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魏屯田制的历史渊源

<正> 曹魏的屯田制度,是当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一种重要形式,对于后来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有重大影响。本文试图阐明它是如何从秦汉的封建国有土地制与屯戍制度发展而来的过程,以明此制并非形成于一朝一夕,也非独创于一人,而是历史发展的产物。     

论北魏屯田制

屯田,就其经营形式而言,是我国历史上各封建王朝按照一定的组织系统,强制军队或平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一种方式;就所耕种的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来说,则属于封建国有土地的组成部分之一。它起源甚早,至晚在西汉文帝时已有边郡徙民屯田的明显开端。此后,屯田的地区日广,逐步由边陲及于内地;屯田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屯田者也由徙民逐步发展到以军队及一般民户屯垦;屯田的组织机构,也同样在日趋完备。自魏末晋初废除了屯     

孙吴的屯田制

关于孙吴屯田问题,迄今史学界尚欠研讨,陈先生别开蹊径,精理零散资料,缕叙了孙吴屯田的据点;屯田的机构与特点;屯田的全盛与衰落及其历史意义。为史学研究填补了空白。     

东吴屯田制略论

旧的史籍关于东吴屯田制的记载,比较简略;清扬晨的《三国会要》,对东吴屯田制,虽列有《吴屯田》一目,仅仅录了四条材料,清人俞理初的《癸已类稿》,只有《魏典农记》专篇,而无东吴屯田制专目;陶元珍的《三国食货志》,也详于曹魏屯田制而略于东吴;今人对东吴屯田制的研究,也缺少专文,往往只是附带论及,远不如研究曹魏屯田制那样被重视。至于东吴屯田制的具体内容,还存在不少疑问,象唐长孺先生这样著名的史学家,     

曹魏屯田释议

曹魏屯田的研究，不但是对曹魏一代电田制度的阐释，而且涉及对曹魏政策的评价，由此，学者们已发表了许多成果，其中有精辟见解者不少，但仍有一些问题意见不一，本文试就曹魏民屯若干问题加以申述和补充，或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参考。一、曹魏屯田的沿革据《三国志·武帝纪》往引《魏书》云：“公（曹操）曰、‘夫定国之术，在于疆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走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是岁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科。于是州郡倒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这是讨论曹魏屯田问题众所熟悉…     

论曹魏屯田

一屯田是历史上一个較复杂的問题,必須与軍队的历史和土地关系的变化經程一并考察。王嗚盛周礼軍賦說,大体上解釋了一些领主制时期的軍赋关系,和兵民(农)合一問題。但周官一書所存在的材料的复杂性,沒有获得应有的解决。錢文子《补汉兵志》,陈傅良《历代兵制》,是鍼对着宋代的現实問題的撰著,于兵役的基本問題,即土地关系,會有所推論,然关于兵农分合問題,受历史的制限,沒有获得結論。对于宋代的兵备,亦只能作空想的計議与叹慨。《馬氏通考》,对于屯田和兵制,援引历代各家論著,多所推論,亦依然滞留在兵民(农)分合問題上。     

曹魏田制考实

曹魏田制,渊源两汉,而重点不同。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就是曹魏田制的继续。后来北魏到唐的均田制,又和西晋田制有因袭关系。可以说,从汉末到唐中叶六百年间,土地制度大的改变开始于曹操。但在曹操评价的讨论中,一般只重视曹魏的屯田制,而未注意占田制之存在于曹魏。这正是曹魏田制的主要方面,它下开西晋、北魏正在于此。因作此篇,以为补苴,并供商讨。     

论曹魏经学

曹魏是汉末经学衰落后崛起的新变期,不仅产生了《中经》大型经学类书,而且可考的经学著作128种。在学术渊源上,或源于汉末官学,或源于汉末私学,与汉代经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然而,曹魏经学在继承中凸显新变。由今文转向古文经学,由古文转向玄学经学,是魏晋学风演变的核心。从青州之学形成,到荆州之学衰落,标志着汉末经学的结束;从王肃经学始盛,到何王新学勃兴,标志着曹魏经学的形成与转变。理论形态上,多元并存,以古文经学为主;传承方式上,太学衰落,地方之学、私学发达;发展过程中,互相驳难,因袭与创新并存;学术版图上,边鄙经学发达,中原经学寥落,呈现出由边鄙向中原辐射的发展态势。     

曹魏政权与山越

<正> 孙吴营建独立政权的公元2世纪与3世纪之交,江南地区仍为少数民族的山越所割据。可以说,孙吴政权不与山越进行全面抗争,便不可能扩大和强化其统治势力。不仅如此,如陈寿所言:“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三国志》卷六十评曰条,以下凡引自《三国志》的资料,均仅标出卷数)山越的存在以及其与孙吴的对立关系,严重地制约了孙吴的对外政策。作为孙吴敌对势力的曹魏政权并没有忽视这股势力的存在,进入3世纪以后,曹操经常企图与山越接触。本文旨在具体地考证曹魏政权与山越的接触情况,论证这一     

曹魏屯田始于何年

关于曹魏开始屯田的年代,史学界几乎一致认为是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因为《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明确记载建安元年“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同书《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亦谓:“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而“定许”亦在建安元年。最近,高敏同志在《关于曹魏屯田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曹魏屯田制萌芽于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毛阶建议“脩耕植,畜军资”。这一意见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人们是有启发的。但是,其中也还存在若干问题,似应提出来进一步商榷。首先,关于曹魏屯田制萌芽于初平三年的问题。主要根据是《三国志·魏书·毛阶传》谓:“太祖(曹操)临兖州,辟(毛阶)为治中从事。玠语太祖曰:‘今     

