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治理会提高村庄公共服务供给效果吗?

基于江苏、安徽、陕西3省90个村的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HLM)考察精细化治理与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表明：以治理单元“微型化”为代表的精细化治理能够显著提升村庄自治型公共服务的供给效果,这种效果提升是通过发掘培育村庄精英骨干力量和增进村民公共事务参与两条路径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数字技术工具的使用能够显著增强精细化治理对公共服务效果的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精细化治理在外出务工率高的“空心村”能够发挥更大作用,而基层单元的责任制改革是精细化治理发挥作用的组织基础。     

生活环境主义视角下山地农村生态治理的社会机制——基于云南诺村案例

农村生态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治理农村的环境问题需要从居民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促进农村社区或居民成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生活环境主义基于生活者的角度看待环境问题,并通过激发生活者的智慧以解决问题,为农村环境问题提供了治理方向。以该理论为分析框架,通过对云南诺村建立水源林历程的分析发现：诺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地方环境资源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生态治理是在村民小组层面的共同体行动;水与森林资源具有公共性,为村民共同占有、使用,从而赋予村民参与治理的权利与身份;村民会议是整合村民不同利益诉求、“说法”的平台,村民通过博弈达成保护环境的共识;在实践层面,诺村基于生活常识而形成治理规则,并依托村社共同体进行监督和制裁。以农村社区为主体、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生态治理,可为我国西部山地农村的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积分制治理何以成功——基于谷村的个案研究

聚焦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的内在机理这一核心议题,以谷村为个案观察对象,从积分制创设与运行两个维度分析,认为党政—社会动员与响应机制和多元治理力量参与的保障机制是积分制成功创设并运转的关键。农村积分制以治理机制下乡的形式,在村庄社会成功制造并嵌入了竞争关系的规则机制和面子与积分转化机制,调动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提升了乡村治理有效视野下秩序重建和发展实现的双重目标。研究为农村积分制成功运行提供了理论解释。积分制治理过程中也存在着计分规则存在漏洞、资源持续供给挑战和将道德量化引发质疑等问题。乡村治理有效应注重治理机制下乡,创设资源的竞争性获得机制,保持政府参与村庄治理的边界和弹性,挖掘乡村德治潜力。     

微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微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向。微治理立足于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基于“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村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微事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能够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农村社区认同危机及其应对

随着农村生产、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农村认同的基础发生了较大改变。村民生产方式的转变导致农村社区共同性降低,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农村社区异质性增强,"合村并居"带来农村社区融合困难。农村社区认同及其边界逐渐模糊甚至瓦解,降低了农村社区的凝聚力,不利于农民之间的合作,也给农村社区带来治理上的困难,阻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村社区建设正朝着"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目标迈进,培育社区组织、完善社区服务、重构社区文化成为农村社区认同建设的有效途径。     

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评价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构建科学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对不同类型村庄进行评价比较分析,可为各地合理规划乡村治理现代化分类推进路径提供理论参考。基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法,构建了包含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以及公共环境治理现代化 5个评估维度,36个具体指标的乡村治理现代化评价体系,并以 21个典型村庄为例进行了评价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其中 12个典型村庄基本实现治理现代化,其余均处于发展阶段。分指标看,环境治理现代化与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处于较高水平,而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水平是乡村治理现代化最突出的短板,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与公共事务治理现代化水平相当;分村庄类型看,城郊融合类与特色保护类村庄治理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治理现代化,集聚提升类与拆迁撤并类村庄短板在于基础能力支撑现代化,各地未来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发挥优势补齐短板精准发力。     

治理单元调整与村庄的民主自治

使用大规模的跟踪调查数据,从村庄民主自治开展的角度,研究了村庄合并和治理重心下移两类治理单元调整对村庄“四个民主”的影响。结果显示:村庄合并后,村民参与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的概率、村庄召开村民大会的频次都会降低,民主自治开展困难;治理重心下移后,村民民主参与的概率、村庄召开民主大会和民主评议的频次都会提升,民主自治较易开展。从影响机制看,村庄合并会减少村民获取重要信息的便利性,进而降低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重心下移会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重要信息获取便利性,进而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概率;单元调整后,村民公共事务参与积极性的改变,会直接影响村庄的民主管理。进一步研究发现,村庄合并后,提升交通便利性能激活村民部分类型的民主参与热情,但难以解决民主管理难题;重心下移后,议事会或理事会能承接部分村庄自治活动,而村庄合并难以达到类似效果。不论治理单元如何调整,提升村民的政治效能感和信息获取便利性,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热情,对开展村庄民主自治都是有益的。     

