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二胡曲《洪湖人民的心愿》

《洪湖人民的心愿》是闵慧芬根据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的唱段改编而成的.该文通过对作品《洪湖人民的心愿》的创作背景进行分析,深入挖掘该作品的文学内涵.通过对该乐曲所描写的故事情节,开发出演奏技巧.对更好的了解作品,演绎作品,感悟作品做铺垫.     

从“小铃铛”到“李莲英”——与石小满先生的一次餐叙

老一代观众还记得当年那个胖乎乎、可爱的"小铃铛"吧?现在的人一定知道那个《大宅门》里的见钱眼开的人贩子、《洪湖赤卫队》中恶气冲天的彭霸天和《茶馆》中唯唯诺诺的玩家松二爷。他,就是从小到大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员石小满先生。石先生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以童星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大半辈子塑造过各种角色。在他的博客中,有这样一段话,可以记录他几     

拜伦圣经组诗审美心理述描

拜伦主要选择《圣经》故事中的英雄和女性题材进行创作。尤其是对失败的英雄和年轻、驯服、善良、美丽的女性,拜伦更是偏爱有加,其诗歌中充满了对英雄的赏识与同情,英雄的复杂心情在诗歌汇中体现得清清楚楚,给人一种英雄虽败犹荣的感觉;拜伦笔下的美丽女性神圣、纯洁,仿佛他们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女神,各个出神入化,有血有肉。拜伦利用圣经组诗《扫罗王的最后一战之歌》、《耶弗他的女儿》、《致伯沙撒》来体现他自己的思想与感受,将自己内心世界里的苦闷与挣扎表现得淋漓尽致。     

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典范：《洪湖赤卫队》

文章首先认为新改编的红色经典影视剧《洪湖赤卫队》是当下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典范，进而从历史场域的还原与适应消费等方面为此论点提供佐证。文章提出《洪湖赤卫队》的改编不仅再现了该剧的历史现场感，还满足了大众的消费快感。新改编的影视剧《洪湖赤卫队》不仅为当下红色经典的改编提供了参照，而且具备了经典品格。文章最后指出红色经典改编剧...     

歌剧《洪湖赤卫队》中韩英主要唱段的演唱艺术处理

歌剧《洪湖赤卫队》在我国歌剧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本文针对歌剧《洪湖赤卫队》中人物韩英（女高音声部）主要唱段的演唱处理作尝试性的分析研究，分析了两个主要唱段《洪湖水，浪打浪》和《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从音乐分析、情感把握、风格特色、演唱技术与技巧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全剧的演唱艺术处理陈述了自己的观点。     

“无能”之能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虽非一人所作，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书中统帅群雄的几位老大，宋江、刘备、唐僧，都是平常人看来的窝囊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更无一丝英雄气度。宋江武艺不如一寻常的地煞星，计谋不如吴用等人，而为一百单八将之首．民间奚落刘备的江山——是哭来的，一遇到危险就痛哭流涕，演一曲“悲情秀”；     

现代军事理念之歌——《特洛伊之歌》的解读

澳大利亚著名女作家考琳·麦卡洛继《荆棘乌》后，1998年又推出另一力作《特洛伊之歌》。如果说《荆棘鸟》是一曲凄婉的爱情悲歌，《特洛伊之歌》则是一支雄浑悲壮，令人回肠荡气的英雄交响曲。作者用现代军事眼光对古老的神话重新演绎，从战争的动因、战争法则、战争的智性取向到对英雄的刻画都加入了更多的理性思维和审美技巧，使得特洛伊之战焕发出了时代光彩。     

英雄有泪亦轻弹--《三国演义》中英雄眼泪描写的审美价值

《三国演义》是一部描写战争与英雄的古典小说 ,书中英雄个个有泪 ,而且动辄流泪。作者罗贯中对英雄泪的描写是为了突出人物某方面的性格。同时 ,也不可否认 ,《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是小说的初创时期 ,《三国演义》人物刻划只能称为类型化典型。从现代读者的审美心理来看 ,在阅读《三国演义》时追求的就是那种自然、质朴、直率和粗线条的风格所带来的审美享受。     

走访落凤坡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在全国放映后,轰动了整个社会。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一曲苍凉、悲壮的前奏,把亿万观众引入一千多年以前,那金戈铁马、烽烟弥漫的三国纷争的古战场上。     

中学语文教材“详略呼应句”的表达功能

什么是详略呼应句?先看高中语文第三册《内蒙访古》一文后的练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说说下边每组里的两段话,表达效果有什么不同,课文里为什么要采用1的句式.1、敢于这样做的人,难道不是一个英雄吗?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2、敢于这样做的人,可以肯定说是一个英雄.例1中加着重号的语句就是详略呼应句,这种特殊句式是作者为了收到某种特殊的表达效果,有意将用一个句子就可表述的意思分作两次(或两次以上)表述而形成的.作者先只说“一个英雄”,再续以     

傣族诗歌宝库中的明珠——《葫芦信》

风景如画的西双版纳,养育着世世代代的傣族人民,陶冶着他们奔放热烈而深沉婉约的诗情。傣家是一个诗歌的民族。谁也数不清傣族的诗歌遗产究有多少。举其大类就有古歌、情歌、习俗歌、祝福歌、索哈调,还有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规模宏大的英雄史诗,浩如瀚海的叙事长诗……,而千行以上的叙事长诗有三百多部,《葫芦信》就是其中的佳作之《葫芦信》是一曲反侵略、反掠夺、反分裂的“正气歌”,是一首流传在人民群众     

