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的主静说及其审美情趣

在周敦颐学说中，“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周敦颐主“静”的着眼点在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他将“静”作为人生最高境界。反映在艺术的创造中，多以幽美的自然景物和淳朴的田园风光为审美创造对象，突出表现对象淡雅、洁净、质朴的美学特征。     

论南大吉的心学思想

南大吉是王阳明的高门弟子,年少就立志于求圣贤之道,对心学思想有着深刻的体认和感悟.他认为圣贤之道在于良知本体,提出了“心之良知本一”的命题,同时主张在“体之用”上下工夫,尽力做到“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好善忘势、反身内省;“中心悦而诚服之”;躬行实践、心学治政.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标志着“关学心学化”的开始.     

论明代心学的逻辑发展

心学是明代占主流的思潮,由陈白沙开其端,至王阳明而集大成,阳明后学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在传播王学时偏离了其宗旨,成为王学思想的"异端",王学也因此逐渐走向衰落。明代心学的这一发展进路并不是孤立偶然的现象,而是有它内在的逻辑发展理路,是与它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也与主体的不同境遇息息相关。当然也是理学内部固有的矛盾运动的结果。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关于朱子工夫论的一个问题

综合看朱子的为学工夫思想,主敬涵养与格物致知不可偏于一边,不可拘泥于先后,两工夫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本质上是一件工夫。朱子之所以有时主张主敬涵养为先,有时又主张格物致知为先,实是其因材施教之表现。而之所以会有"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常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论邹东廓的戒惧工夫思想

邹东廓以"戒惧于本体"来继承并发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邹东廓是在经历了"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等工夫进路后,才达到"戒惧于本体"的工夫境界的,并经常以这三个工夫次第开示学者。邹东廓批评了把警惕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警惕是良知本体题中应有之义,戒惧工夫不妨碍本体自然流行。邹东廓的戒惧于本体的工夫进路与王龙溪的心体上立根的工夫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龙溪认为在心体上用工夫只适合上根人,而东廓没有做如此区分。     

宋明理学心性论与佛性论探究——以周敦颐理学思想为例

作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在宋明理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可替代,其对理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证立儒家心性之学.鉴于学界对其与佛教关系探究甚少的现状,结合北宋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的社会背景,由佛性论视角对周敦颐的心性论作相关分析,有助于弥补学界对周敦颐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以及更好地理解北宋儒佛两家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摄.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周敦颐的诗文观及其哲理意蕴

周敦颐不仅是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还是宋代理学诗创作范式的开创者,他对诗文非常推崇,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表达“曾点气象”,“文可以载道”,文道合一。周敦颐的诗作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流露着他所追求的“孔颜乐处”,蕴含着“主静无欲”的深刻哲理。周敦颐的诗歌被后人称为“濂洛风雅”之初澜。也是从周敦颐起,“理学诗”逐渐在宋代诗坛崭露头角。     

陈白沙主静说与道家思想

陈白沙的主静说是其心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理论,而这一理论具有浓厚的道家学说的色彩,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不论主静说的产生、主静所采用的方法、主静所寻求的路径以及最终体悟具有的反求自身、个体实践、直觉顿悟的显著特点,都洋溢着浓厚的道家气息。     

修养论意义下禅学的“明心见性”与心学的“知行合一”

心学与禅学的学理唯有在修养论中才能统一,脱离了修养论而对心学和禅学进行解读是片面的。心学和禅学从一个相同的"心"出发,面对不同的人和现实采取了不同的修养方式。这种不同的修养方式所要达到的仍然是一致的人自身。这种人的自身追求可以作为解决当代社会的分化问题的一个方法。     

阳明心学的境界论意涵

在阳明心学中,境界即本心良知在现实人生中的呈现。阳明以“求尽吾心”成就自我立论,在成己之说的基础上,指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才是至仁的境界,这样从小我上升到大我的仁者天地心境界。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吴承恩与明代心学思潮及《西游记》的著作权问题

本文对张锦池先生否定吴承恩对《西游记》的著作权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本文认为，《西游记》的主旨在于高度弘扬主体人格的同时又要求人格的自我完善，而这一思想明显来源于明代心学思潮。以此为前提，本文考察了吴承恩与心学人物的交游和《吴承恩诗文集》的主要创作倾向，明确了吴承恩与心学思潮的联系，从而在一个方面肯定了吴承恩的《西游记》著作权。     

论王畿工夫论的三个层次

文章以大量的事实,对以为王畿哲学无工夫论的传统思想提出异议。并认为王畿的工夫论分三个层次,即百姓致知工夫、贤人致知工夫、圣人致知工夫。百姓以知识为基础,从有上立根,时时寡欲,从有以归于无。贤人从德性之知入手,保任良知。圣人仍需工夫,但却是无欲工夫,是无工夫中真工夫。     

论共产党人“心学”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的转化与发展

共产党人“心学”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性教育新形势新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出的标志性话语,是对优秀传统心学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理论成果。共产党人“心学”是探求共产党人如何树立初心、守护初心和践行初心的学问,强调“知行合一”,在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阳明心学进行改造的同时,实现了对它的转化和发展。阳明“心学”认为“意念发动处即是行”,强调要在心上做功夫;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修心,要坚定理想信念,形成不想腐的动机和意念,在实践的发端处就杜绝恶念。阳明“心学”认为“行是知之成”,“行”是“知”的完成和存在方式;共产党人“心学”提出共产党人要自觉践行初心使命,要用担当斗争的精神去实践。阳明“心学”认为“知行合一”是人的生命存在的本然状态,“知而不行”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人被私欲隔断心体;共产党人“心学”指明提升党性要“知行合一”,把理想信念付诸于实践,不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     

周敦颐“孔颜乐处”思想新探

先秦儒学既已蕴含"孔颜乐处"的思想,然其后儒学内部并未深入讨论,周敦颐以其独特的理论探讨和为人风格,使得此一问题成为理学家的一个重要关切点和重要特征。周敦颐对"孔颜乐处"的探讨涉及所乐何处、为何而乐、如何能乐等问题;而其理论来源不仅直接与儒家相关,且与佛道两家也有一定关系;其对宋明理学及理学家的精神追求、生活境界都有很大影响。     

张载的大心工夫论

在张载哲学中,心具有客观存在与主观活动、体和用这样的心性两重的辨证结构。张载的大心,就是"复其性"、"复其初"的"心"回复为"性"和"气"的方法,此乃一切工夫的核心。在张载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境界,正是通过大心实现的万物一体的境界。     

论北宋至明中期“主一”思想的演变

北宋至明中叶,"主一"概念受到了较多关注,程颐、朱熹主要阐明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修养工夫论意义。阳明则将"主一"释为心"专主于天理",使得这一概念具有了本体工夫合一的意义。湛若水综合程朱与阳明观点,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说,但其说在本质上表现出二元倾向。王栋对"意"的阐发则推动心学往更为精细化的方向发展。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基于各自的思想背景对"主一"概念展开种种诠释,从而极大丰富了这一概念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