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寓言”——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观评析

在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文学的反思中,詹姆逊提出了“民族寓言”的概念.作为第三世界文学一种流行较广的隐喻,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解读这一范畴: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理论在第三世界“民族寓言”中的反映,即文本的“民族性”与“寓言性”;詹姆逊对知识分子在“民族寓言”及世界文学中重要作用的强调;詹姆逊对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的重新诠释.结合这一概念的社会现实与历史语境,分析了詹姆逊的世界文学重构观念及其理论前瞻性与局限性.     

理论的乌托邦——评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思想

詹姆逊从后现代文化理论出发,提出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概念,指出第三世界文学具有“民族寓言”的性质.文章分析了该观点提出的历史语境,对“民族寓言”的本质观念提出质疑,评析了詹姆逊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重新阐释,认为詹姆逊“第三世界文学”的建构努力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理论的鸟托邦.     

詹姆逊的乌托邦文学观及其理论意义

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立足于乌托邦和人类文化的展望,从他的认知图绘的思想框架出发阐释乌托邦观念,对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共生关系提出了深入的理论思考。詹姆逊的乌托邦观念是一种前瞻性的理论,这种前瞻性的理论构成了他文本叙事中的动力,并体现出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功能。詹姆逊在乌托邦观念引导下的文学理论观念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是促进当代文化理论不断走向深入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潜源。     

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及其反思

詹姆逊认为技术是社会关系的寓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因特网为代表的新技术不仅是社会关系的象征,更创造了人类关系的一种新模式。它在“颠覆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拥有“重塑主体性”的力量。詹姆逊之所以认为技术是社会关系的寓言,一方面在于他以技术的革新和进步为标志划分资本主义各阶段,凸显了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后现代文化与新技术的不可再现性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寓言的形式凸显技术在后现代社会关系中的隐秘性。詹姆逊避免对技术做出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这也使得他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呈现出一系列矛盾。在新时代语境下,反思詹姆逊的技术寓言观,有助于促使我们思考当下中国如何使用好和控制好技术这把“双刃剑”的现实问题。     

詹姆逊对歌德的“世界文学”的解读

詹姆逊从其“第三世界文学”观出发,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提出了新的看法。他强调第三世界文学与第一世界文学的政治性抗争,前者具有的“民族寓言”的性质,凝聚着强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他指出,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本意被曲解,应该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接触的角度来看待来重新审视“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应该是积极地介入和贯穿每一个民族语境,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环境或民族文化之间接触和交流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     

越南文学的主体性与“第三世界民族寓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当代解释

从越南文学史来看,詹姆逊提出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实质在于强调第三世界民族文学的主体性,是世界文学时代马克思文论的新观念。"寓言"首先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文学话语特性的象征,也是其主体性的表征。越南13世纪起的"字喃文学"到20世纪现代文学的各流派,都是在建构民族文学主体性的话语。其次,"寓言"是对第三世界文学的总体性特征的描述,也表达了各民族主体性的核心价值观念,"第三世界"总体性与世界文学有同一性也有独立主体特性,两者并不冲突。最后也要说明,用后精神分析的"政治无意识"、"力比多"等话语范畴是詹姆逊个性话语的表述,并无亵渎第三世界文学的含义。     

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辨析

美国当代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1934一）因其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扬名学术界。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批判,体现出了某种反后现代的立场;又赞同并采用后现代观点把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理论化为一种形象的、类像的、片断化的、拼凑式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体现出了某种亲后现代的立场。在这种“亲”和“反”的辩证统一中,詹姆逊艰难而努力地调和着后现代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是有些后现代立场并不相容于甚或有损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彼此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因此说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是对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艰难的调和,是游弋于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一种理论形态。     

