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权力伦理基本精神的建构

权力的运行应该受到权力伦理的引导,权力伦理的基本精神应当涵盖权力伦理核心价值的坚守、公共节操的培育和强化、权力边界的制度规约等三个方面.应当倡导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确保权力对权利的忠诚,保障公共价值的实现;高扬公共节操,培育权力主体的公共德性,让权力主体形成健康、高尚的道德人格;设置权力边界,强化制度对权力的伦理约束功能,使民众尽享权力之利而免受权力之害.     

权力伦理构建初探

笔者在界定权力伦理的科学内涵基础上,阐述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构建权力伦理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实施“以德治国”方略的主导工程。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权力伦理体系设想,并论述了加强社会主义权力伦理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和谐社会中的权力伦理

权力伦理不同于权力道德。当前中国社会诸多不和谐问题的产生大多与权力伦理缺失有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要建设权力道德,更要构建权力伦理。构建权力伦理不仅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构建权力伦理是制约权力这种"必要的罪恶"的必然要求,也是减少社会不和谐因素的现实要求。构建权力伦理的可能性既在于权力是一种可以受到伦理法则约束的正常需要,也在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可以使权力弃恶从善。     

论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

一切政府权力都是有一定限度的。但目前学界热衷于对权力运行的法律限度的研究,忽视了对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的研究。事实上,权力运行不仅仅是法学问题,也是伦理道德问题。权力受限的动因在于权力本身存在的道德悖论。从伦理学视角看,权力运行的伦理限度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性的,即权力必须为公民谋福利;另一方面是消极性的,即权力要防止被滥用和误用。权力运行只有遵循伦理限度,才能够真正成为人类的至善力量。     

行政伦理视域下的商业贿赂治理

近年来,商业贿赂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中的一大公害,严重地扰乱了市场秩序,危害了公众利益,也极大地侵蚀了公共权力并成为行政人员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党中央把治理商业贿赂作为重要的专项工作来做。目前,我国对商业贿赂的治理,在侧重于从法律规制方面来防范和惩治经济犯罪与行贿受贿的同时,也应该高度认识行政伦理在治理与公共权力密切联系的商业贿赂问题上的重要作用,全面分析当前公共权力与商业贿赂密切联系的新特点,以公共权力行使过程中的伦理选择为逻辑起点,从思想源头上遏制和消除人们行贿受贿的动机和心理,强化行政伦理建设,探寻治理商业贿赂的根本措施。     

权力的伦理

权力与伦理的关系是任何政治实践和政治理论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之一 ,重新表述权力伦理就是援引一般社会伦理的核心原则 ,运用演绎的方法 ,在权力领域中建立以权力为专门约束对象的社会伦理子系统。该子系统对应于权力的形成、结构与运作方式 ,能够具备逻辑上的自洽性与周延性。作为规范研究的必要补充 ,社会情境也适当纳入本文讨论范围     

教育腐败的伦理规治

造成教育腐败严重的因素很多,教育权力者的道德水平与社会道德水平一起下滑以及教育领域某些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的界限不清无疑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对教育权力行为进行伦理的规治是防治教育腐败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要从伦理角度对教育权力腐败进行规治就要建设以个人道德自律为根基并以道德制度化、法律化和政治化等外在强制为保证措施的教育权力伦理规治体系。     

从行政权力的本质反思公共行政伦理

行政权力从属于民主宪政的制度安排,立法、行政、司法的分权制衡机制能够有效地控制行政权力并减少行政权力的异化,从而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宪目的。行政权力的起源及其本质说明公共行政伦理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公共行政伦理的建设应本着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学逻辑,主要采取法制化的有效途径。     

论和谐社会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的不平衡性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优良的权力道德生态作支撑。当前,我国权力道德生态正处于传统→现代的伦理边际,一方面现代性道德精神逐渐生成,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内核又难以割舍,在社会和谐的语境中,权力道德生态呈现出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官本意识与民本意识的错位,权力伦理与权利伦理的失衡,人情伦理消解宪政伦理、身份伦理掩盖契约伦理。     

中美权力距离文化渊源探究

本文试从文化渊源这一角度探讨中美权力距离以及产生权力距离指数差异的原因;通过对中国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宗教伦理的比较,指出儒家伦理有差别的爱和维护等级差别的思想和基督新教无差别的爱和人人平等的思想是导致中美权力距离指数差异的重要原因。旨在进一步加强两国文化理解,促进两国文化发展。     

关于校园伦理的思考

校园伦理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校园伦理对于社会大伦理来说有其特殊性。社会主义高校校园伦理建设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种良好的精神环境。要搞好校园伦理建设,必须加强校园政治伦理建设;加强民族精神教育、人生观教育,保持师生关系体系的内部平衡等。     

