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官关系发展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

日本政党和官僚是日本政治系统的构成要素。"政治主导"还是"官僚主导"是日本政官关系的争论焦点,贯穿战后日本政官关系改革的历史过程。当前日本安倍内阁时期政官关系改革的方向、特点及其对国家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呈现出坚持"政治主导"的原则和方向,政党及其政治人物也会加强与官僚的合作,发挥官僚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官僚的特权地位,这使得政官二者协调统一于日本的政治决策过程中。     

安倍内阁的“强首相”决策过程分析

2012年12月执政以来的安倍内阁,其决策过程呈现官邸主导、政官合作、政高党低、朝野交错的特征,从而导致了"强首相"这一趋势。首相官邸在决策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以官房长官为核心展开政策磋商,信赖官僚并善于发挥其作用,执政党追随政府决策,朝野政党的政策主张相互交错。这样的决策过程,是为了满足日本全面"正常国家化"战略转型的现实需求,却也可能由于缺乏决策制衡而误导日本的国家发展。     

日本对华复交决策的政治力学

日本对华复交决策这一历史性决断中变量 (vari ables)间的力学关系及其运作模式表现为 :在决策过程中 ,除正式机制外 ,同样存在非正式机制的“场” ;在日本外交决策的日常程序中体现为“官僚主导” ,在取得重大突破时则要靠“政治决断”。把握日本外交决策的这些特点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日本决策过程规律性的认识。     

日本的“族议员”

70年代末以来,日本的决策过程开始从官僚主导型向政党主导型转化,日本政治学界将此称为“政党优势”、“党高政低”。促使这一转化的是一批被称作“族议员”的自民党政治家。那么,“族议员”是一些什么样的议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又是怎样参与、主导日本决策过程的?本文试从这几个方面对“族议员”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何谓“族议员”     

日本ODA决策体系中主导权变化研究

自日本走上援助国之路以来,ODA决策体系的主导权就基本处于官僚的掌控之中.从桥本政权到小泉政权都以实现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过渡为重要课题,在自民党长期构建起的政官"利权结构"下,援助决策体系的主导权依然在"政治家主导"下的官僚手中.目前,在鸠山新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摆脱官僚支配,实现政治家主导的措施下,日本ODA决策体系的主导权处于"空白期".     

冷战后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新变化--关于日本对华政策决定过程的案例分析

冷战后日本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上是冷战格局解体;国内是日本正位于一个新的十字路口,经济上泡沫经济崩溃后长期低迷,正面临一个结构调整时期;政治上是以自民、社会两大保守、革新政党对立为根本特征的1955年体制的终结,政坛处于一个混乱的过渡时期。这些国际国内环境的巨大变化,使传统的以精英主导为特征的决策模式已不再能够解释冷战后日本的外交决策过程。1995年日本朝野围绕着对中国核试验是否进行制裁以及进行何种程度的制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外交决策过程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本文试图…     

从援助型外交走向战略型外交——日本中亚外交政策的演变浅析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中亚外交政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经逐渐从原来的“援助型外交”升级为“战略型外交”。这一转变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经济援助主导阶段”、“经济援助与战略外交并重阶段”以及“战略外交主导阶段”。相对于时下比较流行的“贸易说”和“能源说”,本文提出了“政治战略说”来理解日本中亚外交政策升级的背后逻辑。并总结了三大具体原因,其中内因为日本对国家政治利益的追求,外因为日美同盟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大国地区外交竞争的推动。     

二元代表制下日本东京都政相对独立性的历史解读

战后日本的地方自治以知事和地方议会由居民直接选举并相互监督的二元代表制为原则,地方自治体的权力运行主要取决于民意支持以及地方议会对知事的支持与合作,不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具有相对独立性。东京都作为日本最重要的地方自治体,东京都政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都知事与都议会的选举结果直接影响各政党在首都的力量消长。逾总人口十分之一的"民意"走向,更使其成为全国政治的"晴雨表"影响国政走向。战后的东京都政经历了保守政党主导下的政官合作、多党化格局下的协商政治、无党派主导下的合作与对抗三个阶段。战后初期,保守政党以及其后成立的自民党,凭借在首都的政党组织票和东京都议会的多数席位,通过支持东京都知事的政治运营实现对东京都政的干预;1965年"刷新都政选举"后,东京都议会呈现多党化格局,自民党被迫选择同各政党展开协商政治;冷战后随着无党派力量的崛起,自民党与东京都知事之间基于彼此利益需求进入到合作与对抗的新阶段。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浅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的作用

13本智库在经历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快速发展后呈相对缓慢发展的态势.许多迹象表明,一些专门研究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智库对13本外交决策过程开始施加越来越明显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把握日本外交未来走势不能不密切注意日本智库正在研究的重大课题.但鉴于日本决策机制等制度层面上存在的局限,智库在日本外交决策中尚不能扮演与其欧美同行同等重要的角色.     

