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伦理视阈的公共信任意涵阐释

公共信任与公共不信任的本质区分在于,行为主体能否基于价值层面形成对伦理普遍性的认知、认同与践行。除此以外,公共信任是基于伦理之"公"的普遍性信任,而私人信任则是基于私人生活的"圈子信任"。因而,公共信任就是思维与意志的同一,是基于伦理普遍性的道德主体性。公共信任与政府信任、公众信任、信任公共品以及公共信用诸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既属于公共信任的不同侧面,同时又是对伦理普遍性与道德主体性的不同向度的诠释。培育公共信任,既有赖于私人信任的拓展,更要铸就制度信任的伦理普遍性基础,唯有如此才会实现伦理之"公"从"概念"到"理念"的转换,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预定和谐"才有生成的可能。     

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性质和特征

马克思把传统伦理学对个体的道德关注转向了对阶级和制度的道德关注,把伦理的主体和客体从个人转变为阶级和社会制度。马克思伦理思想的总体性质是“制度伦理”。马克思强调关于“善”、“正义”、“公平”和“公正”等伦理原则必须放到人的现实的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去理解,使传统伦理学的抽象原则转变为现实的、历史的原则,实现了一场伦理观的革命。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中包含着伦理和道德的因素,但马克思反对把伦理原则作为基础性原则的“伦理中心主义”。     

论政府伦理精神

“政府伦理世界观”是“政府伦理世界”的道德自我意识,是“政府伦理世界”的“道德世界观”,是政府这个“整个个体”的“道德世界观”。“政府伦理世界观”的本质是“政府伦理精神”。“政府伦理精神”是指公务员个体与政府组织整体相统一的、作为实体的政府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意志的复合,是政府的“伦理精神”。政府伦理精神是政府自主性的体现,即作为主体的政府对自我存在和自我价值的积极认可,是自己支配自己、自己决定自己的自主性行为及其制度的总和。     

儒家与人权的“普遍性”论证

在原始儒家与人权关系的讨论中,儒家思想既可以被阐释为支持人权,也可以被阐释为反对人权。因此,需要区分儒家的观点究竟是一种人性的概述还是政治上的规范性论述。在儒家的观点被视为一种规范性论述的条件下,上述问题就被转化为儒家是否支持人权的“普遍性”形式。从海德格尔前存在论的角度来看,儒家的“普遍性”有两个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特征：一是它以“等差之爱”为生成的动力,从个人伦理逐渐发展到普遍伦理;二是它构成了社会规范的统一原则,而不一定构成最高原则。在进一步比较这两个特征与人权的性质后,可以发现儒家的“普遍性”形式更符合国际人权社会多元化的诉求。     

伦理建设与道德建设

彭永捷、牛京辉在《论论理位设与道德建设》以现代哲学》1999年第1期）一文中,将现代汉语中意义混同的“伦理”与“道德”商词从法则的性质和担当的主体两方面作了具体区分,以伦理为相对于个体道德的外在的、社会的规范和价值,是人际关系中普遍存在的法则,以道德为主体对于自身的立法,是主体作为个体的内心法则。相应地,作为精神文明内容之一的道德建设,应详细区分为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两方面内容。伦理建设着重解决伦理失范和价值混乱方面的问题,其目的是以伦理调节人们的行为时“有法可依”。道德建设着重解决培养道德意识、树立…     

儒家伦理的人权理念分析

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伦理虽然没有直接出现过“人权”的概念,但它的内容中蕴藏着丰富的人权理念。儒家主张的“仁爱”思想就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朴素的人权思想,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与现代国际人权运动的法哲学内涵相一致，显示了儒家伦理人权理念的先进性和进步性。     

