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视角下我国性别与传播研究的议题变迁——基于近十年5本CSSCI代表刊物论文的文本分析

通过对5本在性别与传播领域具有较高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期刊近十年发表的相关论文进行文本分析，发现主要议题为三种类型：一是立足性别与新闻业的关系，将性别作为报道主体或报道对象来展开研究；二是考察媒介实践、话语文本中的性别如何被建构；三是关注技术、平台等带来的性别传播新议题。该研究领域的重心从早期研究较多集中于媒介中的性别呈现、女性的媒介经验探讨转向更为关注性别角色的媒介实践及文本话语生成，发现性别权力与媒介、社会、技术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从“媒介研究”到“媒介化研究”的变化。社会发展及性别观念进步带给性别传播研究更丰富的研究议题，但也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     

大众传媒报道中的性别意识偏差

大众媒介传播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多少会受到一些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现象的影响。从社会性别和女性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对传媒中一些表象的分析。挖掘出现代传媒中依然存在的男性话语霸权和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分析了大众媒介中的性别意识偏差给女性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探讨了将性别意识进一步纳入媒体主流意识、促进两性和谐发展的新渠道。     

女性客体化趋势下“厌女症”现象及形成逻辑——基于社会性别的视角

性别二元体制下,女性被置于客体化的位置。本文从三个方面阐释“厌女症”从社会交往中的萌芽、网络媒介中的延展到整形消费中的再生产的形成逻辑,揭开“厌女症”在女性客体化趋势下的现实表现和特征。虽然“厌女症”的形式多变,但不变的是根植于社会环境中的“厌女症”,这一越演越烈的趋势正在成为社会性别平等的绊脚石。因此,借助社会性别视角来揭露“厌女症”的形成、发展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有利于促进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推动社会性别的平等。     

女性报纸的性别话语建构及内在冲突

女性报纸为了突出自己的性别特色,在四个层面试图建构具有女性特质的性别话语：其一,色彩、版式的女性气质;其二,大量的女性人物报道;其三,以女性需求为目标的内容设置;其四,女性视角与女性话语方式。在具体策略上则注重性别化运作,颠覆男女“看”与“被看”的关系,突出女性的职业角色和社会责任感,用女性专家的声音纠正弱势女性的刻板形象。尽管女性报纸努力建构统一的女性话语体系,但女性主义、男权意识与消费主义的纠结,导致其话语内部仍然存在着冲突。如何解决这种冲突是女性报纸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     

“这个女子不一般”:从《满江红》电影叙事看媒介景观中的性别

通过电影《满江红》中“不凡”的女主人公瑶琴在社会关系互动中的表现,分析电影叙事中的性别角色张力,探讨媒介景观中的性别,剖析其何以“不一般”的多元动因。瑶琴在事件化参与中,基于儿女情长和家国情怀所实现的性别气质主体再建,性别边界弱化与性别身份再建,为我们展现了性别在社会建构性之外,还有主体建构性;在新时代媒介景观中,通过女性不但是“绿叶”而且是“红花”的转变,可见“性别—权力”的赓续与重构;同时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女性性别身份在多主体介入下的重塑,反映了当代社会动态调适的性别文化。瑶琴的“不一般”,不但指向她打破传统性别观念等局限,具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忠义、智勇等品质的不一般;而且指向以她为代表的女性,具有主体表达及参与意愿,同时开展主体行动能力的不一般;此外,电影《满江红》在资本与亚文化耦合中建构的女主人公形象,在性别主义、跨性别主义发展情境下的文化主题下同样表现得不一般。     

超越女性主义：新媒介环境下的性别形象建构与消费

权力、身份、形象、建构、消费等一直是女性主义关注和讨论女性问题的关键词.新媒介环境下,传媒对社会性别形象（女性、男性、中性）的建构采取通吃的方式,已超越了女性主义关注的视角.在传媒消费主义视野与逻辑下,文章分析了我国传媒“男性、中性乃至第三性”的性别形象建构,指出其中的弊端并做出学理批判,认为新媒介环境下,作为性别平等的公共领域,传媒应本着真实、客观、公正、平等、开放的专业主义视角进行社会性别形象建构,以推动社会性别文化建设的健康与和谐的发展.     

