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离婚》与《伤逝》的悲剧意义比较

本文对《离婚》、《伤逝》主人公爱姑和子君的悲剧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提出她们的悲剧分别是“熟睡国民”的悲剧和“梦醒女性”的悲剧。上升到美学范畴 ,本文把这两个悲剧分别归入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 ,并在此基础上把鲁迅的悲剧作品作了大致划分 ,肯定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的作用。     

从《光明天使》看欧茨的悲剧意识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欧茨在其长篇小说《光明天使》中讲述了一出复仇悲剧,主人公欧文和科尔斯顿在重压下展现出无所畏惧的拼搏精神,但性格缺陷却让他们在追寻理想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理想的崇高与奋斗的逆行这一悖论使得主人公注定以失败告终,也使小说流露出浓烈的悲剧意蕴。文章从悲剧与性格入手,探析《光明天使》中人物性格缺陷与其悲剧结局的关联。透过性格悲剧的文本表象,展现在叙事背后的是欧茨的忧患意识。一方面颂扬了时代激昂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又内隐着她对美国当代社会弊端的关注以及对青少年成长、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担忧。     

从鸳鸯看《红楼梦》中的痴情世界

鸳鸯是《红楼梦》中的一个女奴形象,她性格善良、热情,更可贵的是她敢于追求自己的感情幸福,痴情、执着而不为任何权势所动。不只是围绕她周围的司祺和其姑舅表兄这对野鸳鸯,就连林黛玉和贾宝玉这对爱情悲剧主人公,都受到了鸳鸯的影响。但是,强大的封建势力注定了她们爱情的悲剧命运。但她们为痴情勇敢反抗、执着追求的人物形象,却永远留在读者心里。     

从《极花》的自然意象探析胡蝶的命运悲剧 — —以“白皮松的乌鸦”和“星”为例

摘要： 《极花》是贾平凹最新的长篇小说,这部具有社会现实意义的作品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被拐卖的妇女身上。书中将“白皮 松的乌鸦”和“星”这两种意象作为关键的隐喻载体,把女主人公胡蝶希望的破灭以及命运的沉沦描绘得浓淡有致,再次为贾平 凹的乡土小说增添了鲜活的文本范例。通过对这两种意象的分析探索胡蝶的命运悲剧,同时从她的悲剧思考中国传统农村的 命运     

多丽丝·莱辛《十九号房》中苏珊的悲剧分析

多丽丝·莱辛《十九号房》中女主人公苏珊的悲剧是由最初的分工不公直接导致的,而根本原因则在于传统男权观念的影响。作者通过对苏珊悲剧命运的详细描绘揭示了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生存状况,并进而启发读者思考：作为一个生活在男权传统之下的女性该如何保持自我。     

《霍小玉传》引诗改字释论

唐传奇《霍小玉传》所引诗句“开簾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原诗文字有出入，是作者蒋防有意为之。引诗改字为与小说实景及情节相照应，造成诗谶线索，暗示主人公命运，由此可深入认识《霍小玉传》命运悲剧思想。由引诗可进而思考《霍小玉传》所受《莺莺传》之影响，《霍小玉传》反思当时中唐士人婚宦问题，对人性与社会之矛盾有更深刻表现，小说将主人公遭遇归委宿命，悲剧精神尤为显著。     

老船夫的俄狄浦斯追求——《边城》与《俄狄浦斯王》悲剧因素比较

从反抗命运和人物的追求适得其反两点来看，老船夫与俄狄浦斯的悲剧行动非常相似，这说明《边城》具备了悲剧的基本要素，《边城》的“悲剧说”是有根据的。《俄狄浦斯王》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紧凑、激烈，《边城》悲剧人物的行动或情节则委婉平缓，曲尽其意；《边城》不如《俄狄浦斯王》那样能引起巨大的恐惧、强烈的怜悯，产生的是轻微的恐惧、悠长的怜悯；俄狄浦斯属于“灭亡于英雄的特别悲剧者”，老船夫则属于“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俄狄浦斯王》和《边城》是善的悲剧，亦是命运的悲剧，“宿命”意识渗透在两部作品中；《俄狄浦斯王》悲剧处理，浓墨重彩，悲伤惨烈,《边城》的悲剧采用的是低调陈述法，似有似无；《边城》与《俄狄浦斯王》都表现了对命运的矛盾态度--既相信命运和命运的威力，又强调人的坚强毅力和积极的行动。两个作品又一次证明古今东西方作家对命运与人为的矛盾思考不断在延续。     

沈从文《边城》悲剧成因新探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人性善的杰作”,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也被看作是善的悲剧。但《边城》的悲剧不仅仅是由于“不凑巧”这一表层原因造成的,其内涵要丰富、复杂的多,既有人物主体意识的缺失,也有孤独寂寞基因的羁绊,还有碾房阴影的挤压。因此,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实质是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它引起读者对“美”的毁灭的深沉思考。     

《他们》中的小女人们

《他们》是美国当代女作家欧茨的早期经典之作,通过对其中几位典型女性的细致描述,反映了以男性为中心的意识形态给女性造成的肉体与精神伤害,以悲剧环境下女性的悲哀深刻地诠释了女性生活不幸的根源。     