民族的寓言：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的冲突与融合

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靠本民族自身的纵向积累与进步,及其与世界各国外来文化之间的横向交流而得以发展壮大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倡世界文学理想。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与库切,其作品《蛙》与《耻》均通过描写生态环境现状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冲突与融合,折射出社会现实与人文关怀。莫言的《蛙》,通过讲述作为乡村医生的"姑姑"所推行的新法接生与计划生育,反映新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批判性话语的婉转表达。给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约束者以启示,对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又具有人文关怀的生存方式的反思与探索有一定的价值与意义。同样,库切的《耻》通过描写大学教授卢里因绯闻被学校开除和女儿露西在农场被黑人强暴的事件,展现了殖民主义给新南非人民带来的身心痛苦与生活困境。同时,前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也都在努力为后殖民社会的和谐重建、友好共存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本文试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学寓言性的视角浅析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中关于人如何救赎的问题。采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试图阐发作品中隐含的文化意蕴,将人的罪恶与救赎和意识形态批判结合起来进行考查。从莫言的《蛙》与库切的《耻》故事表层上看,均表现了人们的赎罪心理,两部作品具有深刻的寓言性。詹姆逊关注寓言对当代的作用,而小说《蛙》与《耻》则通过讲故事给人以启示与反思,人们都在共同努力为民族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有益的尝试。同时,对当代世界范围内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建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新模式的尝试——詹姆逊《政治无意识》之文本解读

文章通过对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的读解 ,认为作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所做的综合创新颇为成功。詹姆逊创造性地批判吸收了西方多种社会思潮的精义 ,基本上完成了对具有总体化特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阐释学的建构。《政治无意识》不仅摆脱了以往“左”派文学理论“庸俗化”的倾向 ,而且赋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新的活力 ,使之具有了更广泛的适应性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寓言理论评析

詹姆逊将作为文体学概念的"寓言"改造为一个艺术存在范畴,认为寓言是一种再现模式,是文本不可再现历史的再现方式。历史的文体化必然走向寓言化,对文本的阐释也是一种寓言式重写。在詹姆逊的寓言理论中寄寓了詹姆逊诗学的文学理想和政治期待,这是其诗学的一个重要特色。     

“民族寓言说”之谬及鲁迅作品在美接受的现代性问题

詹明信1986年论文《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将鲁迅作品《狂人日记》定义为民族寓言的典型,并论断"第三世界文学都是民族寓言",弱化鲁迅作品中的文学内涵。本文在梳理鲁迅作品在美国的接受现状的基础上,分析"民族寓言说"的内在文化逻辑,并进一步指出其谬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鲁迅作品中的现代性诉求所作出的有意识的误读,以及对这种误读行为的无意识效仿,表现为"被忽略的现代性"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一种方法的源起——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

本文从内、外两个层面探讨了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源起,分析了詹姆逊介入"后现代"讨论时的理论现状,指出詹姆逊的独特之处他从历时和共时两根轴线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进行了合理的定位,说明了文化中连接个人幻想和社会组织的"政治无意识";他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认知测绘"的模式揭示了个体的、互不相关、毫无意义的文本中所隐含的历史意义,用寓言的方式表现出文化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辩证关系.     

詹姆逊与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的三种视角

中国大众文化研究有文化批判、历史主义和“新左派”三种视角。这三种研究视角都不同程度的借用和改写了詹姆逊大众文化理论中的术语与观念,文化批判视角研究者以精英主义的立场接受了詹姆逊对于大众文化商品属性的彻底批判,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则对詹姆逊的辩证态度进行了一定的变异,站在进化论立场对中国大众文化所具有的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用积极肯定,“新左派”视角基于政治与阶级的立场,部分接受詹姆逊的阶级观念对大众文化的阶级属性做了分析。从这三种视角所依赖的理论路径与本土话语,可以见出中国学术界对于詹姆逊的大众文化理论有一定程度的接受与创造性误读。     

谈谈文学理论的转型问题

文学生活化以及传统文学理论言说者身份和赖以生存的"元理论发生了变化,导致文学理论面临着一次重要转型。调整言说立场,定位于“阐释”,拓展研究领域,通过转型以应对业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文学实际、文化历史语境以及社会需求,文学理论才会有出路。     

