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理论视角下的贫困研究

本文对近年来有关贫困的概念及原因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概括,并在分析各个研究视角的优点和局限的基础上,提出引入风险理论的视角研究贫困问题,扩充贫困原因的分析维度,揭示风险与贫困之间互动的逻辑,以期在不断地历史发展中,丰富贫困定义的社会内涵。     

风险社会时代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风险社会意味着一种新的社会运作逻辑和社会形态。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问题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贫困阶层的个体化趋势逐渐明显,贫困个体对制度环境的依赖程度更深。贫困阶层在开放政治格局中的弱势地位逐渐定型,权利诉求渠道受阻,面临着社会结构作用下的权利贫困。此外,由于风险与贫困的天然亲和性,现代化风险对贫困个体的威胁力增强。因此,认识和分析风险社会时代的城市贫困问题,应从城市贫困发生、演变的社会根源出发,尝试通过重建社会来开展城市扶贫工作。     

重塑贫困认知:主观贫困研究框架及其对当前中国反贫困的启示

国内外学界对于贫困认定视角出现了由“客观”而定到“主观”自定的拓展,对贫困内涵的认知历经了由单维的收入贫困到多维的福利贫困的变迁,这两种趋势的重叠造就了主观贫困概念的出现.仔细梳理其概念、理论以及相关学者研究成果发现:以主观贫困线和主观福利贫困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主观贫困研究框架重塑了人们对贫困传统的认知,这种框架不仅具有工具性价值,而且本身也具备内在性价值.主观贫困研究对于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政策具有深刻的价值启示.     

道德概念的应然发展

传统的道德概念,其适用范围局限于人与人的关系之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体身心关系的合理处理,越来越需要上升到道德的层面来进行规范,因此,道德概念应当向天人关系、向身心关系扩展。同时,还应当将和谐与生活幸福纳入道德概念的内涵,因为它们作为道德追求的根本目的,内含着对道德行为方式的内在规定。     

先秦儒家贫困致因思想研究

个人贫困观和结构贫困观,是源自西方社会学的贫困致因理论.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普遍认为统治者应该对百姓的贫困负主要责任,并提出了一系列如何让百姓脱贫致富的设想,其贫困致因的核心思想可归为贫困结构观.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为核心内涵,并嵌入先秦儒家“天命”思想体系中的“贫困天定论”的影响超过了其贫困结构观,并内化为一种世俗的道德信仰或文化氛围,影响着中国人的个体思维、群体意识及统治理念.在许多国人潜意识中,至今仍然认同具有宿命色彩的“富贵在天”.以“责怪受害者”为核心内涵的个人贫困观在中国社会中没有成为主流贫困观     

进入贫困生涯的转折点与反贫困干预

本文以贫困生涯进入的转折点概念来描述个体和社区层面贫困发生的原因。本文基于实地调查和理论梳理,指出目前反贫困在战略上和操作层面针对贫困转折所做的适时干预远远不够。     

贫困再思考:定义和衡量

研究者花了大力气去定义和衡量贫困。他们使用了三种解释宽泛的概念———经济状况、能力和社会排斥。这些思路对于理解不同社会不同时期的贫困大有助益 ,但每种解释概念都日趋复杂 ,以致主张它们的人都觉得不必使其相互结合。无奈贫困问题跟人的整个状况相关 ,经济状况、能力和社会排斥无论哪一个都不能单独涵盖贫困的方方面面。整合这些思路、选择适当的指标、获得更有意义的发现 ,对于贫困研究来说已至关重要。我在这篇文章里指出 ,这种整合的方法将会丰富我们对问题的理解 :在评定一个人是否贫困时何为重要 ?造成一个人贫困都有哪些原因 ?     

贫困、贫困风险与社会保障的关联性

贫困既是一种普通而常见的经济现象,又是一个内涵复杂的社会问题。贫困概念、贫困分类与归因,贫困风险特点及其变化,对社会保障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产生重要影响,对社会保障的形式和内容也会产生深刻影响。因此,要缓解和消除贫困问题,需要理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减贫作用机制,认清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贫困的涵义及成因,贫困风险来源及其特点。     

阿多诺星丛概念的解释学内涵

批判理论与解释学虽然是不同的哲学流派,但它们的有些思想具有彼此间的可参照性.星丛概念作为阿多诺的批判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本身就蕴涵着客观性解释学的思想内涵.而星丛概念与客观性解释学的可通约性建立在客观性思想取向基础上,实现在主客体相互中介与突出个体的思想倾向中.     

贫困指标体系问题研究

贫困是一个抽象概念,通过操作化可以得到量化的贫困指数,以便定量研究贫困问题.从资本的视角可以将贫困分为经济资本贫困、社会关系资本贫困和人力资本贫困三个维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操作化,构建了贫困指数的三级指标体系框架.采用调查研究方式,在安徽省农村地区采集个体样本.首先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性因子分析技术检验贫困的三个维度,其次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高阶因子分析技术检验贫困指数的指标体系,再次计算它们的权重,从而构建了贫困指标体系.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