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的农户外出务工问题研究

本研究基于劳动时间分配视角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展开分析,首先对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时间分配现状进行描述分析,然后分别对劳动力是否外出务工和外出务工时间决策行为进行了探讨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决策受其个体特征(如年龄、性别、人力资本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等因素影响;其次,农民工外出务工时间表现出明显的地区、职业类型以及行业差异。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粮食核心区外出务工农户营粮决策与效应——基于河南农户的实证

以粮食核心区河南农户为例,对其外出务工户粮作经营决策与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外出务工户与非外出务工户家庭资产结构差异集中体现在物质资产上,对于外出务工户有随其外出参与度的提高,总体呈现出人力资产水平较高而物质资产水平较低的特性;②外出务工户一般采取＂亦工亦农＂的方式,由此在劳动时间配置、营粮规模与结构、营粮投入上随其外出务工参与度的变化而呈现出决策差异;③不同外出务工户在粮作经营上劳动与资金的非均衡投入产生了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并最终引致综合效应的差异。     

性别观念、家庭地位与农村女性外出务工

利用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性别观念对农村已婚女性外出务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女性家庭地位在促进这一作用上所扮演的角色。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现代性别意识观念的女性显著地提高了其外出务工的概率,这中间起作用的主要是女性性别角色认同观念;同时女性家庭地位的调节作用明显,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进一步强化了性别观念对外出务工的影响效应。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对受教育程度和区域的差异性分析中发现,农村中低学历女性群体和中西部女性群体性别观念对其外出务工的作用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在高学历群体和东部地区并不显著。研究尝试为理解我国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视角,倡导通过性别平等来释放女性在家庭社会经济中的性别红利。     

子女受教育状况在农户非农 外出务工决策中的作用

文章旨在分析农户在非农外出务工决策过程中受子女受教育状况的影响程度。文章利用甘肃基础教育的调查数据，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并采用概率模型实证分析了子女受教育状况对农村地区非农外出务工决策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外出务工决策明显受到子女受教育状况的抑制影响，家庭中学龄前儿童、小学生和高中生人数每增加1人，家庭外出务工的概率将分别降低17．89％、3．93％、6．90％。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代际因素在农户家庭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多层模型的实证研究

扩大农村家庭消费是促进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是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重要因素,同时,农村家庭消费也受到家庭特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村家庭消费,需要控制家庭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农村家庭消费影响因素有多层结构的特征.利用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的家庭和社区数据,运用多层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户家庭消费影响的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状况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而异;农村交通状况对农村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燃料基础设施和村公共财政支出在随机截距模型中对家庭消费有显著影响,但在随机系数模型不显著.     

外出务工对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家庭地位影响探究——以甘肃省定西市通渭县为例

外出务工是当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通过对贫困地区农村"外出务工女性"与"未外出务工女性"的调查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随着贫困地区农村已婚女性的外出务工,其性别观念得到一定更新,以往单一的家庭角色认知模式被打破,且经济独立性有所提升,家庭决策平权化趋势逐渐增强,家庭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在改善贫困地区农村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家庭暴力方面成效不明显,且由此可能出现留守儿童、孤寡老人等问题。     

中国环境污染的波动性研究

环境污染的波动性是制定环境政策的重要依据。通过改进的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探讨中国环境污染波动性问题。研究发现:一是中国环境污染的波动性是高度顺周期，与产出波动相关性较强；二是技术进步、环境规制、投资专有技术、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冲击可以解释大部分中国环境污染的周期波动；三是技术进步和投资专有技术对环境污染产生了持续的正向冲击，而环境规制、消费偏好和劳动供给对环境污染产生了负向冲击，其中，环境规制冲击的持续时间较短，消费偏好的冲击仅在期初为正，长期为负，劳动供给冲击的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在环境污染波动下，推动绿色技术进步、引导绿色消费、增加劳动人口供给等是抑制污染的有效途径。     

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障碍及其对策 ——以农村女性平等就业权保障为视角

受父权制、城乡二元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就业竞争力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女性外出务工较农村男性以及城镇女性面临更多的障碍,其合法权益更易被剥夺,遭遇就业歧视的情形更为普遍,性权利被剥夺或被侵犯的可能性更大,婚姻解体和家庭离散的风险更高.通过制度建设和文化传承的创新,破解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体制和机制障碍,提升农村女性外出务工的就业竞争力,不仅是农村女性平等就业权保障的需要,还是农村婚姻家庭、社会稳定的需要和制度正义的要求.     