从利益输送引导的合作到长期合作治理的组织——K村互助基金会的个案研究

文章根据真实的素材,复原了K村互助基金会18年的历程,探究了利益输送怎样引导村民合作以及如何以利益输送为契机组建村民长期合作治理组织的问题,分析了这个内生于村庄社会的治理组织稳健成长的要件和实践的学理意义。研究提示,村民事前能得到组织者的利益输送是村民服从组织并选择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领导者、组织和制度设计是保证村民合作治理的关键;培育合作组织并赋予组织资源是村民合作治理的重要保障;深入村庄的田野调查和体验村庄生活的方法有助于揭示对合作治理有重大影响但被流行的量化实证研究所轻易遮蔽和排除掉的随机因素。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的人本化实践——以中国西部C市W社区为例

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话语体系,其侧重于解决乡村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参与、公共利益联结、公共秩序构建、公共意识凝聚等问题。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种以村(社区)党委为核心,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平台,以村内公共生活的有效参与为途径的价值共同体,其主要表征是公共利益的紧密联结、多元主体的充分参与和公共意识的集体唤醒。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的“三部曲”可归结为：村民日常生活的深刻嵌入和良性联结、初级社会政策的有效教化和正向引导、公共生活参与制度化和共同体价值观凝聚。通过共同体成员“尽责-享有-认同”的日常生活道德实践,增强村民归属感、社区认同感和共同体意识,建立良序善治、以人为本、相互信任、利益联结、多元参与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     

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

基于村落边界理论视角,从地域、经济、治理和社会4个维度构建农民集中居住区秩序变迁及重建的理论框架。将农民集中居住区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既有村庄类型进行对比分析,阐释农民集中居住区边界形塑的实践样态和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不同于超级村庄、城中村等市场驱动型村庄边界的演化过程,农民集中居住区地域边界演化及社会空间重组具有显著的行政主导特征,经济、治理、社会等多元融合的地域关联及边界形塑机制难以有效建立,导致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村落边界视角下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秩序重建应突破“农民上楼”“合村并居”的行政社会实践逻辑,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重构新型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实现农村生活与城市体验空间融合、农耕文明与都市文化地域重构、礼俗秩序与法理规范协同共治以及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自主治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模式选择——基于江西省H自然村的个案考察

自主治理理论是小规模公共事务治理的有力分析工具,长期存续的自主组织需解决制度供给、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三大难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依据自主治理理论整理提出了村民自主治理模式的研究框架;再运用理论驱动型案例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选择已有30余年自治历史、由"贫困村"华丽转身变为"富裕村"的江西省H自然村作为典型个案,通过发掘有力的事实证据验证和发展自主治理理论研究框架。研究发现,村庄文化是村民自治实现的基础,优秀领导者对村民自治成功至关重要,自主治理的制度设计应有效解决可信承诺和相互监督问题,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和村庄可持续发展。     

政府间联动协作治理研究——基于协作性公共管理的视角

中国政府在跨边界公共服务的供给和跨边界公共问题的治理上,日益依靠地方政府之间、政府部门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动协作来解决。针对这种现象,基于现实观察,结合西方的协作治理文献,构建了一个宽泛的政府间联动协作治理模型。该模型由协作治理的初始条件、过程和结果三个宽泛的变量构成,并且每一变量都包含多种更细化的变量,系统地阐述了这种协作过程的运行机理和关键影响要素,为中国政府在跨边界公共问题的治理和跨边界公共服务的供给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协作治理运作模式。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治理有效性——基于皖南四个村庄的实地调查北大核心CSSCI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当前,农村呈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等困境,农民难以被有效组织动员,农村共同体面临消解。本文基于皖南多个村庄的实地调研,结合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提出农村集体经济的三种类型,即外生型、合作型和内生型。农村集体经济作为集体所有,能够再造村庄共同体,形成利益共同体、组织共同体和生活共同体的新型村庄共同体。农村集体经济有利于改变村级组织治理弱化的现状,通过治理权威形塑、治理资源强化和治理形式多样,增强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促进村民自治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发展,从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村民的公共认知及提升路径研究