司马懿与曹魏政治

司马懿青少年时代曾经学习儒术,但已于建安后期完成了向黄老形名派官僚的转化。他与曹魏王朝的关系,经历了由消极回避,到积极效忠,而最终反叛夺权的变化过程。其篡魏政变,是生存逼迫下的被动造反。高平陵政变虽然结束了曹氏的政治统治,但是作为建安名士的政治代表,司马懿上台后所改变的,仅是正始名士早熟的玄学“改制”;所恢复和发展的,是曹丕、曹睿一脉相承的政治路线———黄老名法与儒术的结合,使魏晋之际的官方意识形态打上了明显的“礼法”烙印。     

曹魏公国分封建制探析

从曹魏开始的公国分封制度,是中国中古社会皇权专制制度下的一种全新的、成熟的分封制度,它是为配合以禅让为名义的王朝更替而实行的政治制度。通过公国的分封,一个新兴的国家在帝国的母体中诞生了,王朝禅代就在这新旧母子国之间进行。     

论曹魏的宗室政策

曹魏实行的是苛禁宗室政策。诸王分封 ,徒有国土之名 ,而无社稷之实 ,诸王必须离京就国 ,过着近似流放的生活。朝廷派防辅、监国等监视诸王 ,诸王动辄获罪。诸王无朝觐之礼 ,不得交通宾客存问亲戚 ,禁锢诸王不得任职。苛禁宗室的政策始于曹操 ,贯穿于曹魏始终 ,削弱了曹魏政权的统治 ,导致了曹魏的速亡。     

论曹魏王朝的权力分配

论曹魏王朝的权力分配要瑞芬在中国历史上，曹魏王朝的权力分配方法是非常特殊的，它是由皇帝独揽大权，依靠曹氏疏族和姻亲，而抑制曹氏的亲族。这显然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王朝的权力分配方法，是权力分配制度上的一个创新。旧史官在论及曹魏王朝时，往往认为它的权力分配...     

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历史真相

曹魏时期官员的任职资格认定并非由中正所垄断,而是存在中正与行政长官两个评价系统:行政长官对官员入仕与晋升,不仅有提名权,而且评价其政绩才干;中正作资格审查时,仅给在职官员定"品",而不给察举对象定"品",仅以"辈"论。中正评价在职官员与察举对象的两种话语,在魏末改革中合二为一:中正之"品"化为"官品",而父辈官职决定子弟起家官职的选举惯例,使父辈的"官品"随之成为子弟的起家"资品",两者相差四等,是西晋"资品"与"官品"级差的来源。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

曹魏文人对汉乐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学习接受。从对汉乐府声调、曲名、歌辞接受看,这一文人群体不仅继续沿用汉旧诗、旧曲,亦用汉旧题、旧曲而作新诗;从对汉乐府艺术手法的接受看,他们对汉乐府自结构上模仿、诗句上化用、修辞上沿袭;从对汉乐府抒情精神的接受看,曹魏文人乐府之作不仅与汉乐府抒情基调多有相似、相同,且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更有高度认同。曹魏文人对汉乐府的接受是乐府文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转折,其在汉乐府经典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曹魏邺城中央官署布局初释

曹魏邺城中央政权机构布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政治和行政上的某些特点。时人的诗文以及后代的历史记载和现代的考古发掘对了解当时的建筑布局提供了线索。通过对考古和文献这两方面资料的分析 ,可以推测此时期邺城的建筑布局。邺城中央权力机构建筑布局体现了此时官僚制度的完善和中央集权的发展。     

曹魏屯田客的兵役徭役负担问题

<正> 二十多年前,我在《关于曹魏屯田制度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力主曹魏的屯田客也有象自耕农那样的兵役徭役负担。从以后发表的文章来看,持这种观点的同志愈来愈多。但近几年我经过认真的考虑,认为这个观点是不够妥当的。下面谈一谈我现在的看法。有三条资料往往被人们用来论证屯田客有兵役负担:(1) 《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汉太医令吉本与少府耿纪、司直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颍川典农中郎将严匡讨斩之。”(2) 卷五四《吕蒙传》:《魏使庐江谢奇为蕲春典农,屯皖田乡,数为边寇,蒙使人诱之,不从,则伺隙袭击,奇遂缩退,其部伍孙     

汉末、曹魏时期的名实之争

汉末、曹魏时期,士人欺世盗名,“耦世以取名”的现象普遍存在,所以名与实的关系问题,成为当时有识之士探讨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它是魏晋玄学思潮酝酿阶段非常重要的一环。深入研究汉末、曹魏时期的名实之争,对进一步搞清玄学思潮的缘起,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     

曹魏时期河西经济恢复原因浅析

古代历史上的河西,原是少数民族杂聚的地方。汉初,匈奴人游牧于此,控制了河西和西域,中断了中西交通,并对中原王朝造成威胁。汉武帝为了斩断匈奴右臂,曾派霍去病出击匈奴并获得了胜利,在这里设立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汉昭帝时又增设金城郡,谓之“河西五郡”。自是移民屯田,开通西域,不断经营,直至东汉,河西一直是一个安定富庶的地方。即使在王莽篡权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东汉未年,由于马腾、韩遂等军阀混战,使河西的经济遭到了极大破坏,人民死亡流徙,户口大量减耗,以金城郡为例,在东汉繁盛时,领三千八百余户,东汉末,被韩遂等“所见屠剥,死丧流亡,或窜戎狄,或陷寇乱”,竟至于“户不满五百”了。随着曹魏政权的建立,河西这块曾经繁荣一时的地方重新被纳入中原王朝的经营范围。史载:“魏文帝即位,分河西为凉州”,“其剌史领戊己校尉,护西域”。由于曹魏政权的重视,河西经济很快就得到了恢复。在农业上,据《晋书·食货志》记载,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