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了”的乡土性及其现代价值——以闫老汉死亡事件为例

“私了”是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是人们基于“礼”与“情理”的理性选择。以闫老汉死亡纠纷事件为例,探讨社会转型背景下“私了”的乡土性。“私了”既能辨是非、分清皂白以解决纠纷,通过“私了”更能获得在乡土社会安身立命的“礼”与“情理”上的支持,〖JP2〗这即是“私了”的乡土性。“私了”的乡土性启示我们,解决纠纷既要立足当下实际,促使当前矛盾合理解决,更要瞄向未来,把解决好当前纠纷当成重修当事人双方关系和重启社会秩序的起点。     

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困境及解决路径--以彝族地区S乡司法所为例

社会剧烈转型时期的特有现实需要我们冷静观察乡村司法实践中纠纷解决与正义表达的方式,司法所作为国家统一法制与规则变迁中处于法治实践的“权力末梢”的司法行政派出机构,对于深刻理解与把握乡村司法表达与实践的策略、纠纷解决的行动逻辑,具有学术研究的典型性。就纠纷解决而言,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也正在淡出人们的视线,法院、政府、司法所等现代化的纠纷解决组织正在全面介入纠纷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博弈,使司法所解决纠纷成为了多种文化、多种组织、多种手段整合在一起的复杂过程。     

司法所纠纷解决的困境与未来

在当代中国，司法所纠纷解决曾一度呈现鼎盛繁荣之势，但仅为昙花一现，旋即开始退化并逐步走向低迷。司法所纠纷解决功能缘何在当代中国的转型时期开始呈现颓废之势？其在当代中国还有无存在的必要性？在未来中国，司法所纠纷解决功能还能否雄风再现？能否在对其重新定位基础上继续发挥固有优势并在转型时期中国纠纷解决机制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些都是司法所纠纷解决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论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

多元利益冲突引发的环境纠纷复杂多样,这要求重视环境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面临“生态化”问题,即应该将生态规律和生态利益的复杂性充分纳入纠纷解决的考量之中。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内在地要求体现“法的治理”、“利益主体商谈”、“相关主体参与”等法治精神。环境纠纷本身的复杂性、环境纠纷司法解决困难重重、环境纠纷行政性措施“失灵”、现有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方式自身不成熟等是当前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生态化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应该着重引导公众生态法治观念革新、建立健全相关立法体系、加强对环境纠纷非诉讼解决机构的引导和监督、建立环境污染损害的监测与鉴定或评价系统、完善多种类型非诉讼解决方式等。     

刘平林，唱响老区和谐平安“四季歌”

有人将农民春播、夏种、秋收、冬藏称之为希望田野上的“四季歌”；有人将教师备课、授课、辅导、育人称之为园丁“四季歌”；也有人将环卫工人日复一日清扫路面、运送垃圾、培育盆景、修剪花木称之为美化城市的“四季歌”。而江苏省如皋市搬经镇副镇长、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主任、镇司法所所长刘平林，一年四季致力于化解矛盾、平息纠纷，维护社会稳定，唱响了一曲老区和谐平安的“四季歌”。     

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完善

我国《政府采购法》在纠纷解决机制上因循了双阶理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兼具行政性与合意性的特征,彰显出双阶理论下社会组织履约阶段完全适用私法纠纷解决机制的不足。在拆分模式下使用双阶理论,为重新构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双阶理论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提供了清晰的逻辑基础,拆分理论在确保社会组织在履约阶段的履约效率的同时,为该阶段提供了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     

传承和弘扬:瑶族习惯法在人民调解中的运用——以广西金秀一起相邻排水纠纷的调解为例

中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继承和发扬中国民间调解的历史传统,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的法律制度。2008年4月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金秀镇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一起相邻排水纠纷调解过程中,借鉴瑶族传统的纠纷处理习惯法,吸纳瑶族固有习惯法的现代价值,圆满地解决村民之间的冲突,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这表明瑶族习惯法在当代中国纠纷解决中是有现实意义的。     

山城街道建立重大矛盾纠纷“听证会”制度

为切实妥善化解重大复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探索建立复杂矛盾纠纷调处“听证会”制度。听证会由街道主要领导牵头，矛盾纠纷所在村居（单位）的领导干部、管区及村干部、部分群众代表、综治办、司法所、信访室、派出所、问题涉及单位负责人和矛盾纠纷所涉及的当事人（或委托代理人）、     

西塞山区的三级民调网络

从2004年开始,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为了化解基层矛盾,在辖区内的八泉街道建立了全区首个街道矛盾纠纷调解庭,并投入运行。调解庭虽然先后调处了多起疑难纠纷,但是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一直处在信访办“走单骑”、综治办“耍单边”、司法所唱“独角戏”的不良局面。为此,西塞山区     

论荷兰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

由过去的团体诉讼主导到现在的团体诉讼、行政性救济与群体性和解并行,荷兰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代表了这一领域的古老"欧洲传统"与最新"制度试验"的结合.通过考察荷兰的群体性纠纷解决机制,我们不仅看到了团体诉讼的功能缺陷,理解了行政性救济的特殊价值,发现了ADR对于群体性纠纷解决可能做出的贡献,而且获得了一种对待集团诉讼的辩证眼光.     