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决定着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和乡村振兴的质量，也是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发现：在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自媒体已经成为主导村民公共认知的主要媒介；信息的复杂性和渠道的多元化使村民缺乏信息识别的能力；应急资源的匮乏和科学知识的欠缺影响村民的公共认知。以村庄社会共同体为主导的公共卫生应急治理方式是当前农村公共应急治理的主要选择。鉴于此，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需要构建以村镇为主体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不断加强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中的网络舆论引导和镇村一级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构建以村社共同体为主导、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的农村公共卫生应急治理体系。     

村组联动：简约治理视角下的村组关系模式

简约治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特性,而村民小组是实现乡村简约治理的重要切入点。通过对比两个村庄的村组关系模式,发现“村组联动”的模式更契合乡村的简约治理目标。“村组联动”指的是村级组织负责统筹村庄工作及资源分配,村民小组承担自我治理的职能,村组之间形成有效联动的一种合作机制模式。这一模式以村级统筹、小组自治、双轨治理等作为实践表征,并通过激发村民的参与意识、促进村庄内部整合、构建弹性治理机制等实现了低成本的有效治理。近年来,由于村级治理行政化、乡村社会原子化,村民自治的基础受到削弱。在此背景下,“村组联动”可以是当前体制约束下的一种机制调整路径。有鉴于此,基层应通过小组重建农民与村集体的内在关联,促进村级组织与村民小组协同治理,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村组分治”:事务分类下的单元分治——基于治理有效的视角

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治理有效对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级组织是否能够有效协调和处理多重治理任务关乎基层治理成效。其中,分类式治理提供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和实践路径。以治理任务为导向而调整治理单元是分类式治理的核心逻辑,其价值理念是一种有效性机制的理性表达,符合当前治理有效对基层治理成效的进一步要求。基层村级组织将多重治理事务细化分类,并将其分配到建制村和村民小组两个不同的治理单元,形成单元分化下的“村组分治”。在“村组分治”的治理过程中,围绕着事务类型,建制村和村民小组单元形成一定的架构分层、职能分设、手段分疏、主体分途的分治格局。实践表明,分类式治理有效促进了村庄行政任务和自治事务的平衡,进而实现治理效率和治理效能的协调。同时,以“村组分治”为主导的分类式治理将重塑村庄治理任务的边界,形成一种新的协调统筹的治理方式。     

国外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研究述评及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已引起各级政府高度关注,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采用文献回顾和比较等研究方法,以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内涵、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为研究对象,详细评述了国外现有研究对什么是公共服务网络治理的理解,以及如何进行网络治理的实践,并以此为我国提供启示与借鉴,即:我国公共服务改革须以网络治理理论为基础,关键是要处理好多元主体间的责任关系,通过使用商议和信任等机制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与诉求,实现公共价值。     

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论土地开发与村庄政治

后税费时代,基于"不出事"的逻辑,各种资源类型的村庄都趋向于低水平均衡式的治理。低水平均衡的土地分利秩序中,基层政府、村干部、灰黑势力结成"地利共同体",村民与"地利共同体"之间彼此离散,且村民与村民之间也彼此离散。征地中,"地利共同体"倾向在内部完成主要的土地增值利益分配,基层政府和村干部有意减少与村民的接触,尽量不把村民动员起来协商和讨论。如此暂时表面上没有矛盾,但村庄治理能力却在不断下降,且矛盾持续累积,这为以后更多矛盾的爆发埋下伏笔。     

"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与治理困境

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和分析框架,考察了我国近20年来村落变迁的动力学。研究发现,近20年来,我国村落终结的主要力量并非城市化,而是行政主导下的合村并组。从行政体制与村落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合村并组不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行政过程,而且也会引起村落社会自下而上的应激性反应,兼具政治和治理的多重逻辑。合村并组的政治逻辑是导致该项工作迅猛开展的第一推动力,然而,在此过程中,其治理逻辑却被严重忽视了。研究认为,政治逻辑无疑是重要的,但治理逻辑也同样需要受到重视和尊重。合村并组需要在多重逻辑间寻得某种平衡和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