权力腐败:一个伦理学的探视

权力腐败一直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但学界对权力腐败的探讨绝大多数停留在政治学、法学领域。事实上,权力腐败也是个伦理问题。除了从政治学、法学角度予以研究外,还应从伦理学视域予以关注。从伦理学视角看,腐败说到底是权力工具性的恶性膨胀,是对权力价值性及应该负载的道德使命的违背。权力腐败的事实证明,权力的工具性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便是它要受权力价值性规制,否则权力便会误入歧途,成为人类文明的阻障力量。     

中国古代权力伦理的系统建构及其与天道信仰的关系

“权力伦理”虽然是一个现代概念，但在中国古代圣贤对国家政治权力的论述中已“脉络性”地包含着丰富的权力伦理思想，它蕴含于古人的政治理想中并展开为如下环节：一个以天道信仰为终极依据的权力来源；一套以政治、法律、伦理为系统结构的权力依托；一种以上天-人民-国家为同心圈层次的权力本位；一条以天意-君德-民心为伦理纽带的权力关系；一组以公正、廉洁、忠诚、效能为核心价值的用权原则。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古代的权力理性始终无法摆脱政权垄断、继承权垄断和神权垄断的制度困境。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回答了“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问题。     

公共权力“责任”的政治伦理根源析论

"责任"作为一种应用伦理,它在整个伦理体系中不是源生的,而是由以"自由"为代表的基础伦理衍生的。"自由"是整个伦理体系建立的基础之一,是个体的天赋权利,不能侵犯他者自由的共识构成了个体之间自由的止限。公共权力的责任是为了维护个体自由,而非相反。公民个体权利的在先性、权力与权利力量对比的失衡以及公职人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构成了公共权力责任的三个伦理来源。     

论行政伦理研究中的平衡性问题

在伦理实践中,人民对于公务员及政府往往提出过高的伦理诉求,因而,行政伦理研究应注意平衡性问题。事实上,可以借鉴行政法对处于权力高位的行政主体进行平衡性的制度设计的做法,对反映行政主、客体权利和利益关系的行政伦理进行平衡性研究。在当前的行政伦理研究和实践中,行政伦理的平衡性设计应着重于研究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既要研究行政主体伦理,同时也不能忽视行政客体的伦理建设;二是在伦理建设标准方面,我们应该在综合考虑行政主体伦理标准的最高线和最低线后而选择中位,以确保行政伦理建设目标的达成和对行政主体激励功能的发挥。     

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维度

宪政国家的权力观的要旨在于权力的规范.宪政国家权力观具有双重伦理意蕴:人性理论是宪政国家权力观的伦理基础,个体权利的保障是宪政国家规范权力的伦理追求.     

新时期执政伦理建设的基本原则初探

执政伦理的基本问题是如何解决权力和利益的关系,即"权力代表谁的利益,怎样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利益".本文认为:为民、尚公、自律是新时期执政伦理建设坚持的基本原则,这不但是党自身理念先进性的反映,也是执政党执政规律的内在要求.     

行政腐败与伦理责任

本文认为,行政腐败的实质是公共行政人员以权谋私,违背公共责任.不同的社会与政治背景对腐败有不同的界定与态度.从制度层面上看,腐败源自行政权力的制度结构,根植于行政权力的特征与运行规律中,致使无法从根本上有效地加以扼制.这就有必要探讨扼制腐败的综合途径,通过管理的、法律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方法,建立扼制腐败的有效机制,形成个体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感.     

权力政治与责任伦理--马克思·韦伯论政治和道德的关系研究

韦伯将世界上的伦理归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种类型。政治的本性在于追求和运用权力,这决定了暴力手段在政治领域中是必要的.在政治活动中遵循信念伦理,将会不能承担相应的政治使命或者陷入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中。而唯有遵循责任伦理,才能缓解道德信念和政治使命之间的冲突.责任的政治要求政治家具备激情、责任感和判断力三种品质。责任的政治亦体现了韦伯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     

和谐社会建构的制度伦理基础

面对由市场经济所内生或者所强化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个体行为的分散性、资源的有限性和思想道德观念的多样性,和谐社会的建构可以选择美德、权力和制度三种主要模式,而制度则是支配现代社会的主要而又优先的力量。这意味着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制度伦理。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两大部分。除了形式方面的要求之外,制度设计伦理的合理内容主要包括发展理念、秩序理念、人权理念与平等理念等伦理理念。制度运行伦理包括制度管理伦理与制度实现伦理,它以服从原则、公平原则与效率原则为主体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