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经验·认同

灾难是文学永恒的母题，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灾难的爆发，都会或隐或显地促进文学创作。如今新型冠状病毒发展为席卷全球的疫情，成为新世纪以来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巨大灾难。面对复杂的“问题化”现实，我们不仅为文学在此刻重返现实、介入现实而感到庆幸，更重要的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观照灾难文学书写传统，思考灾难书写如何在兼顾审美性的同时把握好个体创伤、集体经验和认同构建这三个重要的维度，从而以诗性之思的文学语言艺术地呈现疫情与人类、社会、族群以及个体命运之间的多元隐喻关系。     

“寻根文学”与民族认同的建构

民族化是中国近现代文学所着力表现的主题,而1980年代勃兴的“寻根文学”也正是民族认同的文学话语建构。它是审视本土文化传统并受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尤其是西方文学艺术中对原始的崇尚与从原初寻根的潮流影响下的产物;它对民族认同的建构主要表现在神话叙事、文学传奇写作以及民族化语言与寓言式创作等文学话语层面;同时作品也表现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的暗示与书写。然而,寻根文学在民族认同建构方面仍显不够,不仅表现在需要深入的同时却嘎然终止,同时也有着对民族劣根性的过分暴露等。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及审美演变——从《乔厂长上任记》到《那儿》

“改革题材小说”中的文化认同经历了“乔光朴”式的强烈民族文化认同,中经“印家厚”式的家庭伦理认同,“康伟业”、“林珠”式的跨国文化认同,“吕建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最终发展到“朱卫国”式的社群伦理认同的危机及宗教式认同.“改革题材小说”中文化认同的蜕变使作品的审美品格经历了从悲壮、情调叙事、悲凉到悲剧的演变.然而这样一种历时的、被动地依据时代和社会变革书写文化认同的方式体现了“改革题材小说”的缺失.《古船》以史诗般的审美风格体现了文化认同的构建必须纳入到对自我与现实的双重超越,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并不失文学审美特质的综合性思考框架之中.     

新疆当代小说创作状况的回顾与反思

新疆文学显示出民族、地域、文化等彼此纠缠的文化症候,而边地文学互动与文化认同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表现尤其突出。创作群体的多元化、民族作家的加盟、从典型到多元书写进一步促进了新疆文学的发展。富有特点的是,新疆文学的题材越来越多地深入到历史的深部。     

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

文学“乡土”在本质上是个体认同的构造。文章以“文学豫军”的官场书写为例,分析地域文学中的官场话语与“中国”层面上的启蒙话语的纠葛,探讨官场书写的中原模式,包括:官场书写的诱惑与诉求,中原“头人”的塑造,以及在官场矛盾救赎中体现的地方创伤思维与文化意志等。     

中国当代文学疫病书写考察

中国当代文学对于麻风病、甲肝、“非典”等各种各样的传染性疫病都有所书写,记录了中国人民与疫病抗争的不屈画面,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影像。从表现对象上可以分为三种情形,一类是以历史上发生的疫病为背景进行的文学书写,一类是以想象的疫病为题材的寓言性书写 ,还有一类是对现实生活中疫病的直接书写。作为一种非常时期催生的非常文学,抗疫主题文学持守一定的叙事伦理,具有特殊的文化功能。抗疫主题文学除了具有文学的审美功能之外,还具有记录历史、建构文化记忆、反思灾难、审美救赎等文化功能。     

书写一种“个别文化”——评黄青松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

黄青松的长篇新作《毕兹卡族谱》,书写的是一种特殊的“个别文化”。小说不仅呈现出毕兹卡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将故事讲述与作者阐释同时在文本中展开,以一种综合的形式试探文学写作的限度。《毕兹卡族谱》在处理少数民族生存经验的“常”与“变”主题时,既显示出黄青松的文化自觉,也清晰地标识出这一题材的写作症候。     

景颇族诗人晨宏诗歌的本土意识和文化认同关系

诗人晨宏是景颇族作家文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诗歌题材多涉及民族生活,并“记录”和“储存”了许多属于自己民族独特的现代性体验。浓郁的本土意识是晨宏诗歌的显著特点,他在本土意识的书写中实现着对自我民族文化的认同。晨宏善于写“树”,并在其中完成了诗人自我形象的塑造。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发展现状及其对策分析

作为中国纪录片一大类型,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获得了迅速发展,它既再现了少数民族地区风土人情、多彩文化和重大历史事件,又记录了少数民族普通人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和社会变迁,对中国纪录片艺术进步以及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作出了贡献。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承载着少数民族和中国国家形象,它的广泛传播有利于文化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和现代化建设。针对当前历史语境和传播技术条件,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可以从传播渠道、国际交流、政府扶持、摄制队伍建设等方面寻求突破与发展。     

