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与理性:中国审判模式的可能向度

作为一项制度,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与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一样,均有其固有的文化基础；故此,与职权主义彻底决裂的改革思路和纯粹的当事人主义模式一样,都难免将司法陷于文化悖论之境.因此,在未来的司法改革中,应该跳出持其一端的理论窠臼,正视并回应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兼采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所长,同时挖掘并吸纳中国传统审判方式之合理内核,力促衡平主义审判模式之长成.     

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弊端与改革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长期以来民事审判工作成功经验的总结,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国外誉为“东方经验”。该制度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它对于及时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带有强烈职权主义色彩的法院调解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司法实践需要,暴露出该制度的诸多弊端,严重阻碍了该制度作用的发挥。本文剖析了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并提出了改革的设想。     

中国调解与审判关系新论——从历史的视角

调解与审判合一，一直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优点。但正是因为调审合一有着明显弊端，我国古代司法向近代变迁时呈现出调解游离于审判之外的态势，这是利于依法治国及彻底解决纠纷的因素，值得我们在当代司法中借鉴。     

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 若干问题研究

主动调解、强制调解背后蕴含着法律家长主义的理念，但迄今为止，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仍然是一个在理论上尚未有过专门探讨的重要命题。有鉴于此，有必要在阐明法律家长主义基本立场的前提下，揭示、还原并肯定其作为分析工具的重要意义，以此深化对民事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问题的探讨。调解中的法律家长主义有其存在的积极意义，但需以必要性为限，防止对个人自由造成不当干涉。     

美国西部文学中的生物区域想象

美国西部文学中蕴涵的“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作为新兴的环境运动理论,积极倡导带有区域特点的生活模式和生产范式。“生物区域”视角是皮特·伯格（Peter Berg）等生态学者的主要创作范畴和创作机制,他们综合运用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引导人们选择更传统、更天然的生活方式。斯奈德则号召人们回归荒野,倡导一种具有包容性和普世性的价值伦理。重新解读美国西部文学经典作品,可以推动美国“生物区域主义”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进程,建构更为有效的生态批评范式。     

我国古代调解制度解析

调解制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有其深厚的思想和社会基础。调解产生于古代无讼的法律文化之中,寄托着古代统治者对建立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调解制度适应于古代中国小农经济下的宗法家族社会,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统治者实践其“德主刑辅”政治主张的重要方式。古代的调解制度在漫漫二千余年中,既是稳定社会关系的基石,同时也在客观上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停滞不前的原因之一。古代调解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对我国现代调解制度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事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研究

人民调解制度在诉讼时代面临着挑战,行政调解被司法机关漠视,调解与审判的结构关系未能理顺,现行的各种调解制度“各自为战”,尚未形成合力。法院应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建立对法院外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从而实现法院调解与法院外调解的有效互动和有机衔接,同时,应尽快出台《民事调解法》。     

合作型司法及其权威 ———以法院调解实践为视角

考察一下法院调解发展可以发现,它经历了式微到再次被重视的过程。法院调解提出了一种合作型司法模式。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事诉讼程序改革,将更多的着力点放在＂当事人主义＂上,即赋予当事人更完整的程序权利。民事司法程序的原被告双方具有对等的诉讼权利,以保证其平等的对抗性地位,与裁判者共同构成一个对抗制的三方审判模式。但法院调解的发展突破了原有的＂对抗型＂司法为唯一模式的思维框架。文章通过对基层法院的调解实践的解剖,深入分析调解这种合作型司法运行的动力、发生的方式及司法权威性构造的特点等,认为合作型司法模式反映了法治的民主性内涵,是和谐司法的文化表现。     

对经济审判的“着重调解”原则的异议

审查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从审判实践和传统观念看,多数人认为,应当贯彻执行“着重调解”原则,但笔者认为,着重调解有其片面性,应当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既重视调解,亦注重判决,能调则调,该判则判,不能久调不决或者以拖促调,以判逼调。以下试就这个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 一、“着重调解”的提出和延续的原因 笔者认为,“着重调解”只不过是我国过去实行的“调解为主”的变通用语。尽管有人说,把“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可以消除审判人员的错觉。但从词义中看出,“为主”和“着重”并无差别。     

论民事诉讼调解与审判关系的重构

我国民事诉讼中调解与审判的关系一直是个理论和实践讨论的热门话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事诉讼审判和调解的关系处于不断变化完善中。“大调解”机制的建立,使我国的诉讼调解呈现出强势反弹的态势,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被广泛运用,并为适应国家和谐治理社会的需要,成为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和方法。相对而言,民事审判则被人们所忽视或者不...     

