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以武当山现存碑刻为考察中心

武当山进香民俗兴起于宋代,到明代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清以后,武当山地位虽有下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湖北香客最为引人注目,构成了武当山香客的主要来源。湖北民众武当朝香的风俗持续时间长、分布区域广、香客多随香会组织出行;朝山之人以平民百姓为主,也有绅士、吏员的参与;进香的时间一年四季均有,以农闲时较多;各地朝山的频率不一,根据离武当山的远近,或三年一朝,或一年一朝。     

明清时期乡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整治——以日用类书为中心

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旧社会因素交替交织在一起,学术界过去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今有人称之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期,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工业化或现代化因子萌发期,简言之是一个转型社会。保存在日用类书中的乡规民约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必须将它梳理、考释、有选择的引用。     

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以运河区域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营之道。在刻印图书的选择方面,多以日常实用类图书如童蒙读物、应试之书、俗文学读物等社会需求量大且易赢利的图书作为首选。在坊刻内部运营的管理上,从宏观层面对刻坊精确定位,从微观层面严控图书的生产制作成本,以获取绩效的最大化。在坊刻图书营销网络的构建方面,积极占据本、外地图书市场,让书贩参与图书的售卖,运用书业广告等营销手段,增加图书的销量。这在确保坊刻行业丰厚利润的同时,使坊刻图书价格日趋相对低廉,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明清时期地方土地数据统计机制研究——以河南诸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的区域土地数据通常是由不同种类的土地数据折算得到的财税数据,定额赋税、土地生产力差异和级差地租等是制约县级政区调整纳税数据登记方式的决定性因素。辖区登记方式的调整既体现了原额赋税下,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同级政区间不同登记制度的差异性。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以文武举士的变化为例

明清时期,是淮河流域环境负向变迁时期.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地处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该地社会生活与习俗也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社会应对形式和手段,崇尚武功在皖北滋蔓并成为普遍风习.与明清以来皖北地区武功盛郁风习相对应的,则是文事的日渐衰微.本文从科举士入手,通过对皖北明、清两代文举与武举数量及其进士、举人结构的前后变化,对其社会变迁加以考察.研究表明:文举方面,清代皖北进士、举人数额较明代大为减少,高层人才萎缩,教育下滑,学人及其著述减少;武举方面,清初以来,皖北尚武之风颇炽,社会热衷于武举,武举人数因此猛增;学额与举士数额间的比较,则反映了皖北社会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的变化,清代尚武风习颇盛.     

水资源社区自主管理的历史考察——以明清晋陕地区为例

面对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明清地方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强力收缩,晋陕地区水资源呈现出社区自主管理的特点。以乡绅阶层为核心力量的民间水利组织,逐渐承担起水资源管理的任务。他们依靠一系列建立在用水惯例、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水法基础上的水利规约,形成了和谐的用水秩序,保障了社区整体的用水安全,其管理成效具体体现在小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纠纷的妥善处理等方面。但是,受监督体制的缺失和狭隘的局部用水观念的影响,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乡绅阶层在水管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渎职等问题,同时,农民阶层对水管理参与权的缺失,也使得这种自主管理的民主性是有限度的。     

论明清塾师在乡村社会中的教化作用——以江南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国家和社会对塾师的品行都有极高的要求.塾师在参与国家教化组织的过程中,完成了国家赋予其教化使命的一次合作,并且通过撰写通俗的诗歌戏曲、族谱和各种碑文,孝敬父母,遵守礼制,救助弱势群体等,积极地推行和实践符合国家教化标准的理念.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城镇的服务业——以临清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的贯通以及漕运和民间商运的兴盛,带动了山东运河区域的经济发展,依运河形成和崛起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城市带。这些城镇商品流通的繁盛,城市居民和流动人口的增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民风和消费观念的变迁,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形成了具有运河经济特色的城市服务业体系。服务业成为运河城镇居民职业构成的重要内容,体现着运河城镇行业构成的特色,并成为运河城镇的一项重要产业。服务业与其它行业形成良性互动,其兴衰亦与运河城镇的变迁息息相关。     

近代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述略——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适度恰当的社会控制,促使和加快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快速的社会发展也促进社会控制功能的发展,并可能引起社会控制本身的发展。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近代中国很有代表性,这个区域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其他省份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整个中国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的宏观研究。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多维考察

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的采用,往往受编创者、出版者、评点者、接受者等多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编创者的社会身份、生存状况与文化水平,其所处的时代与创作环境,其小说观念、编创动机及其所写小说的题材类型与素材多寡等,都会对采用的编创方式产生影响.出版者则介入了小说编创和流通的各个环节,并且常以小说进售所获效益来及时调整择稿标准与编创方式.接受者的精神需求、文化水平和阅读口味等,会先期对小说编创产生影响;而作品一旦问世,接受者的选择、反响等也会对小说编创形成一定的制约力量.评点者则通过对小说创作得失的评点与总结,给后继者编创小说以某种引导和启发.因此,只有将出版、传播与接受等因素纳入对编创方式的考察之中,才能对明清通俗小说的编创方式及其演变作出合理的解释.     