灾难救助与应灾能动性的人类学思考

结合近年来国内外人类学对灾难救助研究的民族志案例与理论反思,本文主要讨论灾难救助对受灾群体在生态、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变迁所产生的复杂的影响,并重点分析灾难救助讨论中的三个核心层面:灾难救助作为人道主义礼物的政治性、受灾人群"受害性"的塑造以及受灾人群在以上两种情况下所展现出的能动性。通过对嵌入在灾难救助和恢复重建项目中的历史、话语、政治和社会关系的考察,本文指出,对灾难、灾难的损失以及受灾者的认知和操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灾后救助的效力,也深刻地影响着受灾人群身份认同和社会生活的改变。     

多民族文化语境中的民族作家“身份”——以我国台湾原住民作家为例

“第三空间”这一概念的引入或许会让我们对新的情境下的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有一个新的认识,这也许是对游走于多种文化语境中的作家所处境地的相对比较契合的描述。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作家这种不确定的民族身份认同使之具有了不同于主流作家的视角。作家们跨越民族、文化、语言边界的“游走”体验通过写作表现出来,为读者构建出一个杂糅型的民族和文化的“第三空间”。多民族文学会通场景中,民族作家的身份认同亦可表现为多重性与杂糅性。这应该是少数民族文学界对当前现实语境应有的认识。     

“重述”历史与文化民族主义——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重述历史的深层机理探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多元文化间的冲撞、竞争与融合,使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严重的消解风险。出于一种文化自救和族群身份认同的需要,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以重述历史方式确证自我民族文化特质。由于对抗性书写立场和二元式思维,历史叙事陷入"怀旧"性身份政治之中。考察这一现象的知识谱系及其意识形态,是阐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重价值空间的必要视角,也是观察这种书写现象基本走向的切入点。     

民族文学中的"伪民俗"书写

"伪民俗"是一种民俗的虚构与发明,在民俗世界中并不罕见.在文本中,作家摹拟民俗也是民俗与文学常见的互动关系之一,其产品是"伪民俗"书写,尤其在民族文学文本中常常出现."伪民俗"形成了文本的"景观化",参与建构了文本的文学效果."伪民俗"书写出现在文本的各个层面,构成了文本的"场面""段落",形成了"情节"和"母题",形成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它还标识了作家的文化身份和民族的文化语境,并产生了突破文本之外的动力,甚至成了生活世界的"涵化"力量.民族文学文本中的"伪民俗"书写是一种"系统的文化干预",其展示过程接近"社会戏剧"和"表演",具有"误传"和"神秘化"的文化策略,同时通过文学"前台"拉开了与"后台"的距离,提供了某种意义上民俗的"文学真实",也对民俗本身起到了唤醒和激活的作用,我们应该更为立体多元地看待这一问题.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当代民族文学启蒙叙事的现代性迷思——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的一个考察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在经历了依附于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武启蒙和新时期现代性意义上的批判性启蒙以后,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强烈的身份书写使民族文学的价值立场和审美视野日益后撤.民族文学走向了一条反启蒙或者说启蒙的悖反之路.考察民族文学书写症侯并分析其根源,正确处理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民族性与现代性、"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学"等的关系,建构多元化的普遍主义价值观已成为民族文学书写取得突破的根本问题.     

一体化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二十七年时期”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研究之一

［摘要］“二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认同倾向,这与代表了先进政治文化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推行的一体化文学进程密切相关,尤其与为了促进并维持一体化文学格局而制定的各类文艺方针政策密切相关。这为今天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文化霸权下的认同与错位——试论"皇民文学"表现形态之差异及本质蕴意

“皇民文学”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已成定论,但对“皇民文学”作品的评价却莫衷一是。尤其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台独学者,甚至出现美化“皇民文学”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皇民文学”的表现形态及具体作品,作出一番梳理。从文化阐释角度来看,“皇民文学”表现出了在异族文化侵略下的民族认同与错位,体现出一种反文化特质。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新世纪文学视域下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

中国形象的诗性书写是新世纪文学一种新的表意动向。这种书写实际上是一种重述中国的文学行动，它重构了中国经验与中国故事的讲述方式。这种诗性书写是通过回归与激活传统美学而实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美学风格是它的基本资源依凭。美好人性人情、具审美现代性质素的文化乡愁与故乡记忆、具形而上性质的精神境界与意义世界、神秘地域文化与民族神话叙事等形构了中国形象诗性书写的审美意涵；在艺术形式与话语风格方面，这种书写氤氲着一种古典美学趣味，表现出鲜明独特的 “中华审美风范”。从深层文化意味来看，这种书写是新世纪文学关于中国形象的灵魂书写与精神烛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