我国行政裁决法律制度:现状剖析与改革前瞻

行政裁决具有性质上的具体性和行政性、身份上的中间性、对象上的民事性及功能上的“准司法”性等特征,这使得行政裁决制度在化解社会纠纷方面具有了专业、快速、经济等独特优势,成为现代法治国家解决社会纠纷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现行行政裁决法律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疏失,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在深入分析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从拓展行政裁决的范围、完善行政裁决的专门机构、改造行政裁决的程序、强化行政裁决的救济等方面着手进行。     

让他三尺又何妨？

2012年7月，湖南靖州县渠阳管委会大桥街社区的两位居民因房屋纠纷来到渠阳司法所。渠阳司法所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来到纠纷现场，实地了解了情况。原来，两家相邻而居，两栋房屋中间有一个过道存在产权纠纷，一家现在翻修房屋，另一家前去阻工，引发了纠纷。渠阳司法所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和片警、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把纠纷双方召集起来进行调解。渠阳司法所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首先给大家吟诵了一首古诗，     

“无为而治”与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范式

＂无为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理念。中国古代民间纠纷解决的基本范式以民间调解为主要手段,以民间习惯为主要依据,以追求＂无讼＂为价值理想。＂无为而治＂理念对传统民间纠纷解决范式具有重大影响。在＂无为而治＂理念的引导下,国家司法权在民间实行＂无为＂,主要运用调解方式,充分重视民间习惯,化解民间纠纷,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效果。社会和谐的价值考量、熟人社会的情理需要、调查取证难的客观要求等,是＂无为而治＂理念渗透民间纠纷解决范式的原因所在。     

“北川模式”与几种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凸显,不断探索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新机制,成为当前法学研究与法律实践中的热点之一。“北川模式”、“南通模式”、“厦门模式”、“陵县经验”、“枫桥经验”是几种有代表性的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通过对它们各自基本内涵的异同进行比较后发现,“北川模式”更符合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要求,更值得借鉴与推广。     

论清代黔东南苗寨的纠纷解决 ——以文斗苗寨词状为对象的研究

清代黔东南因为林木买卖的繁荣,经济不断发展,民间的纠纷增多,衍生了黔东南独特的纠纷解决过程.以文斗的词状文书为对象的研究显示了在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即神明裁判,官府审理,第三方主持下的调解.在纠纷的解决中,不同主体有不同的态度.官府一般将自己摆在一个第三者的地位,不主动插手民间的纠纷,不告不理,且在解决诉讼到官府的纠纷时也依契约与情理结案.民众一般采用调解解决纠纷,即使诉讼到官府也是为调解争取更有利于自己的筹码.第三方则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以及文斗乡间社会的和谐.这些因素共同构建了清代黔东南纠纷解决的真实图景.     

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思考

我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农村纠纷呈现出主体多元化、规模群体化、内容多样化和解决方式极端化的发展趋势。面对不断频发的农村纠纷,传统宗法组织逐渐解体,乡村自治组织日趋弱化,基层行政组织捉襟见肘,基层司法机关力不从心。这要求我们立足农村现实,完善以基层法院为核心的司法解决制度,构建以民调组织为平台的民间调解制度,健全以乡镇司法所为基础的行政解纷制度,建立以当事人为主体的协商和解制度,促进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形成。     

社会管理创新视野下的联动型司法模式探析

“1＋5”庭所共建体系是江苏大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司法参与社会管理、探寻司法运行新规律的先试先行之作。该体系是以人民法庭“1”为核心,联动司法所、派出所、交巡警中队、法律服务所、村（居）民委员会“5”方参与,以“庭所共建”协议为纽带,以矛盾纠纷联动调处、突发事件联动应急、交通事故联调对接、法官德艺监督反馈、法官对接“四员”五大制度为支撑,以涉诉矛盾分析年报、法院专报、司法建议、平安月报四大平台为依托,整合各方资源和优势,变由人民法院“单打独斗”到多方参与“集体防守”的立体式纠纷防控和化解的体系。     

“家父”调停资源植入论

在纠纷解决资源视角下,家事调停资源的投放攸关家事纷争的解决效能。以资源构造论的角度论,借助“家父”劝导性权威的植入,并赋予当事人对调停结果有最终的拒绝权,可获得“家父”介入的正当性资源。如此,克服刚性法条的“法律阴影”下家事调停的局限,响应立法所不能顾及的情理利益取向而充分关照当事人诉求。且“家父”可以发挥常识偏向的知识性资源优势,有效化解规范法学裁判可能造成的与当事人认知信息不对称的尴尬。另,“家父”集合的经济资源特殊优势,为充分化解纠纷提供额外的资源支持。     

社区情理与农村养老秩序的生产——基于鄂东黄村的调查

文章以鄂东黄村的家庭关系和养老实践的经验材料为基础,分析了社区养老情理的内涵,并探讨了社区情理得以实践的社会基础.研究结果表明,具有“小传统”特性的社区养老情理对养老主体、养老时间及养老标准进行了界定,任何违背这一情理的村民都被视为是对“集体情感”的挑战与践踏,整个村庄内的成员会对其进行“群体性惩罚”,村庄舆论的存在保障了社区养老情理有效实践,同时亦促使村庄的养老秩序呈现出良好的状态.     

社会转型时期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成因论略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同质性日益瓦解，各种纠纷繁复，这就使得以诉讼这种单一化的纠纷解决机制既不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其内在的弊害也日益呈显。构建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是当今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也是当下中国的必然选择。其深层原因可以通过下述现象得以透视：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性和现代法治的反思、真理观上由“符合论”向“共识论”的转变以及追求“无讼”和注重“调停”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深度探究其所倚赖的内在成因机制，对当下的法治建设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无疑具有宏观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