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贫困概念的演进

过去几十年来关于贫困概念以及相应的度量方法经历了显著的变化,最初人们只是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定义贫困问题,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能力贫困,再到九十年代又进一步发展到包括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为宽泛的权利贫困。这些贫困概念的演变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贫困认识的深化。这些贫困概念不是相互替代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作用的。     

高校学生的贫困问题研究

对于高校资助工作而言,贫困度量是一项既复杂又具有特殊意义的工作,只有制定科学、合理的贫困度量方法,才能为资助工作确定正确的目标群体,才能考核资助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作出科学调整.文章从度量的视角探讨高校学生贫困问题的两个方面:确定贫困者范畴和度量贫困程度.     

论国家金融风险的内涵、起因和度量

文章阐述了国家金融风险的内涵,分析了国家金融风险的起因和度量,提出了国家金融风险的验证指标。文章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展开论述,为防范国家金融风险的方法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论中国西部贫困特区建设的内涵与制度性建构

针对我国西部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战略提出一种新的思路———贫困特区建设 ;贫困特区与特区基本上具有不同的涵义 ;贫困特区建设的内涵有经济内涵、社会内涵、文化内涵、生态内涵 ;贫困特区建设的制度性建构包括特殊的发展政策、扩大的自主权、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发展目标。     

论中国农村金融贫困

从金融供给的视角分析,中国农村金融贫困的主要原因为农村金融投资软化、农村金融资源流失以及农村资本流动梗阻。经济基础薄弱抑制了农村金融的产生与发展,农村金融的萎缩与弱化又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村金融贫困问题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本身的问题,它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市场经济条件下医治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必须借助于超经济的力量——政府的力量,政府解决方案包括有条件补助与无条件的政府援助、政策支持等。中国农村金融贫困也是金融部门的问题,因此金融解决方案也是医治中国农村金融贫困的重要方面。     

基于公理化方法的贫困评价与度量研究

传统的贫困评价与度量指数实际上都是在某种先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一致性的检验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由此常常误导舆论与决策。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许多学者提出了有关贫困评价与度量的公理化方法。在贫困评价与度量的公理化框架下对贫困和不平等的评价与度量及其隐含其中的内涵作系统介绍与总结,使贫困的度量建立在对概念和理论清楚表述并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     

贫困度量的国际探索与中国贫困线的确定

由于贫困是一种具有社会建构性的概念,如何度量贫困成为国际社会政策学界和扶贫领域中的难题之一。基于"生计维持"和"基本需要"的概念,"绝对贫困"长期以来一直是贫困度量的概念基础,其度量程序首先是衡量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生活的最低水平,然后测定维持这一水平的生活所需的收入或消费水平。然而,贫困具有相对性,即贫困者在物质和社会生活的条件上处于一种相对于他人的匮乏状态。相对贫困的度量大多采用平均收入比例法,即当地民众平均收入之下的一个比例。无论是基于"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的概念,中国的贫困线都相对偏低。     

新时代中国特色贫困治理：理论生成、价值内涵与实践经验

中国脱贫攻坚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贫困治理道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蕴含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追求。中国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从理论到实践深入系统总结中国贫困治理的理论生成、价值内涵和实践经验,对于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在消除绝对贫困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更好满足发展不平衡地区人口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     

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在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和不利的政治社会经济因素冲击下,暂时贫困会演变为长期贫困。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间的贫困。最极端的长期贫困是将贫困带入坟墓并传递给子代,致使其子代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民族"概念的演变

"民族"概念的演变主要有三个基本源流,分别是西方国家的民族概念、苏联及俄罗斯的民族概念、中国的民族概念."民族"概念的每一个基本源流都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中,都以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丰富着"民族"概念."民族"概念不同源流之间的对话应该是双向交流.中国的"民族"概念要敢于同外国的"民族"概念进行接触和对话,要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民族"概念.     

欧洲法律意识的概念与内涵分析

欧洲学者过去普遍使用的与法律意识有关的概念是KOL。欧洲长期不使用法律意识的英文概念“Legal Consciousness”。欧洲的法律意识概念,第一次由奥地利学者埃利希于1912年提出。埃利希认为,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问题的体验,这种体验由社会现实所决定。法律意识在意识本质上是人们自己具有的关于法律的思想,与正式的法律无关。法律被认为是因变量,法律意识研究关注人们自己具有的法律思想与期望。美国学者把法律意识中的法作为自变量,认为法的变化决定了其他方面的变化。     

"国民革命"概念演变考论——以1897-1927年为中心

历史学中的称谓,绝不单纯是语汇使用问题,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含义。1897-1927年,"国民革命"称谓演变的背后,浓缩着众多历史事件与社会思潮的集合:诸如传统的王朝鼎革的革命观念被近代西方民族民主革命观念取代的来由;国民革命接连不断的挫折与国民党的联俄容共;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的竞夺;国共分裂后国民革命概念的兴衰隆替。     

浅析公务员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中国向现代国家迈进,必须要倚重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对公务员内涵的界定,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手中“握有”公权力,即“依法履行公职”。国外对于公务员范围的划分虽然方法不同,但适用公务员法的人员范围大致相同,即行政系统中非选举产生和非政治任命的公职人员,这部分人是公务员的主要范畴,也是公务员法的适用范围。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论库恩的"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

"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是库恩早期新认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挑战下,库恩意识到,"共同体的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遭遇的尴尬:共同体的社会学不是真正社会学,而是来自物理学的经历和体验.在看似矛盾的困境中,库恩坚持"共同体的社会学"不能脱离科学认识论,它与坚持科学认识论并不矛盾.这是库恩理论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区别.     

大学语文的"人文精神"内涵

时代需要造就不仅精通自己的专业而且知识面宽,有厚实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及文化素养的一代新人.大学语文应该把语文教育真正变成"立人"为中心的教育,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加强"人文精神"的培育.     

论"无为"观念的辅助性内涵

“无为”观念长期受到误解。“无为”观念与欧美的辅助性原则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应当重新理解。辅助性原则对于促进地方法制的学理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无为”观念也蕴含着丰富的辅助性内涵,同样体现了在地治理原理、上级干预原理与分域治理原理等具体内涵。对它的现代阐释,可以促进地方法制学理的发展,促进地方法治的制度化、规则化。     

马尔库塞早期思想中的“历史性”概念探析

马尔库塞早年为了反对第二国际理论家在马克思主义理解中的唯科学主义态度,在批判吸收海德格尔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历史性"这一概念。他把历史进程理解为个体生命在社会整体中自我实现的能动过程,个体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来实现自身的自由,任何确定的历史认识只是人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特定理解。这一"历史性"概念不仅批判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坚持的经济决定论,而且弥合了海德格尔思想中个体生命与社会整体之间的断裂。马尔库塞先后对"自我意识"和"本能"的历史性进行了研究,其"历史性"概念凸显了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但却无法克服在"发达工业社会"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唯有从马克思的"实践"观点出发,我们才能找到理解社会历史和实现个人自由的有效途径。     

论字典的改革

当今的语文字典(或词典) ,它竟然把语言中成千上万的字或词,彼此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则上一概地切断了。上一个字与下一个字绝对地互不相干,字典是唯一的一种不能卒读的书,不仅不能卒读,查了上一个字也不必去看下一个字,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字典完全成了一堆切得粉碎的语言资料的堆积。仅仅是为查检的方便,按它们的音序或偏旁部首为顺序,将它们编排起来,此外,这个顺序就再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现代字典中成千上万的字,原则上处于一种无序状态,而无序就不是科学的。世间还有没有这样类似的事情存在?譬如砌一堵墙,要用成千上万的砖。先用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