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冷战后韩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

参与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是韩国加入联合国之后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韩国表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目的是回报国际社会对韩国的帮助,承担与韩国实力相称的国际责任。但是通过考察,本文发现联合国维和行动同韩国的外交战略、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存在密切联系。这些政策的综合影响促使韩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随着韩国不断拓展新的海外军事行动模式,韩国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呈现下降态势,但不管怎样,韩国不会抛弃而将选择性参与未来的维和行动,联合国维和行动仍将是韩国低成本拓展国际空间的主要方式。     

联合国维和机制改革问题析论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重要载体.维和行动在新世纪展示了其新的特点,为维和机制的改革提供了现实依据.维和原则、维和法典与维和资源问题是维和机制改革的主要焦点,维和组织机制的改革是维和机制改革的首要问题.在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背景下,制定维和法典的适切性仍显不足,当前维和行动的常态化与大国化倾向对联合国维和机制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维和行为体之间横向合作的加强以及对"综合性维和"的研究与运用必将促进维和机制的改革.     

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冲突后建设和平及其发展浅析

联合国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中冲突后建设和平是一项随着联合国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倾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在这一衔接过程中,军事人员与非军事人员的交接,人员素质等问题比较凸显。而这些问题受到联合国机构改革,后勤资金充裕与否等的制约。联合国机构改革为冲突后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基础。新的维和行动相关部门能够利用实地经验有效指导冲突地区重建工作;并落实后勤资金保障。     

权利与义务、战略与外交、国家利益——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动因解析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最重要而成功的举措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有义务承担起维持世界和平的责任,中国外交政策的和平性也决定中国必须参加维和行动。参与维和行动是中国开展多边外交的手段之一,受中国外交战略的影响和指导。从外交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上看,中国参与维和行动也必然包括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     

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的任务、问题及应对措施

198 8年以后的联合国维和行动被称为第二代维和行动。与传统维和行动相比 ,它增加了许多新任务 ,如监督或组织选举、排雷等。第二代维和行动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如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日益倾向运用武力的问题、人权问题、维和经费短缺等。针对这些问题 ,联合国应该采取下列应对措施 :把预防冲突、维持和平与建立和平结合起来 ;要尊重被维和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禁止干涉他国内政 ;解决联合国维和经费短缺等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树立联合国的权威 ,真正发挥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作用。     

尼泊尔·联合国·和平与安全

尼泊尔是一个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十分有限的不结盟国家。自加入联合国以来，尼泊尔坚定地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支持联合国裁军与核不扩散政策，在国际反恐问题上与联合国保持一致，并以此堆护其国家安全，这是尼泊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另一面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当今世界“危机控制”的重要手段,自1948年以来,联合国维和行动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维持世界和平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尤其在安排柬埔寨大选、结束安哥拉及莫桑比克内战、监督纳米比亚独立等行动中,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赞同。为此,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队荣获了1988年诺贝尔和平奖。然而     

全球化背景下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机制建设探讨

近年来,联合国维和行动发生了深刻变化,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指导思想,维和行动的职能以及维和行动的任务等方面,都和过去产生了很大的不同。这些变化和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其法律机制建设密切相关。因此,如何科学地定位维和行动,建立科学的法律机制,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而言显得十分必要。     

浅析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征

二战以来 ,联合国维和行动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在介绍联合国维和行动由来和类别的基础上 ,重点阐述了冷战以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特征 ,并对其发展前景作了分析。     

欢迎中国的年轻人来联合国就业

联合国人力资源管理部负责招聘工作的翁盈盈女士不久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人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人目前在秘书处工作的总共不到300人,其中属于地域分配名额的不到40人,还没有达到名额标准。今年中国提高了在联合国会费和维和经费中的分摊比例,因此中国的地域分配名额又有增加。另外,不受     

壮乡走出国际维和警察

要当一名国际维和警察,不但需要强健的体魄、过硬的军事素质,还要有较高的电脑水平和外语水平。2002年10月,梁锡壮一路过关斩将,通过了国家公安部和联合国国际维和部队的“死亡淘汰”考核,成为壮乡第一名国际维和警察,     

