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禅宗理念对王维山水诗创作的影响

王维是唐代著名山水诗人 ,他的诗歌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很显著 ,因此得到了“当代诗匠 ,又精禅理”① 的赞誉和“诗佛”的称号。王维在创作中不仅把宗教观念与感情化为诗的语言来表现 ,而且借鉴了禅宗的认识方法来丰富诗的表现手法 ,从而在诗歌艺术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禅宗影响于王维的山水诗歌创作艺术 ,可分为三种类型 :以禅语入诗 ,以禅趣入诗 ,以禅法助诗。这三类形式 ,从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 ,具有不同的价值。“以禅语入诗”一般被排除在艺术性的诗歌传统之外 ;而后两者 ,尤其是“以禅法助诗”被认为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 ,甚至…     

浅谈古诗词的教学与欣赏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我认为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以下三点:“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古代诗人对作诗艰辛的深切感受。可见诗人对字句的斟酌达到了何等精细的程度。那么我们教学诗歌时就应抓住诗歌中最恰当、最富有表现力的字眼进行讲解,以此带动对名句的品味,藉以达到理解诗旨的目的,品出诗的韵味。如教学《渔家傲》的上阕,“塞外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可着重讲一个“异”字。在讲析过程中,教师应扣住“异”这个字眼…     

识诗之法门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的所作《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遗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识诗之法门 悟诗之妙处──论《潜溪诗眼》的诗学理论

宋代范温所作的《潜溪诗眼》主要包含了“诗意”与“诗法”两个诗学范畴．他所说的“诗意”,即诗歌的最根本眼目所在是诗歌的内容,主要包括“诗识”、“诗意”、“诗韵”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所说的“诗法”,即诗歌遣字造句的表述艺术和诗歌的结构技巧,主要包括“练字”、“炼句”、“炼意”相互联系而又有机结合的三个方面．他认为诗歌“有余意之韵”是诗歌的审美极致。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浅析中英古代爱情诗的美学差异

爱情被称为文学永恒的主题,在中国和英国的古典诗歌中,都存在大量爱情题材的诗歌,但二者的美学趣味有一定的差异。一朱光潜曾准确而精练地概括了中英诗之差异:“西诗以直率胜,中诗以委婉胜;西诗以深刻胜,中诗以微妙胜;西诗以铺陈胜,中诗以简隽胜。”①含蓄是中国美学的重要标准之一,它既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理想,又是古典诗歌的审美特征,爱情题材的诗歌也不例外。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通过描写客观景象,寄托深情,表达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浓浓相思,对爱情不着一字,但绵绵思念尽在其中。李白的…     

评“《诗》有楚声”说

《江汉论坛》1980年第4期所载潜思荃同志《<诗>有楚声论》这篇文章,着眼于“兮”字,从“音律、语言”上论证出《诗经》有楚声,是由“民间流传”而“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这个看法似乎值得商榷。“兮”字在先秦诗歌中广泛出现,尤以《楚辞》为多,这是否仅仅是一个楚声问题?楚声的涵义是什么?有“兮”字的诗歌是否就是楚声?《诗经》篇章中的“兮”字是否就是“南风北吹,南音北传”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谨陈一孔之见,望批评指正。     

“杂诗”考辨

在古代诗歌中,有一些诗的题目标为“杂诗”。最早以“杂诗”为题的诗人有西汉的枚乘和曹魏的孔融、曹丕、曹植等。关于杂诗的命名,说法颇多,举其要大致有三: 第一,认为这些诗是“失题”诗,“杂诗”二:字为选家所补; 第二,认为“杂诗”就是诗题,它的含义相当于“杂感”; 第三,认为“杂诗”的内容是“杂感”,题目是“选家”分类时所标。我不同意以上几种说法。主要理由是:第一种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既没有版本依据,也没有可靠资料加以说明;第二种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同一首杂诗在     

也谈武则天的出生地

郭沫若同志在史剧《武则天》附录中断定武则天生在四川广元(故利州),其论据主要是唐朝李义山的一首诗和利州出土的半截石碑。《李义山诗集》中有《利州江潭作》诗一首,题下自注:“感孕金轮所”五个字。郭老说:“金轮是指武则天”,这无疑问;但他又说:“感孕’是由古代的‘感天而孕来’的,诗与武后无涉”。——这两个说法,我认为很值得研究:(一)从字义上看:“感”字在诗题里常作“感怀”、“感叹”、“感想”解释,“孕”字古义和“赢”相同。     

在哲学与诗歌的交汇点上──读《宋代理趣诗集锦》

在哲学与诗歌的交汇点上──读《宋代理趣诗集锦》占建志追求诗意和哲理的统一，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模式之一。梅俊道的《宋代理趣诗集锦》一书，从宋代这一截面对文学家诗和理学家诗钩沉剔抉，探幽发微，正是对这一传统模式的注解和说明。诗和哲学，按其实质都是一种精...     

