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视阈下的侦诉审关系

以审判为中心是一项全局性、系统性的重大改革部署,实现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厘清侦查与审判、侦查与起诉、起诉与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侦诉审关系的运行机理包括：正当程序是侦诉审权力运行的边界,逆向制约是侦诉审权力控制的方式,诉审分离是侦诉审权力实现的要求。侦诉关系是程序合作与业务引导;侦审关系是职能配合与结构制约;诉审关系是诉讼服务与权力分离。重塑以审判为中心侦诉审关系需要做到：克服侦查中心主义、坚持统一证明标准及差异化证据标准、保障辩护权的有效行使、完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     

论刑事庭审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直接言词原则

庭审中心主义改革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目的是实现庭审实质化,为推进审判中心主义改革奠定基础。确立和落实直接言词原则是庭审中心主义改革的必然路径,同时也有助于提升审判阶段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立法上有间接体现,但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与直接言词原则相违背以及不完全吻合之处。因此,应调整案卷笔录的诉讼地位,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坚持和完善主审法官责任制,明确集中、连续审理原则,以使直接言词原则在中国尽快确立并得到贯彻。     

网络庭审直播视野中的刑事审判——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和媒体力量的日益强大,网络庭审直播成为刑事案件审判中的一道新风景。网络庭审直播能在中国刑事审判透明度还不高的情况下,为分析刑事审判模式提供重要的素材。问卷调查显示,多数参与调查人对这一新型审判公开方式表示肯定,同时,不少参与调查人指出了网络庭审直播的缺陷,如案件过于简单、走过场的成分较多等。通过规范启动程序、遴选标准、具体规则等,可以完善网络庭审直播。调查从一个侧面显示,控辩平等对抗、证人出庭作证、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等是中国当前刑事审判模式改革需要重点考虑的方向。     

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背景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试图让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问题在庭审过程中得到解决,以摆脱审判形式化的诟病。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中,应构建“侦审分离”的证据采信机制,降低立案环节的证据标准、将审判环节中“重侦查证据”的形式化的证据采信机制转变为“一切证据以经庭审质证为准为先”的实质化的证据采信机制,同时不应因程序简化而弱化审判时的证明标准,而更应以审判时所坚守的证明标准去规范审前程序中证据的采集过程及程度。     

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形成机制——兼论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

本文考察了研究经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预期形成机制以及个体行为是否理性等问题的主要文献,并粗略梳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理性学习和近似理性等预期等关于预期形成机制研究的基本脉络。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构想——兼论政府经济职能定位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 ,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关键。应将明确和简化产权关系、缩短战线、完善机制等作为今后 1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同时 ,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应再作相应的调整 ,其原则和方向是 ,国有企业管理权集中在拟设置的国务院国有企业管理局 ,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 ,地方政府的层级愈低 ,其经济职能应当愈弱 ,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应愈强     

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战略构想——兼论政府经济职能定位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目标的关键。应将明确和简化产权关系、缩短战线、完善机制等作为今后1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目标。同时,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应再作相应的调整,其原则和方向是,国有企业管理权集中在拟设置的国务院国有企业管理局,地方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的层级愈低,其经济职能应当愈弱,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应愈强。     

我国证据收集制度的反思与重构——兼论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

本文认为 ,我国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的形成 ,与前苏联的影响、认识上的片面性以及我国几千年来的法律传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现行的证据收集制度具有其本身所无法克服的缺陷 ,已经成为我国现行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大障碍。本文从多方面提出了重构证据收集制度的设想。     

无处不在的“天主教中心主义”——论《圣经直解》翻译中的文化取向

作为赞助人,耶稣会支配着晚明耶稣会士对《圣经》的翻译,这是《圣经直解》成书的重要背景,也决定了其节译福音书时的文化取向。它对福音书的节译整体上没有＂适应＂中国本土的思想观念,而是极力彰显福音书中体现的天主教的教义,忠实于教会和《圣经》的旨意;其＂直解＂部分也表明天主教文化被视为＂中心文化＂,缺少了对译入语文化的宽容,更没有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     

