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村改居社区反腐治理创新研究

受结构变化、管理滞后、监督不力等影响,村改居社区腐败形势相对一般社区更为严峻。社会资本以价值观、信任、制度等为基础,在社区反腐信息共享、精神铸造、行为促进、网络规范、秩序维系等方面有独特功效。鉴于村改居社区信任与道德规范社会资本、现代性社会资本、组织性社会资本等方面不足的现实,需要从居民素质培育、集体行动网络建构、现代性社会组织开发及制度建设推进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本的优化,达到促进反腐主体自觉和扩展反腐行动网络,从而提升村改居社区反腐效能之目的。     

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制度间博弈对社会结构之影响

本文是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的动因探索:通过社会行动的法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关系解读》一文的基础上所做的更进一步的研究,仍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主体行动为支点,在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与法律之间搭建桥梁,并通过主体行动实践在这几者要素之间的博弈分析,揭示非政治公共领域主体是如何通过行动实践促使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从而进一步探索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转型之潜在动因,并试图对社会行动理论做更深入的诠释和研究。     

社会资源与行动网络：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

在农民抗争中,精英型意见领袖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作为一种核心力量存在于抗争行动的始终。他们通过运用自身的社会资源,合理建构抗争行动的意见框架,广泛动员与事件关联的共意群体,最终达成行动网络的联结。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逻辑还表明,村庄善治关键在于精英型意见领袖的抗争,其抗争成败的关键又在于其所掌控的社会资源,而社会资源的意义建构取决于村庄社会认同,取决于村庄结构。所以,有什么样的村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精英型意见领袖。     

网络视域下党反腐倡廉建设的现状与路径选择

信息时代下,网络反腐在党的反腐倡廉建设中具有参与主体广、信息传递快、舆论监督压力大等优势,对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有重要的作用。随着人民群众反腐期望值的持续上升,新时期党的网络反腐工作也遭遇了许多困境:网络监督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缺乏完善的执法制度规范;网络的隐蔽性和匿名性容易导致网络暴力,伤及无辜;网民的非理性参与行动容易破坏社会的安定团结。深入推进新时期反腐倡廉建设,一方面需要积极应对,充分利用网络新兴技术形成新的监督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正确认识网络反腐的局限性,加强制度创新,实现网络反腐与制度反腐有效对接。     

网络反腐:问题与对策

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型的反腐败模式,具有结构扁平化、主体多元化、过程互动化、监督主动化的优势,是对传统反腐模式的有益补充。我国网络反腐目前尚处于初级阶段,为此,对我国网络反腐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针对当前网络反腐中存在的网络信息真伪难辨、网民素质良莠不齐和网络法规体系滞后等问题,着重探讨了完善网络反腐工作的对策思路,从制度、技术、互动等维度去规范与引导网络舆论与民间舆论,以期对实现网络反腐规范化、理性化、科学化有所裨益。     

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及其解读——以陶村的土地纠纷为个案

该文以陶村土地纠纷为个案,从抗争参与主体和抗争事件过程两个维度对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遵循何种逻辑、该逻辑何以可能、效果如何及何以应对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价值-利益回归构成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的演进逻辑;基层党群关系矛盾与村落权势阶层兴起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空间,压力型维稳体制、同心圆式政治权力结构为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提供了重要机遇;底层社会激情抗争具有组织化程度低、情感性动员强特征,是一种工具性为主、情感性为辅的非政治对抗的利益规则意识;防范利益诉求向价值诉求转变,是化解底层社会激情抗争逻辑演变的重要关键点;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并不能完全解释当前中国底层社会激情抗争演进逻辑。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和实证分析——以Q市水费缴纳行为为例

依据奥尔森的"搭便车"理论和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模型对Q市一居民小区的水费缴纳行为调查研究表明:集体行动的形成取决于成员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并依赖于组织中公认权威的号召与带领;集体行动困境的最终解决需要领导权威将成员的共同利益转化为一致的利益偏好和行动取向,从而消除成员的"搭便车"心理,采取一致行动.     