简析司空图《诗品》的“景”“象”“味”

一中国古代文论偏重审美欣赏,《诗品》的“品”字本意就是品味即欣赏之意,欣赏出来的感受就是诗歌理论。古代文论家总是把诗歌的审美欣赏看作是一种复杂甚至艰难的精神活动。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与李生论诗书》)。这里所说的“难”,就是指欣赏之难。之所以说“诗之难尤难”,是因为中国古代诗歌是高度提炼、高度含蓄、极有韵味的艺术。司空图是位高明的     

诗歌的审美特征

一、诗歌的抒情美 诗的本质是抒情,诗歌是抒情的艺术。 最早的诗歌的孕育和产生就来自人类表达和抒发感情的需要。鲁迅指出,诗是最早产生的文学样式。“因劳动时,一面工作,一面唱歌,可以忘却劳苦,所以从单纯的呼叫发展开去,直到发挥自己的心意和感情,并偕有自然的韵调”这远古时代人们在劳动中一声声“杭育杭育”的呼喊,就是最早的诗,鲁迅称之为“杭育杭育派”诗真正意义上的诗歌和“杭育杭育”的呼叫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先秦儒家《诗》论之产生和发展

我国号称“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极其发达。在有文字记载的三千余年历史上,曾经产生诗经、楚辞、汉赋,汉乐府、魏晋六朝古诗、唐诗、宋词等一系列诗的高峰。从西周到两宋,诗一直雄霸文坛,下及清代,诗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忽略的。古代诗歌的发达,必然地带来发达的诗论(即诗歌的理论和批评)。诗论在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与诗在古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是相互呼应的。从孔子论“诗三百”,到王国维的《人间     

试论新诗中的“小令”

一新诗在历史上还是一种很年轻的诗体,还在艰难地摸索着前进的道路。已故诗人、诗论家何其芳曾说:“从‘五四’早期的诗歌起,我国古典诗歌的精炼和完美的传统,炼字炼句的传统,在新诗里面太少见到了。”确实,大量新诗写得比散文还“散”,缺乏我国传统诗歌、民歌所体现的民族形式——语言形式     

杜诗切姓用典试论

杜甫诗歌中有典故人物与诗歌实指人物姓氏相切的用典方式,即“切姓用典”。这种修辞手段能取得意外的修辞效果,丰富了杜诗的修辞艺术。但由于创作中取材的局限,使得“切姓用典”可能因“断章取义”而失之精切。这种不精切和与之相关的“过誉”现象,正是杜诗“社交诗”性质所决定的,是以公认的社交文化为背景的。杜甫“切姓用典”有自己的特色,特别在与李白诗歌的对比观照下,杜甫的“崇汉”心理和重视艺术技巧的创作态度再次得到印证。     

论诗的语言技巧:从“言不尽意”到“言外之意”

一诗同散文比较,它并无一套特殊的语法。当然,诗有音韵格律方面的要求,但这未必是诗歌语言的本质特征,并非所有的诗都押韵和遵循格律,也不是所有押韵和遵循格律的语言都可以成为诗。因此,就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一诗的语言是否存在着特殊之处? 对于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建立在这样的艺术现象上:在艺术创造活动中,诗人在语言上的呕心沥血往往是散文家所不可比拟的。薛雪的《一瓢诗话》曾经记述了一些诗人对诗歌语言的苦心追求:“杜浣花云:‘晚岁渐于诗律细’。又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有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有云:‘吟成五个字,捻断数茎须’……如此者不一而足。”即使象白居     

《论语》的诗歌功能论

《论语》中的诗歌功能论,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核心。此文试图从当代美学视野出发,集中对“兴、观、群、怨”和“无以言”进行再阐释。认为:“诗兴”有三种功能,“诗观”有四种方式,“诗群”指公共性交流,“诗怨”以刺穿社会平衡和建立个体心理平衡来医治社会和个体,“无以言”则揭示了诗语与人的存在的关系。《论语》中的论述,已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诗歌功能论系统。     

姜白石诗论之初探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南宋著名的文学家,被人称为“词中之圣”。这虽未免抬至过高,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可略见一斑。不仅如此,姜夔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诗说》三十则和诗序,是他在长期诗歌创作实践中,总结起来的诗歌理论,虽然有些提法,不免有点玄乎,但毕竟是作者甘苦之言,所以“多精     

论屈原诗歌的言志系统——兼析屈原诗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翻开中国诗歌理论史,自《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以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之说,《礼记·乐记》亦称“诗言其志也”。最透辟的是《毛诗序》中的一段话:“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将诗定在“言志”这根标尺上,说明我国诗歌自《诗经》伊始,就十分注重强调诗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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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是4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中的两个重要刊物．围绕这两个杂志形成了一个现代主义诗歌流派──“中国新诗”派或“九叶诗派”．通过对这两个杂志的细读分析，作者认为，这两个刊物无论在理论倡导、诗歌译介及诗歌创作上，都体现出鲜明的现代主义取向。他们反思象征主义“浪漫感伤”和“脱离现实”等弊病，广泛借鉴里尔克、艾略特、奥顿等现代主义诗风：“从浩无涯的海洋转向凝重的山狱”，追求“雕塑般的凝静致远”，从而表现出中国新诗“坚定的成熟期的反映”。《诗创造》和《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取向代表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要求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