性别的媒介形象对比研究——以电视广告为视角

以电视广告的内容分析为基础,从广告人物的身份、角色类型、性别关系三个方面对比考察性别形象在我国电视广告中的表现和新近演化,结果发现:男女性别形象在电视广告中都被商业化,既强化了社会性别的"刻板成见",也给传统男性形象带来了挑战,并启动了现代新女性形象的传播,总体上呈现为渐进的多样化的性别形象扩展。     

普利策新闻奖特稿中的性别与女性形象传播——基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

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视角,以1979～2008年度普利策奖新闻特稿奖作品为个案,对普利策奖特稿长达30年的性别与女性形象传播进行了探讨和分析。研究发现：普利策奖新闻特稿奖作品中的女性新闻人物多为受犯罪伤害和病痛、贫困折磨的女性,以弱势群体、下层阶级为主,呈现出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整体形象,选题多与生、老、病、死相关,悲剧居多。其中不乏闪光的女性形象,反映了弱势女性的抗争进取和美好心灵。女性所受的伤害多集中在男性暴力、种族压迫、经济穷困、暴力凶杀等方面,暴露了美国司法系统的一些重大缺陷和社会救助系统的不完善。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对女性和性别传播重视,尤其是对女性生存状态非常关注。这种关注与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潮有极大的关联。     

农村婚居模式与性别偏好

对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报告进行文本分析,由此可见新时期党和国家及妇联组织对女性群体的期待与要求,发现“新女性”是这一时期女性社会性别的核心概念。新女性具有以“四自”精神为基本特征的精神特质,承担社会与家庭角色交融的复合角色,发挥道德示范与情感传递等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新女性形象折射出一定程度的性别刻板印象。     

性别意识与影像呈现——电视相亲类节目的女性主义批评

电视相亲类节目在提供“相亲交友机会”和“娱乐消费”的同时,也从栏目设置和剪辑上传递出当代文化背景下的性别理念。采用女性主义视角,通过对舞台影像设置和节目流程的分析,探析电视相亲类节目的性别关系定位和对女性形象的媒介塑造,指出相亲类电视节目在看似女性把握话语权和选择权的背后,传递的依旧是对传统“男权中心”观念的妥协和依附。以男性为话语权力中心,对女性的窥看、“筛选”与“刻板印象”塑造,以及女性群体以展示容貌身体来吸引或等候“白马王子”救赎的心态,通过娱乐至上的节目方式传递出来,在包括众多女性在内的收视群体中得以潜移默化,形成女性主体意识的集体“陷落”。     

论赵宝刚“话题电视剧”的性别建构

现代媒介在性别知识、性别影像的建构与传播中存在着将男女两性形象刻板化的倾向,影响了健康合理的现代性别形象、性别关系的建构。赵宝刚的"话题电视剧"对现代社会两性形象、两性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打破了传统二元对立的性别结构与性别秩序,试图建立多元并存、平等和谐、互为主体的现代性别关系与性别秩序。     

媒介传播中的女性形象及成因

媒介描述的女性形象未能反映出多样化的、真实的社会现实,存在着对女性的忽视、固定成见、性别歧视等问题。媒介用一维视角反映多维的女性形象,夸大与变形传统价值观念,造成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失真、扭曲。本文从媒介报道的性别分布状况、媒介的结构与体制、社会价值观、社会现实四个方面分析了造成女性形象失真的原因,表明媒介树立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性别视角下的都市女性形象辨析

由于文化观念和性别立场等方面的不同,男女作家在塑造都市女性形象时呈现出鲜明的性别意识,形成男权话语和女性意识下对都市女性形象的不同观照。男权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赎罪主题的言说、父亲形象的无形强权与文本细节的失衡等方面;女性意识下女性形象的塑造主要表现在缺席的男性、渴望对话的书写与温情述说的立体感等方面。从文本得失看,保持精神自由及写作话语的超性别意识应成为今后塑造都市女性形象的努力方向。     

