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是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阶级的工具——读《云梦秦简》札记,兼批“四人帮”的“法家爱人民”等谬论

列宁指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列宁全集》第十五卷第146页)。封建社会的法律,是地主阶级意志的表现。所以,列宁又教导我们:“地主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需要有一种机构来使大多数人受他们支配,服从他们的一定的法规,这些法规基本上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持地主统治农奴制农民的权力。”(《列宁选集》第     

谈谈《三国演义》对“义”的描写

“义”是《三国演义》的重要思想,“义”是《三国演义》人物行动的准则之一。一些人(主要指各军事集团的首领)标榜自己讲义气,其目的不外是为了笼络部下,壮大自己的力量,扩大地盘,进而夺取全国的最高统治权利;一些人(主要指各军事集团的文臣武将)受“义”的支配,参加了汉末三国时期各军事集团的角逐斗争。在这些人之中,关羽受“义”的影响最深,关羽身上的义气最重,关羽是“义”的化身。后世点评家说《三国演     

《察今》的思想和艺术

《察今》节选自《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中的第八篇。吕不韦,阳翟(今河南禹县)人,生平不详,死于公元二三五年。他是秦王政(秦始皇)的相国。为了巩固和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为了加强国力,吕不韦厚相结纳,蓄士三千人。他使这些食客各抒所闻,著成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万言。由于十二纪分述四季十二个月的时令和行事,所以书名叫“春秋”;又因为有“八览”,古人也称这部书叫《吕览》。     

陶渊明故里辨

陶渊明,何许人也?众说纷纭。较流行的说法有以下几种:一、“陶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见十三所高校编的《中国文学史》及中学语文课本)二、陶渊明是“浔阳郡的柴桑县(今江西九江西南)”人。(见廖仲安《陶渊明》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三、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荆林街)人”。(见《庐山历代诗选》第1页,江西人民出版社)四、陶渊明之“旧居”今为九江县马回岭公社马头大队之属境”。(见庄云新《面阳山陶靖节先生墓祠初考》,《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4期。)五、陶渊明是“栗树铺”人。(见邓钟伯《陶渊明故里说》,《江西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     

不能把认识的社会根源和真理的客观内容混为一谈——谈谈真理的“阶级性”问题

真理究竟有没有阶级性呢?“四人帮”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哲学小辞典》) 为了说明这种观点有根有据,他们竟引毛主席这样一个著名的论断作证:“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似乎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是各种真理无不打上“阶级     

美国的欧洲政策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二卷,第810页)在帝国主义时代,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有增不已。十九世纪末公然宣称“也要为自己要求日光下的地盘”(《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下册第44页)的德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被迫接受了凡尔赛和约。这“是一个真正逼死人的和约,是比布列斯特和约更带强制性的和约”。(《列宁全集》第28卷,第142页)     

试论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是一位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喜好一位朋友对他的评语:“感情之浮”、“思想之杂”。(见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如其我有思想——永远不是成系统的。”(《落叶》)思想复杂,并非杂乱无章。本文所探讨的,正是徐志摩诗的思想线索。     

“述往事,思来者”的“来者”

司马迁《报任安书》:“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对“思来者”一语,目前通行的教材及选本的解释有以下几种:1.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三册:“思来者,意思是想让将来的人知己之志。”2.郭锡良等编《古代汉语》中册“……思来者,想念未来的人,即让未来的人了解自己的思想”。     

从《隆中对》和《让县自明本志令》谈起——论诸葛亮与曹操的历史作用

重读了诸葛亮的《隆中对策》(简称《策》)和曹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简称《令》),两相对照,有几点看法,谈出来就教于各位读者同志。 一、诸葛亮的《策》是为了帮助刘备夺取天下而提出的策略,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达到“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目的。二十七岁的诸葛亮,面对着刘备侃侃而谈,是那样的从容,那样的自负,认为这是为一个宏伟的事业而制订的一个宏伟计划,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这是在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时隔三年(建安十五年)曹操在自己发布的《令》中,却一再表明自己没有“不逊之志”,自己效法的是周文王、齐桓、晋文,能“以大事小”;自己响往的是周公、乐毅、蒙恬那样忠于王室的人。自己之所以还要掌握兵权,不肯让位,那是因为“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     

对关于《周易》的两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一、孔子与《易》有关论质疑——向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献疑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孔子以前有没有《周易》?这是迄今为止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认为孔子研究过《周易》,孔子以前有《周易》的人,主要依据是: (1)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得,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3)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第(1)条材料,说明孔子学过《周易》,第(2)(3)两条材料,说明《论语》引用了《周易》的话,由此得出孔子与《易》有关,孔子以前有《周易》的结论。     

