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理性精神的觉醒

作为外源型的现代化,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理性精神是在外力推动下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鸦片战争前国人非理性的妄自尊大到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技艺的仿效,从戊戌维新时期的“西政之善本之于科学”的认识,到辛亥革命时期一些先进分子“科学救国”的呼唤,再到“五四”时期科学精神的阐扬,展现出了中国人理性精神觉醒的历史轨迹。     

形似而神不似——公司制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本文简要回顾了晚清时期中国引进西方公司制度的历程。一些资料表明,作为一种有效筹集资本,极大的促进西方近代生产力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公司制在引入中国后即被“扭曲”。在近代中国各种条件的“滋润”下,一些企业中贪污腐化严重,阻碍了对于清政府命运至关重要的中国近代工业化进程。因而,本文呼吁大力开展西方公司制度的中国“语境”研究。     

明清实学与中国资本主义

明清实学是中国儒学的最高发展形态 ,它蕴含着与传统的价值观不同的新的价值取向 ,这种新的价值观 ,主要体现在“本末轻重之辩” ,新旧“四民”之辩和“公私义利之辩”三个方面。明清实学家所完成的价值观念的转变 ,不但为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开辟了道路 ,同时也为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提供了思想基础。     

日本人中国观的一次转换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处于“四海之师”的先进地位，因此日本人艳羡不已，形成了以“慕华”为特征的中国观、江户以后，随着西方的崛起和中国的衰落，日本人在不断认识自已、审视世界的过程中，逐渐改变了传统认识，不仅把学习目标由中国转向西方，而且产生了“蔑华”情绪。日本人对华态度的转变虽极一度损伤了中国人的自尊心，但也给人以重要启示。     

气候谈判政治冲突的哲学追问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理应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行动,但是当前的气候谈判却陷入了“囚徒困境”之中.究其哲学根源,无不与西方的哲学世界观有关.西方的哲学世界观潜在地左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谈判立场,影响着气候谈判的进程和结局.具体体现为;本体论追问“存在之存在”,遮蔽了对人类生活境遇的人文关怀,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分裂;认识论追求“同一”,泯灭“差异”,产生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造成了人与人的分裂；价值论追问“是其所是”,冷落了“是其应是”的道德践履,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分裂.     

对中国文化现代化两种诠释模式的评析

中国文化现代化是一个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互为表里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长时期以来被中外学者反复辩难;又由于这个问题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研究者文化背景差异导致的视角区别,故尔呈现一种歧见迭出的局面。而在众多的论说中,由西方人提出并为一些中国学者所响应的“冲击—反应”模式,与另一些中国学者倡导亦有西方学者相唱和的“中国文化本位”模式形成彼此对立的两极。     

文化大转变时期的历史任务

自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处在一个大转变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总结,同时参照并吸取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成就,从而创造新的中国文化(包括创造新的中国哲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的大争论

本文所说的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指中国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之际,即大约从1915年到1925年的十年间。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一次最为重要的争论。东西文化问题,就是关于东方和西方文化的异同、长短与取舍的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瞿秋白在当时曾经这样指出:“礼教之邦的中国遇着西方的物质文明便彻底的动摇,万里长城早已失去威权,闭关自守也就不可能了。……然而中国的士大夫却始终不服这口气,还尽着嚷东方的精神文明,要想和西方的物质文明相对抗。这一问题在中国思想史上显然有极大的价值。”“五四”时期东西文化问题的争论,是晚清以来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的发展。晚清时代,关于东西文化问题已经有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主张。改良主义者容闳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即提出了“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思想。之后,洋务派张之洞在其所著《劝学篇》中,更明确地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亦即所谓“旧学以持身,新学以应世”,“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要求在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接纳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亦曾提出“中学为主,西学为辅”的口号,并做过一些“西学”的介绍工作。但是在晚清时代,新旧派的主张距离并不太远,无论洋务派或维新派的各种主张,都是在尊重“中学”的前提下兼采“西学”,表面上似乎是中西文化的调和,实质上主要是中国的封建传统文化。只有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由《新青年》派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根本对立,没有折衷与附会的余地。他们竖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竭力宣扬西洋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坚决反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与维护“东方精神文明”的封建顽固形派成了显明的对立。但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和五四运动以后,关于东西文化问题上的对立和争论,其性质、内容和作用是有区别和变化的。     

台湾地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劣质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党开启“政治革新”之后，台湾政治朝西方式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但是，在以李登辉、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主导下，西方式民主政治的内涵被严重扭曲，统独争议、民粹主义、黑金政治和依附西方等因素交互作用，将台湾的所谓“民主政治”引上了一条危险的发展道路。“台独”分裂势力“假民主、真台独”的实质值得高度警惕。     

从传统儒生到马克思主义者──论“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儒学,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儒学,就不能树立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不能因此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变革虽然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但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同样也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虽然已经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但儒学仍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灵魂。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师辈,在接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受过传统儒学…     

辜鸿铭文明观平议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势日衰,丧权辱国事件不断发生。西方人因此视中华民族为“劣等民族”、“东亚病夫”:一些中国人从而否定中华文化传统,开始寻求振衰起微、救国强民之道。于是,有人高喊“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提倡“变法图强”,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在此历史背景下,特立独行的辜鸿铭,与流行舆论大唱反调。他公开指斥西方文明的缺失和弊端,对东方文明却推崇备至、大唱赞歌。为此,有人称之为“伟大人物”、“声高望重的哲学家”、“中国孔子学说的最大权威”;有人讥其为“疯子”、“狂人”、“精神病患者”、“…     