规范、网络与集体行动的社会逻辑——方法论视野中的集体行动理论发展探析

现代西方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与方法论创新密切相关。理性选择理论、社会规范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均具有明确的方法论导向,它们对集体行动问题的分析过程表现出不同特征。在反思理性人假设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规范分析认为,行动者决策遵循正当性的原则,社会规范具有认知塑造和秩序生成的作用。社会网络分析则认为,行动者嵌入在互动结构的脉络中,社会网络具有信息沟通和资源动员的作用。推进集体行动中层理论的发展,需要综合分析认知、策略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再谈道德的自律与他律——兼论伦理学理论和道德建设中的若干认识误区

康德从严格意义上提出了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概念,其弊端由黑格尔指出并纠正,但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才以辩证唯物史观将二者统一起来。过于强调道德自律或他律,或认为道德是无律的观点都值得商榷。理解这两个概念的关节点在于理解道德之"律"的强制性。要把道德的自律和他律真实地统一起来,既要建立适应合理伦理关系的社会道德体系,也要建立与社会道德相独立的个体道德,建立有层次性的道德评价体系,并使道德个体融入现实的社会实践和生活的道德教育之中。     

论人身危险性在刑法中的定位——兼论社会危害性的解构

人身危险性在刑法理论中的定位,有量刑根据说、刑事责任根据说、定罪根据说和犯罪本质特征说的争论.社会危害性有一个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在纵向方面,分为事实层面和价值评价层面,即自然属性层面和社会属性层面;在横向方面,由客观实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两部分组成.在社会危害性理论的前提下,应将人身危险性定位为社会危害性的组成部分.人身危险性的这一定位,既解决了刑法理论中的"脱节点"问题,又为报应与预防之刑的统一找到了合理结合点.     

哲学视野中的价值范畴——兼论价值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传统的价值定义汗牛充栋,各有意义,但又充满歧见和混乱.对价值的界定应立足于哲学视角,坚持关系价值论、效应价值论和系统价值论基本立场.由此视之,价值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在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中所产生的效应,既包括客体对主体的效应,也包括主体对客体的效应.提出价值的哲学定义,是价值哲学研究的需要,是解决当前环境、生态问题的需要,是克服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矛盾,促进价值体系科学建构、有序推进、和谐发展的需要.     

实践唯物主义视野内的“实事求是” ——兼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是一个实践唯物论的概念,它吸收了中国经世致用的优秀学术传统,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实践论思想,具有普遍意义。“实事求是”要求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探求事物的固有规律以得到对真理的认识,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它不仅是一种认识原则,也是一种实践方法论。践行这一思想和方法,就要从全面、具体的客观实际出发,将其当做人类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避免主观倾向的干扰,既重视实际,又不轻视科学的理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体现在学理上就是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矛盾问题。要走出这种困境,就要实事求是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与发展变化,正确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实际和实现现代化的基本规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     

房屋优先购买权中的利益衡量——兼论法律解释在审判实践中的作用

我国法律中有关房屋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存在模糊和空白,需要运用解释方法明确法律的涵义、填补漏洞.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不应一味保护承租人,也应保障所有权人的处分权和收益权.这体现在个案中对"同等条件"进行解释时,不应仅解释为价格相同,要将影响交易和价格的因素都考虑在内;裁判时不应一概判令出租人与承租人签订买卖合同,应顾及所有人的意思自由.实践中,尽管解释是法律适用必不可少的环节,但基于我国法制现状,为避免、减少法官在法律解释时的随意性,应通过最高院定期总结、公布典型判例、提供立法建议、进而完善立法的方式来规范法律解释权的行使.     

王统教统关系视野中的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论陆贾对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设计

陆贾以刘汉王统与儒家教统关系的重构为思考前提,提出了以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将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统一于"王道"理想的政治战略设计。考察汉初的政治文化情势以及王统与儒家教统的关系,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认识陆贾政治战略设计的价值,更好地把握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欲望、生命及理性和谐统一的大智——论《吕氏春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的心理卫生思想

《吕氏春秋》一书肯定了欲望的功能及其合理性 ,但又指出了纵欲对宝贵生命的种种危害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节欲”、“适欲”、“审顺其天而以行欲”的主张 ,力图实现欲望、生命和理性的和谐统一。     

税费改革前后村级组织职能的转变——兼论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

农村税费改革前,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对立和分离的态势。村级组织由政府赋予大量的行政职能和相应的行政权威,在很大的程度上保持了行政化的状态。以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但是,由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单向输入性,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平等合作关系并未形成,＂强国家—弱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