互联网交往的伦理悖论

在道德哲学视域中,伦理的根本逻辑需满足两大价值条件:一是建构个体性与普遍性之间的价值关联性;二是以普遍性为预设前提和根本目标,使个体性复归于普遍性。伦理悖论的道德哲学本质表现为伦理建构的可能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互联网的交往本性及其公共性建构,天然地带来了伦理建构的新可能。公共性建构汇聚起碎片化的个体,不仅生成经验层面的网络社群,而且内在地自然过渡为价值层面的网络共同体,造就了个体性向普遍性的价值提升,因而潜藏着伦理的意义。但共同体并不等同于伦理实体,网络共同体自身建构过程呈现出"个体主义"和"精神真空"的伦理难题,未能将普遍性作为预设前提和根本目标,因而又携带着伦理有限性的基因。有"形"无"实",互联网交往的伦理建构深陷悖论之中。如何走出悖论,是互联网时代伦理生活的重要议题。     

论人权的国际法律保护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权问题开始从国内法领域进入国际法领域。１９４５年《联合国宪章》第一次将人权规定在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文件中;１９４８ 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就人权问题发布的国际宣言。人权的国际保护是主权国家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或国际公约为行为规范承担国际义务的结果。国家之间签订的有关人权公约,是人权的国际保护的法律依据,国家相互承担这些条约的义务,是实现人权的国际保护的基本方式。人权国际保护活动应遵循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涉”等论调都是与《联合国宪章》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     

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人权之争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人权问题已经越来越成为西方大国建立霸权主义国际秩序和推行强权政治的理论武器。人权问题既具有国内性又具有国际性 ,国家主权原则同人权的国际保护一样 ,都是重要的国际法准则 ,维护国家主权和保护人权是统一的、不矛盾的。承认人权既有普遍性 ,又有特殊性 ,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才能更好地推动人权事业的发展和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 ,减少麻烦和对抗。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哲学与精神分析视域下的“根本恶”及其伦理效应——从康德到拉康

康德所提出的“根本恶”概念,实际上涉及个体在其自由决意(die Willkür)的准则上根本性地倒置了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之间的关系,而作为这一概念所引发的伦理效应,人的道德改善在康德看来也就相应地体现为恢复道德原则相对于自爱原则的优先性与纯粹性。然而,在弗洛伊德对恶的精神分析的基础上,拉康对于康德构想和探讨“根本恶”问题的基本进路进行了彻底反思。通过深入揭示自爱原则与道德原则在康德学说中未被探明的潜在问题与复杂勾连,尤其是道德原则本身可能存在的形式主义缺陷,拉康指明了康德及其道德哲学传统在处理相关问题上的困境,从而也为确立一种有可能克服这一困境的非道德的伦理原则即“欲望原则”提供了合理性说明。     

自然法隐退了吗?——反思法律-政治中的普遍正义空间

与以道德价值和普遍正义为圭臬的正统自然法理念相异,近世多元化和相对主义促成了以商谈为基础、政治道德意义上的正义理念,产生了政治对道德伦理中立的诉求。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国际国内制度实践中,以道德价值为正义基石的自然法在法律-政治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特别是法律-政治活动的实践理性过程——判断和决定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关注自然法原则及其推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正义原则无论是作为契约政治的中立“政治道德”,还是在一般道德伦理意义上、以道德为基础的原则,即正义与道德伦理理念的关系与离合将是自然法的下一个战场。     

论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导向

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价值导向是一个争议颇多的问题。个人本位主义、合理利己主义、虚假的集体主义等等，由于其种种局限性，不能作为现时代的伦理价值导向。“新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一方面摈弃了无视个人利益、目的与手段错位的虚假的集体主义的说教，另一方面，它以利益作为现实的基础，以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个性实现的必要条件。这一新集体主义原则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表现为一种互利的现实原则，应该成为当今社会的伦理价值导向。     

略论生态伦理、天人合一与集体主义的统一

生态伦理旨在确立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一个伦理原则 ,它的价值指向也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这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集体主义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从本质上说 ,三者都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     

技术善恶的元伦理探究

善恶是元伦理的核心概念,也是技术伦理得以展开的基础,是技术评价与选择的标准.善恶作为技术实践的逻辑起点,不仅是某种至上的前提,还可以借助这个问题的普遍原则使所要研究的许多问题得以澄清.对技术的善恶在元伦理层面进行探讨有助于消解技术评价与选择中的矛盾,从道德所具有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出发,既坚持道德评价终极原则的唯一性和绝对性,又兼顾不同语境中道德规则的差异性和多元性,为价值判断在实践中的应用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人们的技术实践提供指导.     

