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农户人力资本存量与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山西农村固定跟踪观察户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户主为初中文化程度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由最高变化为低于高中户,而后依次为小学户和文盲半文盲户;农户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越高,劳均纯收入也越高,且随着家庭综合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投资的收入弹性呈递增趋势;接受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的农户家庭,其户均纯收入、经营性收入、总收入均高于未接受者,家庭中接受培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收入越高。     

农户贫困及其影响因素的微观考察——基于湖北16个地市州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科学地识别贫困人口特征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基于2016年湖北省扶贫办在16个地市州开展的大规模脱贫攻坚督查活动得到的问卷数据,建立Logit回归模型,从户主特征、家庭基本状况、家庭收入状况等三类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视角出发,对影响农户贫困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关乎生计层面的微观因素是影响农户贫困的决定性因素。其中,户主性别、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16岁以下未成年人个数、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家庭居住状况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等因素对农户贫困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户主学历水平、劳动力个数以及外出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估计系数为负,说明户主学历越高、劳动力越多和务工收入作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越不容易陷入贫困。     

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及其发生动因的实证研究

农地流转对促进农业产业化、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都具有明显的正面效用,是我国农业产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以陕西省白水县3个村、西安市阎良区5个村和灞桥区4个村为研究实例,对235户样本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和计量分析,深入探究了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特征及其发生的动因。研究结果认为：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以及选择怎样的路径流转,都是特定行为环境下所做出的主观抉择;户主年龄减50的绝对值、户主文化程度、家庭非农业收入、农户愿意种植面积和家庭承包土地面积之差的绝对值、流转政策是影响农户农地流转与否的关键因素。     

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基于CLDS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运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机械应用对非农就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机械应用水平越高,农户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非农就业人数比例越高,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将低估农业机械应用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农业机械应用通过减少单位土地农业劳动力投入与改善农户健康状况来促进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转移有倒"U"型影响;户主文化程度为高中、大专、本科以及户主健康状况和村庄交通状况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劳均耕地面积与是否获得农业补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政府部门应多措并举强化政策支持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以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农户兼业行为研究——以河南粮食主产县为例北大核心

文章采用样本农户数据分类对比和Logit多值响应模型的方法,对样本农户不同兼业类型的选择进行对比研究,找出影响农户兼业类型选择的相关因素,并分析它们对农户选择不同兼业类型的影响程度。研究显示:农户家庭总人口越多,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家庭劳动力的最高文化程度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户主在家庭生产经营过程中起最重要的作用,户主年龄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出现降低趋势;农户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农户家庭实际耕地面积越大,农户家庭选择兼业的可能性越大。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关系实证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抽样调查资料,实证分析了农村家庭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与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户主的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家庭收入来源越广,家庭收入结构越合理;其中家庭工资性收入水平与农村户主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     

土地流转对农户消费异质性影响研究

采用CFPS2012年7000农户数据,利用OLS和Quantile回归分析了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流转对不同特征农户的家庭消费存在异质性影响,土地流转和社会保障是互补条件,两者要同步推进才能促进农户消费。同时,土地流转水平和土地流转费用对农户消费具有正向影响。土地流转对消费水平更高农户的影响更大,如果家庭成员有非农户口,将能显著提高低消费农户的消费水平。农户人均收入越高、有家庭成员从事个体私营、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越高、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村庄经济状况越好,农户消费水平越高     

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新疆焉耆县的147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农地投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投入的意愿较高,调查农户中74.15%的农户表示愿意加大对土地的投入;家庭劳动力人口较少,90%以上的农户都雇佣劳动力,一年内雇佣费用7000元以上的农户占总调查农户的42.86%;67.35%的农户认为使用化肥越多,产量越高;家庭总人口、农业劳动力人口、户主文化程度、拥有农地面积、地块破碎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农地投入的影响为正向;非农业人口、户主年龄和投入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为负向.     

