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院调查取证的理解

在我国,法院的调查取证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院可以根据案件的需要和自己的意志,主动调查和收集证据;二是指法院只能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按照当事人的申请调查收集证据。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无论是按照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还是依据职权主动调查收集的证据,都可以作为法院裁判的依据。     

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及确认程序 ———以法院的诉讼行为无效为中心

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问题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行为理论研究的传统重点之一。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大致可划分为四种类型：法定无效与实质无效,私益性无效与公益性无效,全部无效与部分无效,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无效可通过两种程序机制予以确认,一是依当事人申请确认无效,二是法院依职权确认无效。研究法院民事诉讼行为无效的类型和确认机制,有助于实践中法院民事诉讼行为的规范化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法院调解适用范围探析

作为法院调解制度适用的前提,法院调解的范围应予明确界定。一般来讲,法院调解的应有范围可界定为,只有当事人可以相互让步的案件才契合调解的特质,方有调解发挥功效的空间;而身份关系案件和形成之诉案件的当事人无任何自由处分的权限,诉讼的性质亦使调解无法产生相应效力,故此两类案件自无调解适用之余地。     

民事诉讼平等原则的法哲学思考

从法理上看 ,确立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当事人与当事人之间地位平等的民事诉讼平等原则十分必要。而我国现行民诉法仅仅确立了当事人权利平等原则 ,而且也没有完全贯彻平等原则。因此 ,我国的民事诉讼平等原则应增加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平等性的内容 ,并且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 ,以便平等原则得以充分实现     

我国合同司法解除的类型化探究

一方当事人依据《合同法》第93、94、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和程序向对方行使解除权时,如发生争议,可诉请法院确认解除。实务中当事人未按《合同法》第93、94、96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条件和程序行使解除权,而是直接诉请法院解除合同;抑或当事人未向法院提出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但因合同内容具有违法性时,法院司法判决合同解除的情形已屡见不鲜。由此亟需在理论上对法院司法解除合同的类型化问题进行探究。     

民事诉讼发回重审制度中的利益衡平

依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案件在原审法院未获实质审理时,二审法院或再审法院应当将案件发回原审法院进行重新审理。设置发回重审制度的初衷在于保障当事人的审级利益。现行立法对审级利益的绝对保障实质上是一种法律父爱主义的做法,当事人的程序利益遭到漠视。缺少制约的发回重审有产生异化的风险,反转成为法院拒绝司法、规避审限规定之借口。民事诉讼法修订时,发回重审制度的重构应以审级利益与程序利益相平衡为前导法理,并通过确立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即承认当事人之间以是否发回重审的合意为内容的诉讼契约之效力,以遏制审判权行使的恣意、恶意因素,最终实现当事人利益的最大化。     

民事鉴定委托制度的现存问题与对策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里面没有专门详细论述司法鉴定委托制度,造成实践中的诸多误读和争议,比如法院对当事人鉴定申请的委托期限,法院是否有权限制当事人对鉴定机构的选择,法院能否预收鉴定费用,法院能否拒绝委托当事人在二审期间提交的鉴定申请以及当事人能否自行委托进行司法鉴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实践中已经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制度的正常健康运转.为了保障司法鉴定的科学公正,必须详细规定鉴定委托程序,使司法鉴定制度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的确立体现了立法对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尊重和保护,是对诉讼公正和诉讼效率两大价值平衡追求的结果,也是对当事人诉权及法院审判权行使的制约与平衡.但是现行立法仍在诸多方面存在不足和亟待完善之处,实践中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亦呈现随意性和虚无性.完善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转换制度,充分发挥程序转换制度的功能与效用,需要进一步规范程序转换的条件、当事人程序选择权行使的时间、方式和效力,进一步规范程序转换的具体程序,规范法院依职权转换制度、法院对程序转换审查的方式及其处理.     

论诉讼费下调后人民法院面临的帕累托改进

诉讼费收费标准下调,导致法院受理案件数增多.在既定财政拨款制度下,法院应采取一种对各方诉讼当事人有激励的规则进行"帕累托改进":如提高审判的透明度,使诉讼当事人对其预期诉讼收益有大致预计,这样可使相当部分的简单纠纷自行和解;支持胜诉方关于要求败诉方支付合理的律师费的请求,使诉讼当事人的律师费成本内部化,可提高律师的介入率,这样不但可以提高诉讼当事人的诉讼能力,而且有助于法院的审判工作;法院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节省了取证成本,故应降低审判的错误成本,杜绝超审限结案,增进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收益.     