明清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形成——以江南市镇为例

明清以来 ,江南水乡的天灾人祸在人们的信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首先 ,对历史上治水有功的杰出人物进行神化 ,或把佛道的观音、龙王等神区域化 ;其次 ,在神化华佗、药王的同时 ,妄用医巫到了变态的程度 ;复次 ,在战后的生活与生产中 ,重塑了保佑地方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人与神。灾害 ,长期而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 ,这种自然与社会的破坏性与不可抗拒性 ,以及生命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无奈与随机偶然 ,决定性地影响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们的意识与信仰     

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的关系为视角

徽商作为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商帮之一,其市场伦理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学术界对当时的商业活动的了解,而且对现实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明清徽商的市场伦理以徽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为视角一文主要通过对徽商结交官府、向政府申诉、子弟入仕的三种维权方式的阐述,对这些维权活动进行分析,讨论其是否有利于市场的健康、稳定、是否有利于徽商在市场上的长远发展。维权方式是维权意识的一种体现,而维权意识则是现代市场伦理的规范之一。     

明清时期徽州谱牒的编修、防伪与秩序维护——以民国《清华胡氏宗谱》为中心

婺源清华胡氏宗谱个案说明,赝鼎和私售是影响明清时期徽州谱牒编修世次的一个重要因素,而防伪措施则对谱牒编修的谱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不断严密的防伪措施和近似猖獗的赝鼎私售行为,反映了徽州大族与小姓之间对于血缘等级秩序的维护与摆脱之对立关系,透露了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信息。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垦及其生态影响——以安徽芦洲开垦为例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农耕历史悠久,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经过千百年的开垦,尤其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已成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但过度的开垦也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安徽沿江地区芦洲分布集中,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芦洲不仅得到全面开垦,而且开垦规模较大。芦洲的开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扩大了耕地面积,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但由于过度围垦,从而造成了江面变窄,江道面貌改变以及水生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洪灾率次增加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试论西京洛阳的交游方式与交游空间——以邵雍为中心

描写帝都文化是古代文学的重要主题。帝都文化以其标志性和典型性吸引着文人的注意,文人也通过自己的笔触叙述着一个王朝文化的脉动。对于以帝都文化为主题的文学进行考察,不仅有利于拓展文学研究的视域,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古代都市文化的开发与当代都市文化品位的提升。     

明清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以1618世纪在华耶稣会士作品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在华西方传教士是西方汉学研究的先驱。他们通过书信、报告和著作向欧洲介绍了一个自己理解的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 ,构筑起启蒙时代西方关于中国形象的基础。传教士的这些报告和书信等也就构成了早期西方关于中国历史学的珍贵文献。如果说其关于历史中国的叙述主要得之于同中国儒生接触所获得的书本知识 ,那么 ,他们关于当代中国的描述则主要本之于自己的观察和体会 ,虽然不乏出于传教目的的歪曲和夸张 ,但是 ,即使是歪曲的形象 ,也足以作为早期西方中国史学的珍贵文本加以研究。本文试图以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和著作为中心 ,对传教士的当代中国史学文献作一简略的考察。     

汉晋北朝送别诗考述——以洛阳诗为中心

送别诗是汉晋北朝重要的诗歌题材,而作为都城的洛阳是文士的聚集地,是送别诗重要创作中心。西晋洛阳送别诗近一半是四言体,还有些送别题材是依附于赠答诗表述之。永嘉之乱后中原世族大都南渡,洛阳送别诗创作亦趋沉寂,北魏迁都洛阳后,送别诗创作有所复兴,随着南北文化交流,五言送别诗逐步增多,北朝送别诗亦逐渐走向独立。北魏末年因战乱迁都邺城,洛阳送别诗创作再度衰落,隋代之后有所恢复。对洛阳送别诗的考述可大致理清汉晋北朝送别诗的特点和发展脉络,亦可为汉晋北朝诗史及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某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