基于农户视角的耕地流转影响因素研究——以山东省茌平县为例

本文通过对茌平县的280个农户进行入户调查,分析了当地的流转现状,为研究农户对耕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奠定了基础。研究方法: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家庭经济因素对耕地流转的影响最大,人均耕地面积对耕地流转影响偏小。非农劳动比例、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面积、区位、地块分散程度促进了耕地流转;家庭总人口、户主年龄、农业收入比重对耕地流转具有反向作用。     

外出务工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 ——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对新时期巩固脱贫成果和相对贫困的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基于CFPS数据库中农户样本数据,利用VEP法测度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探讨外出务工对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研究发现,女性户主比男性户主脆弱,文化程度越高贫困脆弱性越低,年龄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呈U型趋势;外出务工能够显著降低农户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可以让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降低6.6％左右;外出务工对成员健康、参与劳动力培训的家庭影响较大,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下降幅度略高于无获得政府转移支付的家庭.最后试图从动态识别贫困、精准帮扶脆弱性群体、有序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提高农民整体素质等方面提出建议.     

不同收入层次下的农户借贷需求意愿

基于包头市东河区14个农村250户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分层模型对不同收入层次下农户借贷需求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得出村庄层和家庭层均对农户借贷需求意愿产生影响,村庄类型、村庄所处地理位置、周边金融机构数量,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稳定性与政府重视程度对整体农户借贷需求意愿有显著影响;从收入分组结果看,村庄类型和收入稳定性是影响不同收入层次农户借贷需求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家庭收入来源和优惠政策激励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借贷需求意愿均无显著影响,其他因素对农户借贷意愿影响存在差异,处于收入层次两端农户的借贷意愿不受农户个体特征和金融环境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农户受到一定的金融排斥。     

受教育水平、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家庭创业决策

提升农村家庭参与创业的机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之一。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农民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程度是影响农村家庭创业的两大关键因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受教育水平和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具体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处理过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互联网使用、金融知识掌握和工作经验积累,其中互联网使用的中介效用最强;户主受教育水平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较于东部地区、老年户主和高社会资本的家庭而言,户主受教育水平对中西部地区、中青年户主和低社会资本的农村家庭的创业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新时期继续推动农户积极参与创业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的农村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显示,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同时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途径难以为继。由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以满足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     

农户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U型曲线假说及其验证

关于农户收入水平与信仰宗教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种不同观点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为:收入水平与农户信仰宗教概率间究竟是呈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关系.提出收入水平与宗教信仰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的理论假说,进一步利用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使用零膨胀泊松模型和Logit模型对假说进行证实.基于模型回归的结果可知,家庭人均月收入处于1826~2921元区间的家庭的宗教信仰概率最低;人均月收入低于1826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低,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当人均月收入高于2921元时,人均月收入水平越高,该家庭信仰宗教的概率越高.     

地域因素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1年河南省和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资料,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域因素显著地影响着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同时也证明,农村非农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水平越高。     

外出劳动力工资及收入决定的实证分析 ———基于山西省的调查

文章利用山西省农户调查的微观数据,建立了农户工资决定函数、收入决定函数,并通过多元回归理论,分别考察了人力资本、农户户主个人属性、家庭属性、村庄属性对农户工资和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工资及收入决定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农户收入的多少和结构取决于家庭拥有资源的数量和这些资源的质量。农户的工资和收入与当地工业化程度正相关。劳动力会根据自己的人力资本存量在不同的行业和地点间进行配置,从而达到自身效用或效益的最大化。     

农民土地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陕西省西安市杨凌示范区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DEA-Tobit两步法,分别采用BCC模型评价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和Tobit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他影响因素对于耕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耕地利用效率普遍较低,且耕地利用效率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农户土地承包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土地经营权退出意愿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家庭人均收入、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人均耕地面积、户主性别、户主年龄、复种指数对耕地利用效率有正向影响,地块数量、户主受教育年限、有效灌溉率和农业补贴对农户耕地利用效率影响不显著。     

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运用二进制Probit回归方法,分析了农户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经营承包耕地数量、家庭户主性别和政治特征在统计上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劳动力的进城务工行为;但是家庭户主的文化程度对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却呈负方向影响,并且除中专文化水平以外,其他受教育水平对家庭劳动力进城打工概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检验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