国际关系的伦理思考

探讨国际关系伦理,发展和扩大国际社会的道德共识与行为规范,不仅在于阐明其对构建和谐世界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更在于如何判断具体问题领域中的伦理因素和性质,并找到道德适度的界限和相关策略:明确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以避免战争,尽量减少战争带来的伤亡,维护世界和平;各国要相互尊重,平等的开展国际合作,共同发展,实现世界的共同繁荣;南北国家要加强交流与合作,寻求最佳的结合点,共同致力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各国必须以伦理道德为依托来解决国际人权问题:必须承认人权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确立一个同纷繁复杂的文化多样性相协调的普遍的最低道德标准。     

教育均衡的伦理性质

教育均衡最基本的要求是在教育机构和教育群体之间平等地分配教育资源，达到教育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相对均衡。教育作为个体解放的无限中介环节，把人从自然的质朴性和自然欲望中解放出来，核心和实质就是伦理解放，目标就是造就“有教养的人”。有教养的人的特性是达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使人和人的行为符合事物的本性。教育关系是一个伦理共同体，学生、教师、学校、政府等构成这一伦理共同体的主要部分。教育共同体目标的实现，并不能完全依赖于强制力来完成，更多的是不间断的诱导与变化，使得共同体中的不同因子，不断进化至自己的对立面，在反复否定自身的过程中，完成共同体的进化过程。教育均衡体现教育共同体的伦理普遍性，外显形式为对于受教育者的知识、意识的传达，内在本质却是必须摆脱各类知识的传达目的，成为“为义务而行”的行为。这一“义务”便是通过教育共同体内部各因子、部门的自觉行动，努力实现这一共同体的伦理现实性与伦理普遍性，使这一实体成为活的、发展的实体。教育均衡具有现实的伦理本质，这一本质的起点为人本原则，其后包括义务原则、公平原则、辩证原则等各个环节。     

论个体道德意识的心理机制

个体道德意识存在于道德个体的知、情、意中。其中,“知”即道德认知,是个人关于道德关系、规范、原则的内化,是个体道德意识的核心因素。“情”即道德情感,是个人对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现象的爱憎或好恶的情绪反应和倾向。“意”即道德意志,是个人控制或激发热情,向明确目标驱动的力量,是克服一切外部阻力和内部阻力,奔向目标的心理机能。“知”、“情”、“意”三者之间的双向联系与互相渗透,形成了个体道德意识的完整的心理机制。     

从价值同一性的历史构建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同难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着力解决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如何获得普遍性认同问题,难点在于张扬的个体价值对于社会价值与他人价值的遮蔽以及道德知识、情感与行动三者彼此间的鸿沟。在对价值同一性的历史建构过程的梳理中可以看出价值认同的消解与重组难以避免,在个性自由意义上的差异成为了价值本体的时候,合理体现异同的辩证统一的机制是价值认同的关键进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增强普遍性认同的对策包括推动合理的伦理实体复归,＂自主个人＂和＂真实集体＂以及工具价值与终极价值之间的平衡,以及培养道德情感与促进道德践行。     

普世价值视野下的国际人道法——从国际人道法与人权法交融的角度

如果将普世价值理解为较长时间范围适合于大多数人和国家的文化的一种较弱的伦理主张,那么普世价值以对人道主义的认知和理解与保护战时人权的国际人道法相契合。作为对人权实施国际保护的一套法律体系,国际人权法与国际人道法呈现交融趋势,而它们相交汇的领域即人类对于生命、人格尊严、自由以及接受公正司法待遇的权利的追求,又具有普世价值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