古贺茂明：日本核灾难的揭黑英雄

“3·11”大地震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官制度的腐败与无能,面对将要像福岛原子炉发生“炉心融化”一样发生“中枢崩溃”的日本,一个倔强的有良知的日本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他将自己在日本能源政策制定实践中亲历的肮脏做法公之于众,几乎是“泣尽继以血”,写下了震聋发聩的《日本中枢的崩溃》一书,揭露了福岛核电灾难是一起日本政、官、商沆瀣一气引起的“人灾”,而等待他的却是更加严酷的人生。     

论政官关系与日本民主党政权

在冷战后日本政党政治的演变进程中,民主党形成了"由官僚主导转向政治主导"的政策理念。民主党上台执政以后,鸠山内阁设置了国家战略室和行政刷新会议,并通过"事业甄别"与"国会立法"的方式来实施政官关系改革。在此过程中,民主党政权对运营机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也显现了弊端。展望未来,民主党政权实施的政官关系改革具有历史延续性,改革成效将受到诸多因素制约,并关联到民主党执政能力的建设。     

从大选看当代日本政治中的民族保守主义

第44届大选是小泉政权维护自身政治权威并争取更为有利的政治强势所进行的一场斗争。其结果,新老保守政党中的民族保守主义势力双双取得了胜利。大选过后,日本形成了新的政治生态,即奉行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反对“一国和平主义”、鼓吹恢复日本“民族自信心”和“民族精神”、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理念的政治力量集结在以小泉为首的新政府周围,媒体、财界等也显示出与主流政治意识共舞的倾向。小泉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恣意向邻国发出挑战。町村外相更是假“不再屈从中国的外交”之名,行强硬外交路线之实。日本将走向何方?值得人们关注。     

明治初中期政局与日本文官官僚制度的确立

本文以太政官时期的官僚的任用、《文官试验试补及见习规则》以及《文官任用令》为线索,探讨和研究了近代日本文官制度的确立与明治初中期政局中藩阀、政党以及日本内阁建立的内在联系,并提出了近代日本文官集团,从一开始就与日本的政局-藩阀政治、政党制度以及议会和内阁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观点;近代日本文官不仅仅包含有经过文官考试而成为职业文官的集团,也包括着随政局变动而更迭的文官官僚。     

日本公共外交的发展演变与决策实施机制——以“日本屋”项目为例

“日本屋（JAPAN HOUSE）”是2017年起由日本外务省主导的重要公共外交项目。2017年,位于巴西圣保罗的“日本屋”展示中心正式对公众开放,2018年,英国伦敦展示中心和美国洛杉矶展示中心相继开馆。“日本屋”项目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作为日本战略外宣的重要载体,在宣传日本魅力、传播日本政策、吸引外国游客入境、推动日本地方创生、培养知日派人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日本屋”项目的实施时间较短,国内对其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从媒体报道、访客口碑、到馆人数和运营情况来看,“日本屋”项目以其独特的日式美学获得了外国民众的好感,成绩较为突出,对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发展具备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印太”视域下日本强化防务外交研究

近年来,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日本着力强化防务外交。日本的防务外交与其国家战略、外交战略密切相关,在防长会谈、联合军事演习、防卫装备技术合作以及军事援助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既是日本提升战略自主内在驱动力的结果,又反映了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维护美国主导下“印太”秩序的外在需求以及力图控制海上交通要道的地缘考量。日本持续推进防务外交有助于从根本上提升其战略自主性,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同时也加大了中国面临的竞争压力,给“一带一路”倡议、南海局势、台海局势和中日关系带来一系列消极影响。     

民主党执政后的政官关系

民主党执政后锐意推行政治主导路线,致使日本沿袭多年的官僚主导统治结构受到强烈冲击。但由于官僚系统的抵制及民主党的先天缺陷,这场旨在打破官僚主导体制的攻势逐渐减弱,在某些领域甚至有所后退。东日本大地震后,政府的赈灾不利更凸显了民主党执政团队在驾驭官僚队伍方面的失败。这一轮政官博弈最终以民主党放弃其竞选公约中的部分承诺为代价,形成了一种脆弱的妥协。     

“二重外交”

又称“双重外交”。在日本近代史上,是指日俄战争后,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上,除了负责外交的外务省系统外,以日本陆军参谋本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等军部势力参与或主导了日本的外交政策。这种现象被研究日本的历史学家称为日本外交政策上的“二重外交”。通常认为,这种现象尤其是体现在对华的外交政策上。其中,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与主张不扩大事端的日本外务省相比较,日军不断挑起事端,并迫使中方分别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以及《秦土协定》,日本军部成为了制定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角。在1940年前后,日…     

简论战后日本对蒙外交的演进

二战后,日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1991年改称蒙古国,以下均简称蒙古)的外交关系,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初为以民间交往为主导的低层缓慢发展时期;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双边关系正常化,有进展,有突破,但日本在对蒙关系上的表现并不十分积极;80年代末以来,日本对蒙外交的态度与前两个时期截然不同,表现积极主动,进展突飞猛进,以经济援助作为对蒙外交的主要手段,并掌握了国际社会对蒙援助的主导权,企图以此取代前苏联和俄罗斯在蒙古的势力影响。从日本对蒙外交的战略来看,80年代末,由“经济外交”转向“政治大国外交”,政治外交色…     

日本的“满洲国”方案与欧美列强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开端,但日本统治集团策谋已久的“满蒙问题”却是欧美列强无不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因而“解决”这一问题不只是向中国行使武力,同时也意味着向列强挑战,意味着日本对外政策的重大转变。所谓“满洲国”方案,从制订到实行,集中,典型地反映了国际因素对日本外交决策过程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