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技术—经济追赶中“后发优势”的若干解析

本文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发展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一事实为出发点 ,探讨了“相对后进性”潜在的“后发优势”在实现“追赶战略”中的意义和作用 ,客观地分析了西北欠发达地区“后发优势”丧失的困境和原因 ,在总结国内外成功追赶经验的基础上 ,提出了后发地区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后发优势”的若干对策。     

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跨越及区间收敛——泛长三角经济区接力式增长模式探究

基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现状,经济发展后发地区立足比较优势,发挥自身后发优势,实现对先发地区经济的增长接力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性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后发优势的定位可以区别为数量优势和质量优势,分别侧重于后发地区对先发地区的数量追赶和质量追赶,其中质量追赶主要侧重于后发地区在完成数量追赶,步入工业化后期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以及实现经济的生态化发展等。泛长三角经济区内后发地区对先发地区经济增长的接力以及先发地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对相应传统行业发展的接力等现象,揭示了区域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提在于后发地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关键在于先发地区积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培养新型增长极,重要杠杆为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联动。     

我国技术后发优势战略的回顾与重构

我国的技术后发优势战略仍然存在技术引进战略失误、管理体制不协调、“以市场换技术”等政策措施未达到预期目标的问题。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深化了我国技术后发优势的内涵、强化了实现动力;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传统技术后发优势的发生机理出现新的特点,传统的技术后发优势战略受到冲击。为实现跨越式发展,我国必须重构技术后发优势战略的知识基础、产业追赶机制和微观实现机制。     

后发优势、制度创新与跨越式发展——论江西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

本文从后发优势理论实现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出发,分析了江西作为一个欠发达地区所具备的后发优势条件,剖析了其后发优势难以发挥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指出江西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增加资本、知识等生产要素存量,积极推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进行制度创新,构建有效率的制度体系。     

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

本文在分析现有比较优势战略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相互比较剖析了后发优势与比较优势、后发优势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关系,认为单一的比较优势战略已经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指出后发优势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可以依赖的主要优势,后发优势战略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追赶的有效战略。     

东亚模式与后发优势

东亚的政治经济发展带有鲜明的后发展特征，“东亚模式”是新型的后发现代化模式。后发展地位有优势也有劣势，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发挥“落后者的优势”，克服“落后者的劣势”。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的，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引进先进技术要与科技开发相结合。东亚的“强政府”在经济发展第一的明确目标下，对经济发展实行了有力地组织和领导；“科技立国”方针的确定及在引进的同时大力发展科技研究与开发；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地区内梯度结构的形成以及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些都使东亚发挥了“后发优势”。     

简评"后发劣势论"

制度创新是指设计的制度属前所未有或具有实质性进步,可实施,能产生有益的社会效果。制度后发优势是指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制度模仿和自主创新,成为制度上的后起之秀而形成的制度优势。苏联曾有制度后发优势。当代中国有强劲的制度后发优势。理论和实证研析都说明(制度)“后发劣势论”不能成立。     

发挥后发优势促进西藏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西藏与其他地区的差距日益明显,当前西藏的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如何发挥西藏的后发优势,促进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赶上或超越发达地区。在其中“后发优势”理论对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试论西部后发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地区经济均衡协调发展要求后发地区实现经济的赶超型、跨越式发展,这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后发地区追赶发达地区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需要寻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以确保后发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不只是注重于速度的超越,而是经济发展的全面综合跨越。本文通过对后发地区经济发展经典理论的分析,从后发优势理论、大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理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理论、增长极理论等多方面为我国西部后发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中国经济增长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中国经济增长仍具有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过程也是实现竞争优势的过程 ,寻求竞争优势要依托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 ,渐进改革和比较优势的发挥创造了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在进一步的改革发展中应遵循比较优势战略 ,实现从“帕累托改进”到“卡尔多改进”,加速增量与存量的有机融合     

中国改革中的“后发优势”：一个初步分析

“后发优势”实质上是由“时间差”而形成的一种“优势”。中国改革在时序安排上很好地考虑并利用了改革中的各种“时间差” ,形成了一种“后发优势” ,从而大大简化了改革的难度 ,降低了改革的成本和风险 ,使得改革进展顺利并且取得很大的成功     

粤西地区经济崛起的"后发优势机制"

粤西地区是广东省经济欠发达地区,随着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粤西地区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粤西地区利用其存在的"后发优势机制",借助珠三角地区的"双转移"战略,承接珠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产业升级进程;粤西地区作为广东省挺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借助中国与东盟的紧密合作,推动粤西地区经济的发展.     

对待国际机制的两种态度——关于"机制困境"的分析

文章着重探讨对待国际机制的两种态度 ,即“遵守”和“反抗”。而“干涉者”则似乎是介于两种态度之间 ,其实“干涉者”一方面是积极的“机制维护者” ,另一方面又是“机制的破坏者和终结者” ,“干涉者集终结者和缔造者双重角色于一身” ,常常催生新的“国际机制”。在无政府的国际环境下 ,国际机制一方面被遵守 ,另一方面则不断遭到反抗和破坏 ,这确实是一种困境 ,本文称之为“机制困境”并试着探讨“机制困境”的原因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     

“后农业文明”模式的全球性思考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相互连接,只有看清了整体,才能更进一步地认识局部,并找到局部在整体中的生态位。“后农业文明”概念是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二者的反思和革命。面对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城市化发展,以及城市化带给人类的困境,后农业文明有可能恢复乡村生活,这种恢复不是简单地恢复,而是在第三次、第四次工业文明的基础上推行“后农业文明”的发展模式。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更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文明形式。在这样新的文明形式中,也许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其乡村振兴都可以不走西方城市化的老路,直接实现“后发优势”,从而帮助发展中经济体超越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进入一个更环保、更绿色、更可持续发展的新道路。     

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森林旅游业初探

西部大开发把生态环保作为重点项目和基础工程来抓,对渝东南民族地区来说,无疑于“天赐”良机,必须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将该地区的森林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后发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形成该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     

苏北后发优势及其培育路径

苏北的后发优势根源于其经济社会条件及其改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影响后发优势的因素聚合累积,使苏北后发优势逐渐形成。苏北的主要后发优势有:接受“上海、苏南经济带”辐射发展的相对区位优势;“△”型城市经济带空间结构优势;产业和人力资源开发优势;农业产业化经营优势;工业技术性后发优势;地方政府推动发展优势。苏北后发优势仍较多以潜在形式存在,应实施培育工程:相对区位优势工程;城市、城镇带建设工程;高校聚集发展工程;农业产业化经营与龙头企业工程;新型工业化与技术创新工程;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和经济行为规范工程。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西部地区跨越式发展

西部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往往依据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的理论 ,但是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和后发优势陷阱。要走出陷阱 ,必须以工业化为重点 ,发展西部特色产业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在西部地区工业化过程中 ,应以信息资源的生产为突破口 ,优先发展信息产业 ,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 ,才能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双重优势战略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因分析

西部地区在大开发政策中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是非常重要的 ,经比较分析认为 :在比较优势战略作为基本战略的前提下 ,中西部地区更应注重后发优势战略 ,形成“双重优势战略组合” ,只有这样 ,才可能克服比较优势战略的不足 ,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 ,缩小同东部地区的差距     

经理人治理困境与"道德曲线"扩张

经理人败德行为治理困境的根源 ,在于经理人的“道德曲线”扩张乏力 ,从而阻碍了经理人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前经理人“道德曲线”的扩张动力 ,不在于技术手段的创新 ,而在于以正确、完整的经理人人性假设为前提的经理人治理机制的创新。对经理人的人性假设进行反省 ,是经理人治理困境超越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