外出务工、性别差异对耕地撂荒的影响

使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家庭内部分工视角出发，分析性别差异下劳动力转移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出务工显著增加了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相较于男性外出务工而言，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行为具有更明显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社会化服务能够降低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户耕地撂荒概率，但女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的采纳意愿较低。进一步地，在引入家庭总收入作为调节变量后，女性外出务工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增强。     

外出民工道甘苦──对重庆农民外出务工状况的调查

目前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如何？流 向怎样？收入多少？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带着这些问题,重庆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于２００１年一季度专门针对农民外出务工问题对１８０个村的１８００户农民家庭进行了一次民情民意专项调查。 一、三成以上的农村劳动 力外出谋生,半数以上的家庭 有外出务工者。 被调查的１８０个村,平均每个村农村人口１４３２人,劳动力７６８人,劳动力外出务工人员２５０人,占劳动力的比重为３２．６％,占总人口的比例为１７．５％,在被调查的１８００户农民家庭中,２０００年有人外出务工的农户达９７６…     

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三期面板数据,选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实证检验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乡城学生流动导致农村家庭的有酬劳动参与率下降7.75%,并未显著影响有酬劳动时间,并导致非农劳动参与率提升11.28%。（2）机制分析表明,上述结果是由农村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调整产生的,市场劳动主要承担者倾向于增加有酬劳动时间,家庭劳动主要承担者则倾向于退出市场部门劳动或以陪读为目的进入城市地区参与非农劳动。（3）在不同就读阶段、流动范围和代际结构情境下,乡城学生流动对农村家庭劳动供给决策产生了差异化影响。基于此,从农业转移人口教育成本分摊、农村陪读家长就业扶持、不同情境的差异化帮扶三个角度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农村贫困阶层发生分化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苏北某县部分贫困户的调查

通过分析农村贫困户的家庭资源禀赋,发现承包耕地面积、户主年龄、劳动力数、户主是否重残与是否接受培训、是否能外出打工等因素相比户主的性别、文化层次、是否有劳动能力和家庭人口数等因素在脱贫上起主要作用,而政府的帮扶措施对贫困户脱贫及职业分化起着重要作用。贫困户职业分化的趋势是：年轻且文化程度高的男性更倾向外出务工;承包耕地面积较多且经过技能培训的农民更可能从事高效农业;年老且劳动力较少的贫困户成员更可能分化成依靠低保、五保领取救济金的贫困者。     

外出务工影响了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吗？

基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出务工背景，促使农民以多元化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对于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治理效果、建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至关重要。借助湖北省655份微观数据，利用Multivariate Probit模型，探讨外出务工、村庄认同对农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方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1）监督是农民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最常选择的方式，其次是建言、投资、投劳。（2）外出务工能推动农民以投资、建言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村庄认同能促使农民选择以投资、投劳、建言、监督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随着村庄认同程度的增强，外出务工对农民以投资、建言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推动力亦会随之增强。（3）对于新、老两代农民而言，外出务工和村庄认同对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方式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外出务工能促使新、老两代农民选择以投资的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这一作用对新生代农民更强；村庄认同能推动新、老两代农民以投资、建言、监督方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且在新生代农民上的作用力更大。因此，应推动农民外出务工的良性发展、培育与增强农民的村庄认同，并针对新、老两代农民的特点，制定差异化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广措施。     

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

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了外出务工对农村人口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及性别差异;使用质性资料对定量分析结果进行了佐证,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并且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外出和未外出人口婚姻满意度差异不显著,而男性外出务工人员的婚姻满意度显著高于未外出者。形成这一结果的机制在于：当前农村婚姻成本的性别差异、外出后性别观念的变化和对生活艰辛更深切的体会。促进农村外出人口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更需要重视和提升外出务工女性的婚姻满意度。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的农村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显示,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同时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途径难以为继。由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以满足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     

少数民族外出务工人员的社会关系、职业认同及城镇适应性

社会关系、职业认同、城镇生活适应性都是影响新疆维族农民工外出务工的重要因素。研究通过对城镇维族务工人员的调查,获得了605份有效问卷。运用Logistic模型回归分析发现：维族青壮年劳动力主要通过政府组织外出务工,对外出务工职业认同感比较强。但饮食习惯、汉语交流的困难严重阻碍他们长期务工。清真生活困难,降低了城镇适应性;汉语交流困难,导致务工技能提升困难。因而拓宽亲情网络渠道,增强职业认同感,提高汉语交流水平,主动融入城镇生活,是稳步推进维族农民工进城就业的重要内容。     

农民外出务工对收入影响的反事实分析

采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对未外出务工农民和外出务工农民工收入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行为确实具有收入增加效应,由于样本选择性偏误的存在,传统的OLS回归分析方法低估了这种收入增加效应;另外,外出务工对不同外出务工倾向性者的收入增加效应具有强弱区别,其中,收入增加效应最强的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高者,其次却是外出务工倾向性最低者。此研究结论与现时存在的"民工荒"现象说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对解释现时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决策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问题更需要从社会制度视角,综合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洞塘坝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变迁

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外出打工不再仅仅是男人的事情,农村女性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本文通过在湖北恩施士家族苗族自治州洞塘坝村的调研资料,就农村外出务工女性家庭地位的变迁,进行深入的探讨。农村女性外出打工促进了其家庭地位的提高、促使了家庭性别关系走向平等。     

发达省份农村留守与非留守老人养老之比较——基于山东省聊城市386位农村老人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

农村留守与农村非留守老人养老的比较显示,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影响并没有像已有的研究结论揭示的那样严重。研究结论的差别源于研究方法的不同。已有的研究结论多是子女外出务工前与外出务工后农村老人养老状况比较的结果。这一研究方法因无法剔除时间因素的作用,可能夸大了子女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老人养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