从形式到政治:文类理论的后现代新变

中国古代文论中与"文类"意义相近的是"文体"概念,主要是指体裁、体例、体式,属于文学形式范畴。"新批评派"等对"文类"概念作了形式主义的理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文类批评"的概念,力图扭转传统文类概念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代之以历史主义的文类概念。乔纳森·卡勒开了将"理论"称为"文类"的先例,它不是指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也不是指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和主题,而是指"后学"的各种新潮学说或流派,从而将文化政治问题推进了当今的学术视野,这就将"文类"概念大大扩充了。文类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转折与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为文类理论的新变提供了终极性的依据。     

从形式到政治:文类理论的后现代新变

中国古代文论中与"文类"意义相近的是"文体"概念,主要是指体裁、体例、体式,属于文学形式范畴。"新批评派"等对"文类"概念作了形式主义的理解。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出了"文类批评"的概念,力图扭转传统文类概念的形式主义倾向,而代之以历史主义的文类概念。乔纳森·卡勒开了将"理论"称为"文类"的先例,它不是指文学形式层面上的体裁格式,也不是指文学内容层面上的题材和主题,而是指"后学"的各种新潮学说或流派,从而将文化政治问题推进了当今的学术视野,这就将"文类"概念大大扩充了。文类理论从形式主义走向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转折与当今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密切相关,文学理论的范式转换为文类理论的新变提供了终极性的依据。     

寓言性的消失与历史的力比多化

21世纪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长篇小说，以世纪之初（头三四年间）三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银城故事》《檀香刑》和《人面桃花》为例，它们在成功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同时，也呈现出上世纪中后期詹姆逊所指西方现代文学具有的“公私分裂”的特征。在这种公私分裂的结构中，政治参与被心理化和主体化了，因而20世纪的中国和历次革命在此种文学的历史重述中也被欲望化和去历史化了。如何重建公私联系、重建文学的寓言性，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格非的《春尽江南》正体现了这种重建的可能性与困境。     

刘勰的“神思”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两种艺术创作论的比较

每一个民族的文学理论都是在该民族独特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的土壤里产生出来的具有民族作风、民族气派的东西。因而,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学理论。但从世界文学理论的范围来看,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总是有其共同性的。这是因为,作为文学理论,总要反映文学的本质特征和艺术规律,而不同民族的文学,既然都是文学,就不可避免存在着共同性。但是,不同民族的文学理论又显然存在着差异。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观念、独特的概念体系、独特的方法、独特的术语、甚至独特的表现方式。就以艺术创作而论,我国典型的说法是“神思”,而西欧典型的说法则是“无意识”。本文试图从跨文化的角度,对这两种艺术创作观作一粗略的比较。     

后现代语境中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理论

在后现代社会阶段,人类的生存境况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环境使得美学的内容和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所以,詹姆逊要绘制一幅全球性的“认知绘图”美学,以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后现代文化的状况和处于这种文化语境中的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他借鉴地图学的意义,为认知领域勾画出以“空间”概念为基本依据的“认知绘图”。“认知绘图”是詹姆逊精心设计的崭新文化政治模式,为当代文化提供一种新方法和新视角,借此研究后现代时刻奇特怪异的全球性空间。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反映模仿说和旧的“再现意识形态”的框架,在新的历史境遇中融入了更多的内容,形成一种兼容并包的美学模式。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论述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论述精辟且自成体系,他们对民族属性深刻辩证的理解,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标举的立场基点。马克思、恩格斯拒绝民族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摒弃民族沙文主义与抱残守缺心态,鼓励民族间的交流与合作,警惕价值立场暧昧的普遍主义,其开放性的民族主义品格是理解与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自身境遇,澄清中国当前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某些论争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马克思对民族与人类解放关系的科学揭示,对于洞彻后殖民批评的悖论与危险,透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对第三世界文学暗含着的黑格尔主—奴关系的隐喻结构,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不管是后殖民批评,还是对第三世界怀有善意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不可能代替第三世界的民族完成自身的文艺批评理论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