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规范的评价论机制

文章认为，如果说概念、判断和推理是认知活动中主体反映客体的主要思维形式，那么规范、价值判断和评价推理就是评价活动中主体反映价值的主要思维形式。这里，价值判断是规范的展开；价值判断的庆开则构成评价推理。因此，规范是评价活动中的“逻辑细胞”，是评价思维形式中最基本的范畴。规范具有与一般的概念相同的属性，即具有认知功能，但它更具有不同于一般概念的特殊属性，并且，规范与规则还有原本和派生涵义之分；规范是社会基本价值观念的凝结；规范在整合价值信息中发挥着自己的特殊作用；规范体系构成主体的评价结构，而主体的评价结构所体现的基本观点则构成了主体世界观的重要方面。     

“荣”、“辱”的道德蕴涵及当下的教育价值

荣、辱是一定社会整体或行为当事人,以某种赞赏性或贬低性的社会形式或心理形式,对一定行为所表示的肯定性或否定性的判断和态度。本文在论述荣、辱的道德蕴涵的基础上,对荣、辱当下的教育价值进行了分析。     

浅析道德评价的终极标准

价值是客体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效用。道德评价即价值判断,道德评价的具体标准具有多样性,而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道德评价的终极标准。     

论道德妥协

道德妥协是以让步为特征的策略性道德选择行为。作为一种策略,道德妥协不是对于善的根本原则的背叛,而是贯彻原则或维护原则的特殊方式。既要肯定特殊情境中让步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又要尽量使得因这种让步而对义务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为此,必须给出道德妥协的限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道德妥协必须是在只有恶的可能性或任何善的选择都是低效率时才加以考虑的行为;(2)道德妥协必须是有利于实现最终的善的目标或实现善的最大价值的行为;(3)道德妥协中所选择的行为必须是可能产生最小恶果的行为。道德妥协,作为一种策略性让步,在实际中可在个体和社会两个层面上展开。     

周初"善"、"恶"观念考

善恶是道德评价体系的基本尺度,中国传统的关于“善”、“恶”的观念在殷人的精神世界和社会生活当中还缺乏一个现实的理性基础,其形成应始于殷末周初。在西周初年,虽然善、恶作为一对范畴,甚至是作为描述价值取向的单个概念还没有被明确提出,但是“善”和“恶”的观念已经开始应用于政治生活、祭祀活动、农业生产和人格评价等方面了,构成了当时社会价值评判的内在标准。     

失当·正当·应当

1.一个传统的价值评价框架见义勇为与临阵脱逃、大公无私与见利忘义、卑鄙与崇高、宽厚与偏狭、勤劳与懒惰、自信与自卑、开朗与阴沉等等,是行为或人格的两极。在道德评价中,人们通常用一个更为概括的字眼来表达这些意义:有德或者缺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模模糊糊地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非好即坏,不是有德就是缺德。不是善就是恶,不是崇高就是卑鄙,不是大公无私就是自私自利,这是人们在道德评价上习以为常的两分法。在理论上,两分法的后果是将道德理想与现实的道德规范混为一谈。在评价技术上,产生出非此即彼、非善即恶(或者非恶即善)的判断方式。比如跳迪斯科,早几年人们认为它与理想相去甚远,于是侧目而视,斥之为不正当,“好     

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价值追求,是判断善恶的标准、衡量德性的准则。所谓“中道”即德性,分为两类:理智的和伦理的。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德性就是善,过与不及就是恶,“伦理的德性即是中间性”。中道德性是相对性和绝对性的统一,对于恶与不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是绝对的,“不存在中间的过度,永远是罪过”。中道的实现是不易的,但是可能的,这需要行为者具有知识,且需用理智去克服欲望。中道德性论对当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启发意义,中道德性论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关于价值、价值评价与科学认识

在改革的潮流中,人们都在谈论价值问题。价值与价值评价的关系,价值评价与科学认识的关系,是哲学价值论的两个难题。许多对于价值问题的争论和失误,都发源于此。为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必须正确回答这个问题。一、价值与价值评价价值或价值属性,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客观的关系。客体是客观的,主体需要也是客观的,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肯定与否定关系也是客观的。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实践关系。主体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     

浅析新时期道德评价的新维度

道德评价是道德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评价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和阶级的道德规范准则体系，凭借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对社会中的个体或群体的道德活动作出善或恶、正义或邪恶、道德或不道德的价值判断，以达到道德约束的作用。道德评价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化也相应的变化，分析现阶段不同的道德局面的新变化对于我们更好地运用道德的强大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范畴

近几年来,理论界开展了对思维方式问题的讨论。本文仅就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范畴,谈一点粗浅看法。一、关于思维方式及其构成要素1.什么是“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作为哲学认识论一个重要范畴,思维方式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从思维主体看,是主体在进行思维活动中所采取的模式或样式,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看,是主体把握客体、通向客体,得以实现和完成的工具或手段。2.思维方式的构成要素。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改造现实的人类活动形式之一,它是以     