英雄的词世界——论稼轩词的特质与新变

辛弃疾是以英雄的身份登上词坛、载入词史的。刘辰翁《辛稼轩词序》就早已指出,他的词是“英雄感怆”。他是唐宋词史上罕有匹敌的。文韬武略和文业武功兼备的英雄词人,他在词中所创造的抒情人物(自我)形象,是唐宋词史上唯一的一位性格丰满、情怀复杂的英雄——当然是悲剧英雄。词世界里这位悲剧英雄,全面深刻地展示出在南宋那个黑暗、懦弱、屈辱、人妖颠倒、贤佞错位的时代,“一世之雄”(宋黄斡《与辛稼轩侍郎书》)的悲剧命运,悲剧情怀。     

对“拜仑式英雄”译法的质疑

<正> 国内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书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里,在谈到英国诗人拜仑的创作时,都提到过“拜仑式英雄”这一名词术语。一些高校在招收外国文学研究生时,考卷上也出现过“拜会式英雄”的名词解释。然而,为什么同指《东方叙事诗》里的一系列主人公形象,而另外一些文学史译本则称其为“拜仑式主人公”呢? 所谓“拜仑式英雄”大概是从英文“Byronic hero”翻译而来的。关于     

今日洪湖水上渔家

南风过处,荷叶翻起层层绿浪,一排排、一幢幢“水上楼房”立于清波之上……这海市蜃楼般的景象也许难以令人置信,但如果您能泛舟洪湖之上,这奇观就由不得您不信了。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这首伴随着荷田、小船、渔姑的曲子,不知倾倒了多少人,由此也吸引了许多人慕曲而来。     

一个刻划人物形象的辅助手段——简析《水浒传》中水泊英雄的诨名

<正>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给梁山泊一百零八名英雄每人都起了个传神动听的诨名。这些诨名,突出了人物的某些特征,使小说中的人物更加立体化、形象化。这些诨名,和英雄们的本来姓名融为一体,相互映辉,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喜爱。象这样大规模地使用诨名——这一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帮助刻化人物,在其它古典文学巨著中实属罕见,可以说,它也是《水浒传》在刻划人物方面的一个特点。在《水浒传》第八十二回“梁山泊分金大买市,宋公明全伙受招安”里,水泊英雄     

扔掉双拐的濮存昕

从《茶馆》中的常四爷,《英雄无悔》中的高天,到《洗澡》中的刘大明……他的身影一出现,人们都能叫出他的名字——濮存昕!无论在舞台上、银幕里,还是公益活动中,他在不经意间都会流露出一种无法言说的魅力,打动每一个人。     

“民族意识论”掩盖不住投降派的嘴脸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宋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然而,《水浒》自明代成书迄今的数百年里,大量的评论却把《水浒》捧为“农民革命的史诗”,把宋江吹成“农民革命的英雄”。他们一条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宋江是在外族侵略的情况下”,出于“民族意识”而招安的,所以“宋江受招安,有它的必然性和必要性。”①那么,宋江受招安到底是不是为了抵御外族入侵、保护人民利益?对此。让我们借助《水浒》这部反面     

论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

在弥尔顿看来,“诱惑”可能引致堕落,却又是锤炼基督式英雄必要的历练.弥尔顿首先在其神学著作《基督教教义》里明确地诠释了这一悖论性的“诱惑观”,又在诗歌三部曲中予以艺术的呈现.《失乐园》里撒旦的诱惑开始了人类的苦难历史,但亚当夏娃“幸运的堕落”又开启了人类对“内在精神”的英雄追寻旅程.《复乐园》里的耶稣再现了亚当受诱惑的过程,却通过坚决抵御撒旦的诱惑而复得亚当失去的乐园,为人类提供抵御诱惑的原型.《斗士参孙》里大利拉的诱惑是参孙堕落的直接原因,却最终成为是参孙再生的催生剂和原动力.从堕落中再生的参孙最深刻地诠释了弥尔顿“诱惑观”的悖论性.     

农家子弟步入艺术大雅之堂

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美术、音乐师资的缺乏,以及把学艺视为"旁门左道"的陈旧观念,便得不少原本有些艺术天赋的农家子弟难圆"艺术之梦"。但是这几位自小酷爱艺术且颇有天赋的农家子弟,却有幸步入了"艺术大雅之堂"……秦德松、郭晓蕾——从"农门"走出的夫妻歌手今年湖北省歌舞剧院重排《洪湖赤卫队》为国庆五十周年大献礼,主演刘闯、秋菊的秦德松、郭晓蕾,便是来自普通农家的的一对夫妻歌手。31岁的秦德松,是被湖北省歌舞剧院的"超级星探"傅祖光于1990年从山东潍坊"全国农民歌手邀请赛"上相中后带回的。当时,作为安徽三名参赛选手之一,只"临阵磨刀"一个半月的秦德松终以一曲"登高才见万里天"的皖北高腔民歌,赢得王昆、吴雁泽等评委的好评,获得了民族唱法一等奖。也是在那次比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武汉活动纪略——沫若自传《洪波曲》补遗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初期,从一九三八年一月九日至十月二十四日,在武汉生活和战斗了九个多月。他的回忆录《洪波曲》就是记述抗战初期他在武汉的这段生活经历和战斗历程的。由于《洪波曲》写的是亲身经历的事情,它确实如郭沫若所说,可以看成抗战初期的一种“历史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洪波曲》是郭沫若一九四八年寓居香港时写的,由于当时资料缺乏等条件的限制,曾给写作带来了相当的困难。这种情形,郭沫若在《洪波曲·后纪》中,曾有所说明。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