,遂令后世无可增损。故训故名物之学,有待于将来者甚多;至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周代金石文韵读序》)。看来古韵的研究,似已终极顶峰,不可以再前进     

释洞过水

《释洞过水》曷为作也?为《记洞过水》而作也.《记》两收戴段二家之集,今先明作者,以理误编之惑;次释水名,以订俗说之诬.段玉裁《经韵楼集》(道光元年刊)卷七有《记洞过水》(代寿阳令龚导江),《戴东原集》卷六亦有《记洞过水》(己丑代),不云代谁;惟“从者应日昨雨盛”,段玉裁乾隆壬子《覆校札记》出校语“本作雨甚”,段集正作“雨甚”,以此为异,余文悉同.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公元一七六九年)下云:“是年作《记洞过水》一文,自注代寿阳令龚导江.”又谓《戴东原文集》亦有之,“一字不异,未知段作或戴作.”寻光绪壬辰张煦监修本《山西通志·山川考》“入汾四水·洞过水”未录龚导江《记洞过水》,注云:“案此记乃戴氏震作,见东原本集”,不云段作,亦无疑辞.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下不云作记,乃于“三十五年庚寅”下云;“是年有代寿阳令龚君(导江)《记洞过水》一篇”,与戴集注“己丑代”者有一年之差,今     

论《池北偶谈·谈异》——渔洋笔记散论文之一

渔洋以诗享盛名於当世,“主持风雅近五十年”。晚岁肆力于笔记之作。自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五十六岁开始,至康熙四十八年(已丑)七十六岁,二十年间,成书五部,即《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古夫于亭杂录》、《公甘余话》。这些著作是他一生阅历、学问的结晶。 渔洋的这五种笔记,《四库全书》皆采入“子部·杂家类”中的“杂说” 一类。     

《唐且不辱使命》的文学特征

《唐且(一作“唐雎”)不辱使命》一文出自《战国策·魏策四·秦王使人谓安陵君》章,今之标题为后人所加.《战国策》一书,自《汉书·艺文志》以之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以来,历代史志及书目大都归之于“史”部.其实,《战国策》是一部亦史亦文的杰作.它在史学上固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而在文学上则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其所记之事并非“实录”,真伪参半,不可尽信;而策士之辞又多拟作、伪托,这就明显地带上了“创作”的色彩,难免为史家所诟病.然而虚构和想象正是文学的特征,“史学”意义上的黯然失色往往意味着“文学”意义上的增辉添彩.有趣的是,《战国策》中那些历     

从《〈尚书·虞夏书〉新解》看金景芳先生对《尚书》研究的贡献

从《〈尚书·虞夏书〉新解》看金景芳先生对《尚书》研究的贡献郭守信人们以“浩如烟海”赞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尚书》则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部典籍。它记载了自尧舜以来到春秋之时的为政大事和旨要，可以算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     

我持省略说

1 古代汉语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结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名词作状语”的“名+动”结构。例如: ①齐将田忌善而客待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汉书·霍光传》) ③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庭教之。(《战国策·秦策一》) ④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汉书·高帝纪》)     

“无棣”考释

《左传·僖公四年》记齐桓公伐楚,楚使臣责以师出无名,齐相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穆陵,北至于无棣。”关于“无棣”的地理位置,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注为“齐国的北境,在今山东省无棣县附近。”犤1犦(P14)郭锡良、许嘉璐诸先生的《古代汉语》教材注释与之基本相同。臧励和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于“无棣”条下亦释为山东省无棣县。犤2犦(P912)修订本《辞源》亦从之而不改。犤3犦(P1961)诸家之注释因流传广、影响大,而“无棣”为山东省无棣…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论《庄子》的艺术虚构

《庄子》一书以其治翰恣肆的文思,深蕴广博的气势,瑰丽奇绝的语言而为世人所瞩目。李白在《大鹏赋》中赞叹道:“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清人刘熙载则曰:“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而刘凤苞却着眼于庄子的讽刺艺术,评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南华雪心编》)。金圣称其为“天下第一奇书。”鲁迅先生则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文汪洋辟,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郭沫若则进一步评论说:“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骆宾王生卒年考

各家测定骆氏生年的依据,无不本之著《骆临海笺注》的清人陈熙晋所推定的骆于咸亨元年(670年)作《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之说.因该《咏怀》诗中有“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之语,而陈氏以为,骆是详正学士之职刚被“罢”时作此诗的;故闻一多先生和刘开扬先生遂判断骆作《咏怀》时正“三十二”岁,而上推三十二年,定其生年为     

历代潮州的祀韩书院——以碑刻资料为中心

古代书院教学与祠庙祭祀密不可分。自南宋以来,韩愈被视为开启潮州教育的榜样及儒学正统之集大成者,成为潮州书院最重要的祭祀对象。淳祐三年(1243),潮州量早的一所书院韩山书院就是在城南郊外的韩祠(庙)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随后,祀韩文化随潮州政区的分拆、发展而逐步向各个属县扩散。     

《资治通鉴》简论

中国史家,习称前后两司马。司马迁网罗文献,继承家学,是非当世得失之林,批判地总结古史,写成《史记》一书,自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为历代正史创立了“纪传表志”的体例,成为中国第一部通史。一千年之后,司马光出,直承《左传》,效法《汉纪》,把起自战国、下讫五代的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公元959)间事,按年记载。总为《通鉴》一书,自说:“因丘明(左传作者)编年之体,仿荀悦(汉纪作者)简要之文”。编年而兼通史,消纳《十七史》于一编,比之司马迁又开拓了史学的新局面。所以两司马在史学方面的建树,都是宏伟的。     

评王国维的《人间词》

王国维的《人间词》,现存115阕(编入《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的《苕华词》及《观堂集林》卷第二十四之《长短句》中),主要为1903至1907年所作。其时王氏正醉心于西方康德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美学,如他在《静安文集自序》(作于1907年)中所说:“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自癸卯(1903)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之时代也。”这个“伴侣”不能不深深地浸入王氏填词的艺术构思之中。王氏在其词话未刊稿中云:     

刘文典先生《庄子补正》再版前前后后

云南大学已故教授刘文典(1889~1958)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国学大师,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庄子补正》,该书是他—生研究《庄子》的重大学术成果,其对《庄子》的考释、补正之卓杰,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至今在国内外学术界有着重大影响,是人们研究《庄子》的必读之物。1939年陈寅恪先生为该书作序道:“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1962年张德光教授为该书再版作《庄子补正跋》又曰:“补正乃校勘训诂专著;其兼综群言,发微补阙,实为精心刻意之作,足资治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