论联合国维和行动与和谐世界的构建——一种结构现实主义的视角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项重大创新,它不但促进了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而且对构建和谐世界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多极化、多边主义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实践多边主义的最佳场所,联合国在构建和谐世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继续积极开展联合国维和行动。结构现实主义是当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为分析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构建和谐世界也有重要启示。     

2013年度中国儿童政策研究述评

2013年中国的儿童问题风起云涌，从年初的“袁厉害事件”到年终的“女童摔婴”、“医生盗婴”案件，从对“李某某舆情”的集体围观到让人义愤填膺的各类性侵儿童案件，无一不彰显着儿童问题的严峻、多样与复杂。儿童政策向来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虽然从问题到议题到提案到文本，最后形成政策需要一个过程，但儿童政策的研究无疑在其广度、深度和难度上都在向前迈进。本文将从儿童生存政策、保障政策和发展政策三个维度出发，综合分析2013年度中国儿童政策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进路。     

联合国大会“联合一致共策和平”377（Ⅴ）决议之审视——联合国大会权力的首次扩展

联合国大会于1950年11月3日通过的名为“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的决议，在联合国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在笔者看来，它至少对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产生了以下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安理会机制的不足，增强了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效能；开创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维和部队”机制；根据该决议启动的联合国紧急特别会议制度有利于国际社会在联合国体系内对霸权主义的遏制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该决议也为今天的联合国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中国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特点与意义

随着中国与非洲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密切,以及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认识的转变,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为非洲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参与非洲维和不但有利于世界和平,有利于非洲国家的稳定,而且对中国有着重大的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意义。     

联合国维和行动武力使用规范的思考

维和行动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行动,其本质上是一种维护世界和平的政治手段。本文通过对维和行动历史的梳理,以联合国相关文件的出台将维和行动划分为几个阶段,阐述不同阶段维和行动中的武力使用内容并辅之以比较典型的维和行动分析。目前给维和行动武力使用造成困扰的,一方面是严峻的行动环境,另一方面是有关方面对武力使用不一致的看法。维和行动并不排斥武力,同时,武力使用伴随维和行动发展而不断演变。因此,对武力使用的谈论,应该尽快从“应不应该使用”转到“该如何使用”上。     

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同演变:话语实践的视角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二战后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是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话语实践是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内容,其演变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49—1980年,中国严厉谴责维和行动并持以原则否定;1981—1987年,中国区别对待维和行动并阐明自身的原则立场;1988—1997年,中国对维和行动积极建言献策并坚持维和三原则;1998年至今中国坚定支持维和行动并积极参与维和理念创新。话语实践的演进反映并体现了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认同演变及参与程度的深化。     

柬埔寨维和亲历纪事

人生中都有最值得回忆的时刻,而对我来说,赴柬维和一年多的经历则是终身难忘的。 这次维和是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最为成功的维和行动。这次维和除了耗资20亿美元、参加维和行动近3万人之外,还创下几个维和史上的之最:首先,维和人员来自38个国家,5个常任理事国均派出人数均等的军事观察员和司令部参谋,中国首次应西哈努克亲王的盛邀和UN的要求,向     

柬埔寨局势的两个关键性人物

正当西方一些人竭力鼓吹“柬埔寨和平模式”是本世纪联合国维和行动最成功的一次试验时,1997年7月5日傍晚,洪森领导的军队突然向首都金边发起了进攻,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便宣布控制了金边乃至周围的局势。8日,洪森宣布柬政府已稳住政局。 洪森声称,他此举并不是发动政变,柬埔寨之所以硝烟又起是源于法律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拉那烈必须为“非法进口武器”和同红色高棉进行“非法谈判”等“罪行”负责。 4年前,在联合国的监督和组织下,柬埔寨举行了大选。拉那烈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从“剥削型”到“保护型”

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一种自然的产业结构差异,更是一种国家主导的制度设置。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城乡二元结构因为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和对农村的政策歧视而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剥削性”。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的加剧以及国家惠农政策的推行,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不断弱化,而“保护性”的功能则不断增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从这个意义讲,国家推行新型城镇化建设,其目标不应是以激进的方式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甚至消灭农村,而应是进一步削弱城乡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农民的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