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

一 2008年12月,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麓山文艺学研究丛书"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与转化>(赖力行)、<明清叙事思想研究>(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合著)、<西方象征美学源流论>(何林军)等三部著作,加上2003年已经出版的<西方文论与文学研究>(赵炎秋)、<宋代词话的美学研究>(颜翔林)、<中国美学与诗学研究>(毛宣国),六部著作是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诸位学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集中展示了湖南师范大学文艺学美学研究的前沿性和整体学术风格.     

对印度美学的现代阐释与深层解读——评《印度古典美学》

邱紫华教授<印度古典美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是作者所承担的教育部"九五"规划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印度美学研究"(1998年)的结题成果.这是国内第一本印度美学专著,在二十一世纪东、西方交流频仍的文化背景下,理论意义显得极为重要.该书有如下四个特征:     

"object"的符号学结构与"物体系"——兼论鲍德里亚对符号学美学的发展

object本身的三重意义结构与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体系有对应关系,而The system of objects(<物体系>)正是用object这一符号的多重含义构建了object(物)的system(体系).或者说,object本身的体系正是<物体系>的体系.object在此获得一种隐喻性内涵:<物体系>是"物"的自主性叙事.这种形式上的结论在鲍德里亚的主题内容中得到印证,鲍德里亚通过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消费社会"物"的神话.从另一方面,上述结论也表明鲍德里亚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美学扩展到整个"物"的世界.消费社会中"人/物"关系将使符号学美学获得一种新的价值生长点.     

中国当代美学理论建设的突破性成果——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

最近,朱立元、朱志荣教授等主编并列入江苏省"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实践存在论美学"丛书,已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完成出版.这套丛书共推出五本,分别是朱立元教授的<走向实践存在论美学>、朱志荣教授等的<从实践美学到实践存在论美学>、寇鹏程副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存在根基与实践美学>、刘泽民教授的<实践存在论的美学思考方式>以及刘旭光副教授的<实践存在论的艺术哲学>.     

《月下独酌》与《对月》中“明月”意象的比较

"明月"是中外国文学史上常见的美学意象,但对这一意象所蕴含的美学意蕴的理解却是见仁见智.李白的<月下独酌>与歌德的<对月>是"月亮诗"的代表,在对经典抒情诗<月下独酌>和<对月>的意境的生成机制和美学蕴涵的比较分析中,阐释出意境的美学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文本所营造的意象和文本的审美理想则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王国维的"境界说"浅谈

"境界"是中国特有的美学范畴,是王国维后期文艺理论的核心.<人间词话>代表了王氏诗学的最高成就,"境界说"是他倾尽全力精心构建的灵魂之所.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重读谢赫《古画品录》兼论其"六法"与"六品"

公元5-6世纪的南朝齐、梁时代,是大动乱中相对平静的时代.在思想文化上,历经魏晋以来的玄学思辨和佛教东传,乱世中人们对自身以及宇宙的思考逐渐成熟,作为"不朽之盛事"的文艺,也达到了理论思辨的顶峰,此际可谓名家辈出.齐明帝建武三、四年(496-497)间,刘勰<文心雕龙>定稿;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钟嵘<诗品>写成;梁元帝承圣年间(552-553),谢赫<古画品录>横空出世.这三部书,不仅代表了齐、梁时代艺术和美学理论的最高水平,也是中国艺术史和美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不朽之作.     

《周易》与生态美学

<周易>所有的卦象都是由阴阳两仪组成的,都是以天地之文而喻人之文,表达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生态美学整体论思想.从美学的角度来解读<周易>,可以有文艺美学、生命美学和生态美学的三种解读方式.相比较而言,生态美学的角度更能贴近<周易>美学的精神实质和理论全貌.文艺美学的解读、生命美学的解读,也都可以上升到生态美学层面.     

"诗学"与"国学"——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译名争议

亚里士多德<诗学>一书的书名译法晚近十年出现争议.文章通过辨析认为,<诗学>的书名不应改译为<创作学>,而应改译为<论诗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论不是如今所谓"文艺创作谈",而是其城邦学的一部分,恰如我国古代的<诗>学,并非"文艺创作"学,而是"国学"(政制学)的源头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