论完善仲裁决的司法监督制度

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制度 ,应当统一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的司法监督范围 ;取消法院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 ;法院裁定撤销裁决当事人不服的 ,可以上诉 ;应当缩短当事人提出申请撤销裁决的期限 ;法院审理撤销裁决程序期间 ,不影响裁决的执行。     

民事纠纷解决的第三领域——法院委托调解

委托调解是对法官主导下诉讼调解工作适度社会化的新模式探索。法院委托调解是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民间调解人指挥调解程序的背后是法院司法权的支持和支撑。委托调解虽然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但因为调解程序的开始和调解结果都有法院司法力量的介入,法官裁决或命令的作出有时会使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在法院委托调解中也应当强调当事人的程序保障权。     

民事诉讼请求之释明

在民事诉讼中，作为当事人利益期待的集中体现，诉讼请求构成受诉法院审判的直接对象。与此同时，诉讼请求又与诉讼标的密切相关，但诉讼标的指涉的案件实体范畴要比诉讼请求更大，涵盖了事实争点、法律关系、诉讼理由等。它以诉讼请求作为首要的识别指引并预设着法院的审判范围。由于法院主导着纠纷事实的法律适用，当事人不负担提出“适法评价”诉讼请求之义务；法院应当在当事人诉讼请求“描绘”的事实背景及其诉讼目的范围内向其释明，引导当事人提出法律评价完整、适当的诉讼请求，以便确定案件的诉讼标的。法院释明失范时应当设置一定的法律规制。     

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性质及其给付路径

在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系证人向代表国家行使裁判权的法院所尽之公法上的义务,为因应证人作证义务之公法义务性质并求权利义务相一致,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理应由法院代表国家向证人给付。证人出庭作证的费用最终须作为诉讼费用的一部分而由当事人负担,这是当事人请求国家依民事诉讼程序解决彼此间的私权纷争所应尽的公法上的负担,与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由法院给付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在我国民事诉讼中,证人出庭作证费用的应然给付路径为:证人在履行了出庭作证义务的合理期间内,请求受诉法院给付其支出的合理费用,并由受诉法院围绕证人的请求是否合法作出相应的处理。     

准确理解和适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恒定原则--以民事诉讼法《解释》249条为视角

研究指出,对于在诉讼中,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转移后的当事人认定问题,在《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解释》249条作出明确的规定之前,不仅在学术中存在不小的争议,实践中法院的做法也是不尽相同。而本次《解释》的颁行,则原则上确立了我国的当事人恒定原则。与当事人恒定原则对立的做法便是诉讼承继,两种方式因在诉讼中权利义务转移后的当事人的选任不同而代表的诉讼价值理念各异。我国虽然在本次《解释》中新增了当事人恒定原则,但是对于权利义务转让的方式和承继范围问题规定简陋,对于受让人的权利保障问题也值得探讨。原则上受让人可以无独三身份参加诉讼,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经过法院同意的也可以代替转让权利义务当事人参加诉讼。     

当事人民事诉讼权利保障机制刍论

当事人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权的关系问题,或当事人与裁判者的关系问题是民事诉讼法或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问题。要建立适应现实社会生活条件所需求的新的民事诉讼体制,必须充分尊重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以当事人诉讼权利为基石,实现从法院审判为中心到当事人诉讼为中心的转变。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机制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其构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但主要应当从裁判者、当事者自身和程序技术规则化三个视角展开。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协同化”转型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的基本理论,是对民事诉讼构造的具体化。随着协同主义诉讼构造的构建,法院和当事人以及当事人之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也在传承原有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迈向协同型诉讼法律关系,以此有效贯彻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对诉讼公平和效率的价值追求。     

民事执行当事人主体调整的思考

在民事执行方面,不仅理论上专家学者在这个领域少有论述,而且实践中中国现行法律对其规定也非常少,导致实践中执行当事人主体的调整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和疑难化,直接后果就是法院执行难度增加,执行当事人上访数量增加。为缓解法院执行难,减少执行当事人上访数量,解决法院执行压力大,应当从三个方面厘清民事执行当事人主体调整的范围和程序救济:一是执行调整的主体范围;二是执行规范调整的启动程序;三是完善执行审查及救济程序。     

"攻击防御方法"之平衡--简论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在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原则要求法院保障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不仅应消极对待双方当事人,而且要积极辅助在"攻击防御方法"掌控上出于弱势的一方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和律师收集证据的手段和程序之规定既不利于当事人"攻击防御方法"的平衡,又有违法院中立地位的要求.我国应当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民事诉讼法中当事人取证制度的基础上建立并完善民事证据调查令制度.     

论"外国法不能查明"的认定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外国法不能查明"的现象频繁出现,其根源是中国法院在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标准。基于对75件涉外案件判决理由的探究,剖析了中国法院不当适用"外国法不能查明"的原因。目前学界对外国法性质的认识仍处于混乱的状态,法院应当从实用主义出发,将重心放在诉讼成本、查明效率、实践需求上,理性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并且应采用相对平衡的证明标准。根据当事人和法院两种查明模式,分别探究法院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所要考量的各项因素。当事人负责查明时,法院应考量"外国法内容""查明途径""合理期限";法院负责查明时,法院应考量"法院的充分努力原则""查明途径""合理期限"。     

论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在审理对象的形成和证据的提出层面实行辩论主义是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但是在强调当事人自我责任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法院的作用。如果过分限制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权力，既不利于法院在诉讼中发现真实，也不利于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程序权利与实体权利，可能造成诉讼能力薄弱者无法实现实体公正。从有利于发现真实、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实体公正的角度考虑，有必要适当拓宽我国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