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建构——基于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的分析

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依赖于行动者对于“事件”的意义建构。运用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分析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具有一定的解释力。网络环境下,信息发起者、行动参与者与媒体相互影响,对事件进行着动态性的编码和解码,不断地赋予事件以意义。网络集体行动的意义构建中很难截然分开编码者和解码者,事件的编码经过多主体的共同努力,而解码方式呈现多元化。网络行动者在彼此的互动中不断地构建并完善事件的意义,推动着集体行动的发展。     

论公共领域视角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务微博话语权研究系列之七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互联网络技术成熟、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又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一个公共领域,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存在着缺乏理性的参与主体、缺少反馈的单向传播、增加信息传递的失真等诸多不足之处,应从队伍建设、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机制完善等多渠道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规范和建设。     

私人利益与公共行动：集体行动中积极分子的参与转变— —基于A市业主领袖的考察

在集体行动中,领袖或积极分子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责任感、团体压力、个人利益和制度排斥等因素会导致积极分子的出现,但这些因素并非固定不变的。基于对A市业主积极分子群体的考察,本研究发现一些业主领袖基于自身利益、责任感、公益心或群体期望等因素投身于公共行动中,很多情况下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同的业主积极分子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天平上的倾斜方向、倾斜时间与倾斜原因不尽相同。一些领袖和积极分子在遭遇到挫折后,会产生"失望"情绪,进而退出公共行动或改变行动策略。这表明影响集体行动领袖的因素通常是混合多元的,随着情境的变化,领袖们会重新调整他们的行动目标,进而改变行动模式,这会影响他们与其他业主的互动和群体团结。借助赫希曼关于"失望"的理论,本研究加深了我们对集体行动积极分子在私人和公共行动之间参与转变的理解。     

试析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培育

网络舆论引导是现代社会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培育网络舆论引导主体是提高网络舆论引导实效性的客观要求。网络舆论引导主体的培育应从完善社会公共权力机构的公信力、建立健全互联网法律法规体系、落实网络舆论引导执行主体社会责任、开展网络伦理道德教育、培育人格独立的理性公民五个方面展开。     

制度紧张、乡村分化与农民环境抗争——基于湘中农民“大行动”的个案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农民环境抗争不断爆发而多数未能实现其抗争诉求。案例中,受到环境侵害的易村农民通过"结盟"与"树敌"、"依法"与"依势"、"示弱"与"示强"、"求内"与"借外"等多元抗争策略,试图借助政治机会、伦理道义、外部资源等提升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然而,政治文本为农民环境抗争提供的政治机会在实践中被地方政府以无既定规则的非制度化应对策略予以封闭。同时,地方政府、污染企业以权力和金钱为媒介不断在乡村社会中拓殖所形成的权力结构,极大地消解了农民集体行动的意愿和能力。由于国家与农民之间缺乏有效联接和制衡机制,农民环境抗争大多处于孤立无援、进退失据的困境。     

基于结构功能视角的网络反腐研究

“互联网+”思维为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高维媒介，契合了民众反腐的快捷、低风险倾向，深刻地影响着反腐败制度设计。网络反腐利弊共存，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可知，某些社会结构中已有因素具有以下功能，主要包括提升公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和能力，加强社会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提高发现和遏制腐败行为的效率，实现价值引导和促进廉洁自律等；而另外一些社会结构因素却可能导致网络反腐发生功能异化，即产生负功能，主要包括侵犯他人隐私权，恶意诽谤、打击报复他人，增加政府查处腐败的成本和难度等。基于上述思路，提出加快网络法制建设，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加强网络反腐意识保护等措施，促进网络反腐正功能有效发挥。     