拟态环境与多彩贵州旅游形象传播

大众传播构建了贵州旅游的拟态环境,由于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从结构化向非结构化转变,引发了贵州旅游形象的争论：从神奇贵州到国家公园省,从文化千岛到多彩贵州。多彩贵州在多方的争论与博弈中脱颖而出,其关键便在于它是贵州旅游拟态环境的最佳表述。本文诠释拟态环境与多彩贵州旅游形象,通过旅游标示物的传播和旅游拟态景观的塑造,更好更快地推进多彩贵州“文化旅游发展创新区”的和谐发展。     

内容、技术与基础设施的三维融合：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的概念内涵与价值意义

女性媒介素养被认为是应对媒介空间中的性别暴力、推动女性充分平等地运用媒介进行社会参与的一项基本能力。在深度媒介化时代,女性媒介素养不再仅仅意味着批判性审读媒介内容的能力,更囊括理解当下传播环境背后的物质基础和底层逻辑,以支持她们通过实际行动为自身赋权的能动实践。具体而言,可以围绕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技术实践”和“话语建构”这两个视角将女性媒介素养概念经验化：一是积极介入媒介基础设施及媒介产品的分配、设计和使用以及深度参与过程的能力;二是理解围绕媒介基础设施所展开的话语建构,深入挖掘其背后所反映的特定社会文化意涵的能力,由此理解女性媒介素养的深层内涵,以提升女性群体的主体意识并改善其生存状态。     

思想政治教育传播效度的消融与重构——以网络拟态环境为话语空间

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思想政治教育可以看作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信息流动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以分为现实环境和拟态环境两个部分。网络拟态环境作为拟态环境的时代性产物,是网络对各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后向人们提示的环境。其信息传播的广泛化、构建主体的多元化、形成主题的多变化、控制主体的大众化等特征分解和消融了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的"中心性"、"主流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参与网络拟态环境的议程设置,加强对网络拟态环境的"把关",开展媒介素养教育来重构其在网络拟态环境中的传播效度。     

性别视野下的解放战争题材小说

解放战争题材小说是十七年（1949-1966）文学革命历史小说的一部分。从性别视角可以读出解放战争题材小说蕴含着战争与性别关系的思考,某种程度上表现了作家对具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当代女性形象的一种审美想象。《保卫延安》偏重男性主体群像塑造,是一部男人的书。《红日》《林海雪原》在展现女性形象主体性色彩的同时,对女性身体的修辞渲染未摆脱传统性别文化将女人视为被看的观念。《百合花》的审美价值则标志着女性作家在写作中超越有限后所能达到的高度。     

“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谈起

性别差异是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的基石。该理论认为性别差异贯穿于传统翻译的整个过程,主要体现在“翻译的性别”和“性别中的翻译”两个方面。翻译的性别被定义为女性,为女性进行翻译研究提供了隐喻性的思维框架;而性别中的翻译主要关于两性译者对于译文不同的贡献,尤其是“双性同体”翻译思想的提出可以纠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过激之处。     

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

媒介技术构建媒介社会,媒介信息让受众从拟态环境中获得对世界的看法,建构个体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培植行为方式,改造固有文化。媒介化社会中人们消费着"符号",消遣着媒介镜像,"真实"与"虚拟"被媒介深度模糊,个体与社会在传播与传递中被建构。     

技术何以“赋权”？——人类的技术与社会性别实践

在性别研究中，人类发展中的技术并不是性别中立的，而是具有典型的男性特质，女性被安排为技术边缘群体。这种固有的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认知具有深厚的传统并成为刻板共识。但在新媒体等新技术发展的环境下，一种乐观的看法是弱势人群特别是女性由于技术接近和使用的可能性增加，从而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或社会参与权。但现实中女性在技术使用与技术占有方面存在障碍。从人类历史上的技术性别归属、技术的性别分层与性别气质、新媒体与女性赋权以及赛博格的性别重构等方面对技术与性别的关系进行探讨，有利于审慎看待新环境中的“赋权”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