略论社会调节机制的基本形式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是社会调节机制内的一些基本形式。它们具有各自特定的起源与发展、本质与特征、结构与功能。法的社会调节直接以社会客体为内容,要求社会主体尽可能精确地把握社会客体及其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客体必然性对于社会主体活动的刚性限定。政治的社会调节具有权威性,以制度的形式安排一定社会中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以政策、规章等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的社会调节表现为社会主体对客体的态度,是从社会主体需要的角度判断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因而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主体对客体是否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所产生的体验。艺术的社会调节通过主体对人类创造的客体即艺术作品的审美活动来实现,在非强制的、自由的状态下,使人际关系得以优化,构建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和谐。宗教的社会调节带有神秘、虚幻的色彩,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不甘心长期受制于外部必然性的挣扎和对自身生命力量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内在信念。     

价值的德育学科分类方法探讨

价值分类反映的是价值主体需要类别和价值客体所能提供需要的某种或多种属性。科学的分类应明确价值内容与价值表现形式的关系,厘清价值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与价值分类的边界;研究真善美对价值分类的影响。根据主客体需要关系来界定价值本质与内涵,在当前的德育学科建设中,价值分类应主要基于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两个角度:从价值主体角度进行分类,体现了价值主体构成的多样性与价值需要的丰富性,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价值主体提供理论依据。从价值客体的角度进行分类,人作为社会的价值客体,体现的是他的社会价值;作为自己的价值客体,体现的是自我的价值。人与社会、他人和自身的独特价值类型,体现了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的辩证统一。     

辩证命题的语形、语义和语用分析

辩证命题是表达辩证判断的语句,它的逻辑特征在于断定了对象的矛盾或对象之间的辩证关系,语句是判断的语言表达形式,判断是语句的思想内容。但是,辩证判断与语句的关系要比其它判断与语句的关系复杂:有时根据语言形式便能把握辩证判断,有时需要通过语义分析才能把握,有时甚至还须结合语言环境,如上下文、断定者的背景知识等才能把握。例如: ①从实践最终能够鉴别出认识的真理性上说,它是确定的,从实践的社会和历史的局限性上说,它又是不确定的。②从光的折射和反射现象上说,光具有粒子性,从光的干涉和衍射现象上说,光具有波动性。③直线是曲线。例①清楚明白地断定了对象“实践”具有矛盾的两种属性“确定”与“不确定”,它们是“实践”本身所固有的,因而例①是一个辩证判断。例②虽然     

“主体—技术手段—客体”系统分析

在“主体—技术手段—客体”系统范围内,主体是生产活动的承担者,是作用于客体的能动性的源泉。主体包括个体、社会集团和社会。社会作为主体是通过个体的活动实现的;个体作为主体是以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客体则是包括在主体的生产活动中的自然界的一部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被描述为人的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生产活动不是某种仅仅与主体有关的东西;它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生产活动的主观方面在最一般的形式上表现为主体能动性的体现;客观     

善:判断或描述——亚里士多德之善与古代儒家之善的比较考察

亚里士多德将"善"视为目的,成为理性选择的对象。善获得了理性与主体选择性品质,并因此而成为判断性概念。中国古代儒家的善主要指完成、完善与圆满。善或道德圆满的主体是人性。人性至善的过程是自然的。作为概念,善是对圆满状态的描述,属于描述性概念,不属于判断性概念。它缺少主体性。     

文学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超越--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一个悖论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存在方式,体现了对人的生存状态深刻的道德关注甚至终极关怀,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包含了道德上的自省和反思,能够通过启迪和诱导人们的行为方式而发挥道德感化功能.文学中的道德判断是以情感判断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并且是从主体出发,由情感而生判断,个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好恶免不了渗透其中.因而文学的道德评判是有一定的适用性和局限性的,优秀的文学作品常常超越道德判断的层次,把人物或行为纳入多维价值系统进行立体的观照,从而做出更高的富于人生哲理意味的把握,因此,文学的道德诉求与道德超越是文学与道德关系的两面.     

Technological and Ethical Disenchantment: The Limits of Ethical Rationality in Modern Life Science

本文以对现代生命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道德反思为切入点,以道德在新技术革命中的作用及其合理性限度为论旨,迫问“道德在何种意义上可以担当技术选择的仲裁”、“技术何以有禁区,道德能否为技术划定禁区”及“是技术离开了道德,还是道德离开了技术”。本文认为:道德对现代技术选择作用的着眼点及其有效性,是现代技术应用主体的目的、手段与态度;其核心是主体必须有社会责任精神,只能为善,不能为恶;当代的人类应当在重视以道德匡正技术的同时,重视道德自身的时代性与合理性,在祛魅技术的同时应当避免附魅道德。技术祛魅与道德祛魅是当代人类同时面临的两个重任。     

论行为的道德价值

传统伦理学认为,康德在对行为的道德价值进行判断时,主要依据该行为的准则是否符合道德的最高原则,并且该行为是否是出于义务动机而做出的.这种观点会导致对“有爱好或欲望在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问题的错误判断.当某人出于有效而主要的道德动机,即义务动机而行为时,该行为是可以得到道德辩护的,其行为者在道德上也是合格的.出于义务而行为的行为者不仅具有环境和需要的独立性,也体现着康德的“自由”理念.     

“恶“是社会历史前进的杠杆吗

历史总是在善与恶的交战中不断前进,人类社会也是在对善的追求中不断走向文明与进步.善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已得到世人的肯定,恶与历史发展的关系问题,则仍是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难解之谜.今天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面对不断滋生和蔓延的"恶"的现象,遵循唯物主义辩证法,正确运用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的方法,准确把握"恶"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非常重要.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