软性话语抗争：青少年公共参与中的网络语言使用研究

在中国互联网的舆论环境中,青少年在公共参与时经常使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本研究选取“95后”“00后”的青少年作为研究对象,对其在公共参与中,通过网络语言的使用、传播与扩散,进行话语抗争的过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青少年在公共参与中使用网络语言进行的话语抗争,是一种软性话语抗争。它是在青少年个体的表演、群体的围观、整体的惯性中逐渐形成、扩散和被“包装”的,具有底层性、弱者武器性质的一种日常软性话语抗争。它开始于话语,也往往止步于话语,而不是像“传统”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中,话语作为抗争的可调用工具或文化要素,或者作为一种延伸。青少年的这种软性话语抗争,从语言角度投射了中国青少年在公共参与语境中的复杂处境。     

乡村社区性公共物品自主供给的社区基础

基于乡村社区性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行动出发,结合文献分析和实证探讨,认为一个乡村社区要实现社区性公共物品的有效自主供给必须依赖这样的社区基础：既具有内、外社会关联,又具有一个公共权威中心。其中内部关联能使社区形成一个共同体或多个功能不同的共同体的联合,建立在共同体内部的规则、意识、道德等能够构成一个激励的环境,克服社区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困境,形成公共物品生产中一致行动的能力;外部社会关联能使一个乡村社区从外界获取资源和行动能力,而公共权威中心是使社区成员各种利益相关化的一种力量。     

中国网络反腐现状及其对策研究——基于10个典型网络反腐案例分析

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网络技术不断融入到反腐大潮之中。通过对10个典型网络反腐案例的分析,可以从共性中反映出网络反腐是公民社会普遍认同的体现,且具有反腐的高效便捷性,能减少举报风险。同时,网络反腐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基于以上因素,笔者从宏观上构建网络廉政文化、中观上完善网络反腐制度、微观上提高网络反腐主体素质等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互动的经济考察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是互为作用和动态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是在假定为理性经济人角色的情形下,在公共领域中的交流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在自身内部同样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对网络舆论来讲,网络大众的集体行动具有凝聚力是经济性的选择;对刑事司法活动而言,司法主体决策机制的合理构建与运行是经济性的选择。当二者相遇面临利益博弈时,刑事司法主体放低理性的姿态,网络大众收敛感性的冲动,主张平等话语功能才是二者良性互动产生最佳经济性的选择。     

论政府在环境保护集体行动中的责任——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的启示

良好的环境是全社会的公共物品,需要社会中的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来获得。但是,如果没有选择性激励机制,集体行动往往会陷入困境,即所有成员都搭便车等待他人行动,结果集体物品得不到满足。我国当前在环境保护过程中,正存在这种困境。社会大众、企业组织、各级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都存在着较为普遍的搭便车现象,在选择性激励机制不健全的情势下,使得环境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地供给。政府的责任便在于加强环境管理职能,为各类成员提供有效的选择性激励制度。     

我国网络反腐中公民参与的完善

网络作为公民反腐的新阵地,有利于公民行使对政府及其官员的批评建议等个人权利,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公民意识的增强。我国网络反腐中的公民参与仍存在着一些公民参与行为不规范等问题,宜采取以下对策加以完善：提高公民参与素质;完善网络反腐的相关制度;政府积极推动官方网站建设,加强其和民间反腐网站的合作。     

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及其规制——社会契约论替代路径下的中立审视

在罗马法传统理论与自然法学派观点里,贪腐是对社会公正的破坏,是一种反社会契约的行为,而公众的道德力量会对不公正作出价值判断,这种公共理性在当前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为网络反腐。罗尔斯整合的社会契约理论构建了公众关注社会公正到正义的修正,而斯密却引入了"中立的旁观者"来警惕和审视"民意暴力"和"小众关注",网络反腐可能侵犯其他公民隐私权及名誉权等。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有着其特殊的行为构造,其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有侵权生成的原因。从"中立审视"的角度可探寻网络反腐中规制侵权行为的四个理论依据。必须从意识、制度、法律、总量四个层面来规制网络反腐中的侵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