为一跃而后退——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的经济调整

——“先后退几步,然后再快跑,更有力地向前跳。”(《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三九五页。以下凡不注明卷次的引文皆引自该卷。) ——“退却是为了在将来最终地转入进攻。”(第七三页) 这是列宁在一九二一年施行新经济政策时基本的策略思想。学习这一段历史,有分析地研究列宁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他的策略思想可以使我们从中吸取有益的历史经验。     

人性理论的伟大变革——读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

人的问题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下简称《手稿》)中的一个中心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对《手稿》评论的差异也往往首先是根源于对人的问题评论的差异。马克思在《手稿》中把自己的理论称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积极的人道主义”、“实践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这时是否在科学地谈人?《手稿》中的关于人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本文只从马克思如何揭示人的本质、劳动和主体能动性、“人性复     

孔子评价中的一个问题—人、民辨

赵纪彬先生在《论语新探·释人民》中,对“人”、“民”两字用了不少篇幅,进行了考证和论述,得出的结论是:“‘人’是统治阶级,‘民’是被统治阶级,所以孔丘对‘人’言‘爱’,对‘民’言‘使’”(《论语新探》第三页)。又说:“‘民’是奴隶阶级,‘人’是奴隶主阶级。”(《论语新探》第二十六页)等等。这样的结论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此结论,有的学者采取了不理会的态度,有的也作了一些与此不同的阐述(见《郑州大学学报》七八年三期三十八页)。但是有的同志,至今还作为不可动摇的定论来引用。我在《关于孔子“仁”的思想》一文中曾说:“孔子的‘爱人’是泛指,有普遍意义,不是指特     

关于陆游《钗头凤》词的再探讨

在陆游词中,最为人所熟悉的,恐怕就是《钗头凤》了.对这首词,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李汉超同志在《陆游<钗头凤>词若干问题质疑》(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四期,以下简称《质疑》)一文中,以陆游是否有“向自己的母亲为代表的封建宗法势力提出挑战”的“觉悟和勇气”这一问题为“核心”,“就《钗头凤》一词的本事,以及对此词内容的解释与思想评价”等问题,提出了一些不同“一般说法”的看法,读后受益非浅,同时,又感到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因此,笔者草成此文,略陈鄙见,就教于李汉超同志和其他同好.     

从希腊史诗看华夏民族史诗

一世界的文明古国,差不多都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如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訶婆罗多》和《罗摩衍那》,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等。而古代中国却找不到这样规模宏大的民族史诗。(按:本文所用的“中国史诗”概念,均指汉民族史诗)华夏民族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史诗,对于这个问题,中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最早说中国没有史诗的是黑格尔:“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因为他们的观照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从有史以来最早的时期就已形成一种以散文形式安排的井井有条的历史实际情况,他们的宗教观点也不适宜于艺术表现,这对史诗的发展也是一个大障碍。”(《美学》第三卷下册第170页)朱光潜先     

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之我见——兼与肖焜焘同志共商

肖焜焘同志在《谈谈辩证法的“核心”问题》(以下简称肖文)中提出了许多新颖见解,特别是断言:“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否定的否定或对立的统一学说。” (《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88年第3期第4页,以下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我读后非常高兴,因为有了知音。不过我的观点更进一步,认为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应是“一分为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理性……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相结合——安     

藐视法和不知法

原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广州市管理局局长管学仲因涉嫌犯受贿、挪用公款、贪污、隐瞒境外存款罪被指控,该案开庭的庭审中,他悔不当初,“我在为国家和人民做贡献的时候反而埋葬了自己……”(2006年7月28日《信息时报》)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层次辨析

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沦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层次划分上,众说纷纭,各执其词,目前。有“教参”的,划分法,周振甫《语文学习讲座丛书》中的划分法,有北师大出版的《高中语文教案》第六册的划分法。我认为,这三种分法,均有欠妥之处,应该有第四种更为恰当的划分法。 “教参”的分法,是着眼于文章的结构,按引论(提出问题)、本论 (分析问题)、结论(解决问题)来划分。这种分法的好处是有利于理清文章思路,从结构上把摆全文。但结构(形式)是服从内容,并为     

也谈《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性质

一九七七年《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四期发表了《关于<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思想》(以下简称《关于思想》)一文,对鲁迅《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以下简称《论缓行》)的思想性质,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颇有意义。有的分析很有见地,读后,深受启发。但文章的基本观点,似乎还有可议之处。这里试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希望引起更深入的讨论。     

创调与流变：浙派古琴曲《禹会涂山》本事考辨

《禹会涂山》是浙派琴人毛逊(敏仲)所作,始见于《神奇秘谱》,在现存明清39种琴谱中都有刊载,是浙派琴曲的代表作品。琴曲以口传历史事件“禹会涂山”为创调本事,通过禹大会诸侯、各国朝贡之盛况来颂咏宋德。在流传过程中,毛逊改曲名为《上国观光》,打算献曲于元世祖以求取功名,未果而卒。明代琴史资料皆普遍淡化甚至隐瞒了这一事实,体现了“为贤者讳”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