论我国古代传统的司法调解制度

传统调解制度是我国古代实现“无讼”理想境界的一种司法制度。依调解主持人身份的不同 ,可把其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县官府调解几种形式。传统调解制度的产生与发展除直接原因外 ,还有着深刻的思想和社会根源 ,它适应了小农经济基础和地域血缘关系 ,凭借礼与法的力量 ,有效地维护了“三纲五常”的伦理秩序 ,由此也给我们今日法制建设留下了负面影响。但作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中的有益成分 ,对当今人民调解制度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司法调解与和谐社会

多元化社会必然呈现多元化的矛盾,从而形成多元化的解决矛盾机制,调解则是其中一个重要机制;调解的主体各异,司法调解是其中一个重要类别。司法调解是公权指导下私权的处分,它相对于法院审判而言,具有特点。司法调解在我国的发展进程可分为调解为主时期、偏重审判时期、调审结合时期。国际上,以美国ADR为代表的“可选择的争议解决方式”蓬勃发展,对我国有借鉴意义。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司法调解起着重要作用,必须规范其原则,改善其现状,以强化其功能。     

论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下刑事和解小组的构建

我国立法仅在审判阶段确立了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而实践中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却普遍执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加害方—被害方自行和解模式和公权力机关调解模式都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而第三方机构调解模式才是我国刑事和解模式的应然选择;将我国的刑事和解的调解主体暂且命名是“刑事和解小组”;恢复性司法是一种理念,而刑事和解是在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一种司法模式;恢复性司法为刑事和解小组唯一的法理基础;应在恢复性司法的视野下,从法律性质、成员组成、经费保障以及启动与监督等方面构建刑事和解小组.     

公平正义:法院调解的最终归宿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在法官的主持下,以其快速高效的独特优势给当事人和司法实践带来了很多便利.但由于其本身存在的缺陷和“以调为主”的司法理念的诱导,使公平正义的法治理念面临巨大挑战.因此,应当采取当事人主义模式,推行调审分离制度,坚持效率与公平正义并重,实行规范化与程序化调解,并向社会公开法院调解的全过程,从而把法院调解纳入到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来,把公平正义作为法院调解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使公平正义成为法院调解的最终归宿.     

论法院调解的异化与范式转换

由古以来,调解被我国政治高层作为一种控制纠纷的措施予以投放,是基层权力治理不足的体现。在当下,法院调解是政务性司法的副产品。当前法院调解的异化是司法高层在面临多重压力下所为的司法扭曲表达,理应予以宽容。化解我国调解异化之危局,未来的出路在于实现司法范式转换,走司法程序法治化主义下的调解分离、附设调解路子。     

专家系统驱动的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基于F市创建禁毒示范城市的转译社会学解释

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正在出现一种新的趋势：在“稳中求进”的政治考虑下,结合技术治理与运动式治理以实现特定的目标。借鉴拉图尔转译社会学理论,对F市“创城”过程中专家系统的转译行为进行研究发现,转译行动的实施赋予了专家系统行动者的身份,由此编织起的行动者网络能够实现治理资源的流动并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从而形成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作为技治主义运动式治理范式的“创城”是在转译行动建构下的内部转型与外部适配的过程。此种寓技术治理于运动式治理的范式并非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受到了专家系统的行动建构,将技术与政治进行了结构性整合,以使其匹配现阶段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现实的合理性与治理的有效性是采取这一模式的根本原因。     

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结合的诉讼模式——试评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

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应确定基本的方向。采用完全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不可取的。职权主义诉 讼模式虽有不足,但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只有从国情出发,紧随世界各国民事审判方武改革的潮流,实行当事人主 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的诉讼模式,才能揭示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正确方向。     

大陆法系视域下的家事调解前置机构比较与借鉴

由于对调解是否属于司法权的认识不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调审分离”的实现路径上存在差别。我国大陆地区属大陆法系，在司法理念和调解实践上与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可在借鉴其家事调解前置机构设置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大陆地区情况选择适宜的制度设计。设置单独的家事调解前置程序，确立家事调解法官和家事调解委员会调解两种调解模式。家事法官负责行使司法职权，调解员负责具体的调解事务，以此实现彻底的“调审分离”。调解成功后可作出合意裁定或调解书，明确其具有与确定判决相同的法律效力；调解不成的及时转交审判机构，审理时发现确有调解必要的，移付调解机构调解，但除特殊情况外以一次为限。     

从汉学主义到间在对话论

“汉学主义”讨论有众多学者参与,但以周宁和顾明栋最具代表性。国内学人往往注意到两者理论的相同层面,却鲜见对二人观点之区别做出深入的辨析。实际上,基于对“汉学”概念理解的不同,周宁版本的“汉学主义”基本是对西方汉学研究领域内“汉学主义”现象的展示与批评,兼及对于中国学界盲从西方理论的批判。而顾明栋版本所提出的作为理论范式的“汉学主义”则将一种原本局限于汉学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现象“超拔”为一种中西文化交互关系的普遍范型。然则顾著的做法却使得其自身的理论建构出现了一种内在危机。这一危机一方面证明作为异质文明对话模式的汉学主义范式的失效,而另一方面则显示出一种对于新型对话模式的需要。     

从民事诉讼目的的流变看我国诉讼调解的出路

不同的民事诉讼目的决定了不同的民事审判模式,长期以来决定我国"调解型"民事审判模式的观念基础就是不同时期的民事诉讼目的."程序保障"和"保护当事人实体和程序利益"的现代民事诉讼目的,要求我国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进行结构性的变革.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当将民事诉讼目的、诉讼调解和诉讼和解三者进行统合考虑,建议在取消调解原则的基础上,将诉讼调解与和解进行整合,并专章规定"调解与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