论洋务时期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

本文认为,洋务时期随着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迫使下,走进与世界各国对话和交流的行列,也使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有了新的进展,其主要表现为纵论国际局势和关注国际公法.期间出现了“春秋战国”论,即援引春秋战国的历史成例,借此对照和说明新世局;多角度地议论国际问题,即从世界通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和以“均势”原则分析评论国际问题,以及从某国领导人的变动评析国际时事等.这些标志着中国人开始揖别华夷为核心的“天朝”观念,在新的世界格局中重新为中国定位,努力谋求中国振兴的思想过程.     

历史唯物主义讲座——第三章 資产阶級社会学說的批判(续)

二中国资产阶級社会学說的批判 1 西方资产阶級社会学在中国的傅播及其政治影响中国资产阶級社会学說是从西方資产阶级国家輸入的,其中有由留学生翻譯过来的,有由西方社会学家来到中国直接傳播的,有由中国人依照西方社会学的理論来研究中国社会的。資产阶級社会学在中国的傳播,大概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十月革命以前的时期和十月革命以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的时期。中国輸入西方資产阶級社会学最早的一人是严復。严復在1898年到1903年譯出了斯宾塞所著的“社会学导言”一書,題名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民族特色

由于中西社会文化土壤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潮呈现出显著的民族特色：首先，它不仅与“人的发现”同步发展，而且是其引人注目的重要内容。其次，它的倡导者主要是男性，具有浓厚的男性化色彩。第三，其中心环节是女性人格的重塑，而非妇女参政的呼吁。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它始终是“人的发现”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西方近代女权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至启蒙运动时期“人的发现”却并非同步发展。 西方近代“人的发现”，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 １４至 １６世纪，从意大利到英、法等国，出现了资本主义…     

20世纪初期资本家阶级经济力量的手段问题

<正> 在西方的反封建主义斗争中,“资产阶级的决定的武器是它的经济力量的手段”,中国的情况却与此不同。中国资本家阶级如何利用经济力量的手段,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将是本文探讨的问题。一中国资本家阶级的形成以1905年前后各地商会陆续成立作为标志,至30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强制改组各地商会为止,这个时期是资本家阶级基本上可以自主表现的时期。清末时期,政府对资产者有勒索报效的情况,资产者被迫交纳钱财,从而可以换得一些恩惠和保护,但这不是资本家阶级为提出政治要求主动采取的行动。在宪政运动时期,知识界曾经宣传无权利不纳税一类的主张,希望中国人,特别是资产者学习西方,     

以“公私”注“恩义”——中西比较视野下对“差序格局”的再反思

“差序格局”是费孝通先生以西方为比照、在西方社会科学框架下对中国社会格局做出的界说。通过重读《差序格局》及相关儒家文献,本文指出,中国人社会行动的根本并非“己”,而是原发性关系;认识到中国语境下“关系”的理路及其实在性,才能理解以家庭关系为中心的“差序”是顺次且必然推出的。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中,中国人不仅能区分西方的“公私”,而且以之为其行动伦理基础——“恩义”——的注脚。最后,本文尝试辨析中西方学术传统背后哲学根基的差异,通过比较“存在论”和“性命论”两个传统,指出以“差序格局”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在对中国社会做出界说的同时也遮蔽了中国思想传统理解自身社会现实的可能。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价值”范畴及其当代启示

近现代哲学对“人的价值”高度重视,“人的价值”范畴是一个抽象性很强的哲学概念,这造成其与现实世界的分裂与脱离。马克思突破了这种抽象性的束缚与形而上学窠臼,将“人的价值”范畴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使其内涵发生实质性改变。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从早期政治经济学文本到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为代表的成熟时期,“人的价值”范畴表现为由“基于个体视角下人的主体性觉醒”转向“人与人之间社会经济关系视角下人的全面性本质的复归”,这构成解释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人的价值”范畴的生成性内涵和整体逻辑一以贯之,对新时代我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立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反分裂斗争是新疆各族人民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

江泽民同志指出 ,当今世界一些地区的热点问题 ,绝大多数是由民族、宗教矛盾引起的。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 ,冲突不断 ,战火连绵 ,国无宁日 ,民不聊生 ,根本谈不上发展经济。民族宗教矛盾的产生 ,一般都有十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原因。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紧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挑起民族、宗教矛盾 ,然后插手其中 ,甚至借机用武力干涉别国内政 ,以达到控制、分裂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目的。同样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也把“和平演变”的矛头重点指向中国 ,加紧对我推行“西化”、“分化”和遏制…     

略论人与自然的和谐观

<正> 一、在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早就看过闪光的认识。中国的传统思想,历来崇尚“天时、地利、人和”,主张“天人合一”。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许多思想家也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关联性,提出“人们必须同等地考虑到自然和人”,并相应地提出了“人地关系论”、“人文地理学”等。但是,不论中国还是西方,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对于人与自然协调关系的研究还是零散的、不系统的。直到20世纪中期之后,西方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