不可抗拒的命运——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分析《弗兰肯斯坦》中怪物的悲剧人生

《弗兰肯斯坦》是玛丽.雪莱的代表作,小说出版至今,对怪物悲剧命运的探究成为众多读者和学者关注的重点。怪物从诞生之日起就因外表丑陋而遭到弗兰肯斯坦遗弃,虽然经过不断的努力,还是未能摆脱人类的偏见和伤害。本文依据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从怪物自身的需求出发,分析造成其悲剧命运的内在因素。     

戴着镣铐的舞蹈——浅谈《孽子》与《活着》的命运悲剧意识

通过对白先勇的《孽子》和余华的《活着》这两篇小说的比较分析,认为前者是先天的生理属性影响着主人翁,使其被主流的父权社会所排斥,后者是时代背景中无力扭转的命运悲剧在作祟。二者相较,蕴含其中的是浓重的命运悲剧意识。     

花落人亡两不知——浅论黛玉悲剧命运的艺术魅力

林黛玉是《红楼梦》里典型的悲剧人物,她的“悲”不仅体现在她在爱情上的不幸,她的整个人生也是不幸的。纵观黛玉的一生,她追求自由、正义、理想,却得到了“泪尽而亡”的结果,也就是说“零”的收获,构成了黛玉悲剧的一生!“悲”与“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黛玉的悲剧命运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正是这“有价值的”,“美”的生命的毁灭,引起了万千读者内心的共鸣,从而产生催人泪下的艺术效果。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在童话中找寻自我的少女——欧茨《你去向哪里,你来自何方?》解读

美国当代著名女作家乔伊斯·卡洛尔·欧茨擅长描写暴力和女性,其获奖短篇小说《你去向哪里,你来自何方?》讲述了一个迷失了生活方向的少女康妮在童话的梦幻中找寻自我身份的悲剧历程的故事。本文旨在通过对小说中童话元素的分析,揭示康妮迷失人生方向及造成她最终悲剧的原因。     

文明与欲望的挽歌——《欲望号街车》中布兰奇悲剧命运探源

田纳西·威廉斯的代表作《欲望号街车》揭示了强大的工业文明与日趋没落的旧南方种植园文明之间的矛盾,成为对20世纪上半叶南方旧文明消亡充满诗意的悼念。女主人公布兰奇·杜波利斯无法排遣的性欲望、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爱的绝望是最终导致她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她的悲剧是旧南方文明错误的女性价值现对其迫害造成的,她的悲剧是一个文明陨落的悲剧。     

析《京华烟云》中渗透的民族正气

《京华烟云》是著名作家林语堂的代表作,共分为三卷:《道家的女儿》、《庭园的悲剧》和《秋之歌》.整部作品反映了从庚子年间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到1938年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爆发的40年间中国社会的变迁,多方位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几个相互关联的大家族的命运沉浮,为读者全景式地呈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将一股浓浓的民族正气渗透其中.     

试论妙玉──“红楼”裙钗中最为独特的一个

妙玉是《红楼梦》中最为独特的悲剧典型,此展示了世俗之外那半边世界里青年女子的悲剧命运,她与“红楼”众姐妹共同构筑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社会大悲剧。妙玉的存在,使“红楼”女子系列更为完整,使“红楼”悲剧更为深刻。本文从特殊的身份,矛盾重重的人物、存在意义三方面对妙玉这一人物作了些探讨。     

论《觉醒》中女性的不觉醒

《觉醒》是19世纪末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一部颇具争议的小说。本文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对《觉醒》中两位女主人公埃德娜与雷西的觉醒之路失败的原因进行解读,揭示女性主义对女性不幸命运根源的探究基于二元对立论将其归结于男权社会压抑的误读。埃德娜的悲剧并不完全是当时男权社会压迫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自己的错误抉择;雷西的悲剧则源自于她完全断绝了与人的正常交往的选择,最终只能形单影只。女性的悲剧命运,有其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女性不能真正获得平等和自由的根本原因也是女性自身觉醒不彻底的结果。     

具有明确舞台意识的莎士比亚戏剧文本——《墨克白丝与墨夫人》

《墨克白丝与墨夫人》是中国莎学史上出版较早的《麦克白》译本之一。张文亮强调《墨克白丝与墨夫人》与以往传统的“莎士比亚悲剧”不同,既表现了现代意识观照下夫妻之间的“平等”之“爱”,又是一部情感浓郁的“浪漫悲剧”。《墨克白丝与墨夫人》不同于之前和其后的其他译本,突出了剧本的舞台性,增添了大量表示动作、声音、情感和心理活动的“译注”,包括对名伶演出的介绍和评点,强调了话剧演出的舞台性质。     

巴塞尔姆《白雪公主》的互文性解读

巴塞尔姆后现代主义小说《白雪公主》嫁接于格林童话《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但二者创作风格迥异。对作者而言,互文性是其“叛逆性创作”的重要手段;对读者而言,互文性带来了“痛并快乐”的“极乐”阅读体验,帮助读者解读后文本的白雪公主角色塑造的矛盾性和悲惨命运,揭示作者的创作深受前文本的传统和作者所处社会背景的双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