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引用《诗经》的文学史价值

从曹操引用<诗经>的具体情况来看.主要有借用意象,直引原句、篇目,整合概括句子入诗入文等形式.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引<诗>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用,宋玉作品中出现了对<诗经>的审美性化用,但不占主流.两汉时期,文人作品中对<诗经>的引用以经学化用为主.汉末<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突出了对<诗经>引用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但缺少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到了曹操,创造性地发展了对<诗经>文学性引用或审美性引用的传统.通过引用,注入了自己对被引用对象意义的新的理解、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开启了建安其他文人引用<诗经>的新风尚.     

《诗经》"引语式句法套语"探析

<诗经>的早期创作形式是口述文学,"套语"是<诗经>口述创作时期的基本形式,"引语式句法套语"则是<诗经>早期创作所遵循的"套语"形式之一.<诗经>的"引语式句法套语"共表现为八种形式,在早期创作时,<诗经>口述歌诗的创作,既有对这八种形式模式上的遵循,又有相互的灵活运用,表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由口述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特征.     

《汉书》、《后汉书》之政论文引《易》考论

两汉历史风云变幻,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自西汉设五经博士,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措施后,儒家学术思想特别是经学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主流,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我们发现两汉书中政论文里有许多引用<周易>的例子,如<汉书>中约有53处,<后汉书>约123处,若对其进行认真地考察,我们会对这部位列"群经之首"的经典典籍的学术价值、社会地位以及两汉时期的人们对<周易>思想精髓的接受和当时的文化背景有更深的了解与把握.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先秦至两汉:中国诗性叙事的开展与深入

叙事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一个有机的构成部分.我国古典叙事诗的创作从先秦时期产生,<诗经>之中保存下了我国最早的叙事诗文学文本,两汉乐府则是古典叙事诗创作形成的第一次高峰.文章结合<诗经>与"汉乐府"进行探讨,以期展现我国古典叙事诗在发展初期的创作特征.     

《郑笺》对《诗集传》的影响

<诗集传>是<诗经>宋学的代表著作,人们习惯把<郑笺>与<诗集传>对立起来.但不难发现<郑笺>的释词之例、训解方法及表现出的文学质素对朱熹<诗集传>都产生了影响,<诗集传>对<郑笺>的继承较为全面,而最为突出的是,继<郑笺>文学质素的挖掘基础上,又进一步的对<诗经>进行文学诠释,此点成就最大.     

《汉语入门》的小说改编及其白话语体研究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戴遂良1892年编纂汉语教材<汉语入门>,书中选取中国小说<今古奇观>、<聊斋志异>、<家宝二集>,用当时通行的口语加以改写,反映了编者个人的文学观和语言观,同时又带有18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欧洲影响的烙印和19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印记.该书为我们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将"五四"与晚清时期的白话文变迁相勾连,表明了晚清白话文与现代白话文衔接的可能性,对既有的论述构成了一定挑战,促使我们反思从晚清积蓄力量到"五四"最终爆发的文学革命中的其他源流,考察来自异质文化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因素.     

《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诗经>名物研究是<诗经>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及今,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然而对于<诗经>名物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古今学者却没能给予全面、充分的认识.考诸<诗经>可以发现,名物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诗义,还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生活,体会<诗经>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认识<诗经>多样的审美特征及其崇高的艺术成就.而这些,也正是<诗经>名物研究的深层价值所在.     

"变风变雅"与春秋时代的城邑文明

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乃至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期,礼崩乐坏的局面开始出现.城市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形成了充满丰富性与多元性的城市文化.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下,<诗经>中的篇章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雍容典重的雅、颂诗篇,变而为直抒胸臆、讽喻时政的变风变雅诗.城市的繁荣促进了"变风变雅"诗篇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诗经>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记录了当时极其发达的城邑文明.<诗经>的作者不是下层劳动人民,<诗经>不是民歌.     

简述汉唐《诗经》的研究概况

汉唐时期是<诗>经学地位的确立和支离时期,此时<诗经>研究出现了第一个繁荣时期.从汉至唐,<诗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传""序""笺""疏"四位一体的汉学体系.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大志"与"王法"辨

法律经常被解释为人类的意志 ,不同的志向可以创造不同的法律。中国古代的法律向称“王法”。“王法”的设立是基于帝王之志 ,而所谓帝王之志 ,不过是一种无穷大的私心 ,力图由一个人、一家人或一种宗派势力垄断政权、把持天下、包揽一切资源的产物。真正的王法真正的儒者宽恕之道 ,用现代术语来表述 ,就是要保障每个人的权利 ,实现公平和正义。     

“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

"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其科学性内涵在于表现出了一种"回到起点"的思想自觉。鲁迅的"起点"思想意味着"回到鲁迅"的本质问题在于"回到自己",其价值不在于创造一种"目标"或"范本"的偶像意义,而在于具备一种"做梯子"或"踏脚"的启示意义。以鲁迅为起点,就是鲁迅研究的起点。     

治疗“是”与“应该”的断裂

本文尝试重新讨论休谟关于“是”与“应该”的问题 ,指明二者断裂的结构 ,进而阐释事实的复杂性 ,通过增加事实的价值负荷来填塞从事实到价值的鸿沟。在此基础上 ,重新理解真理以及真理的客观性     

"自由"与"人的全面发展"

自由是人的本性,但它必须通过人的物化活动,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中才能具体地实现出来.这样,人的自由本性又表现为人的自主活动特性和人的社会性,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随着人的自主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人们在客观上提出了全面发展自己的要求.但全面发展是离不开人的自由的,自由既是全面发展的前提,又是全面发展的最终目的,即形成有自由个性的人.     

婉约词"断肠""销魂"主题论

婉约词以明净朴素的语言和哀婉凄切的声情,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园圃中一枝独秀.婉约词中关于"断肠"销魂"主题更是深切地表达出词人或国破家亡,或感伤离别的情感.本文从四个方面对婉约词关于"断肠"销魂"主题加以论述.     

论“文”“质”概念的形成及演进

＂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对独特的基础的审美范畴。＂文＂与＂质＂的最初形态是各自独立的,＂文＂、＂质＂对举始于孔子。我们只有深入地了解＂文＂与＂质＂概念的形成过程,才能比较全面地理解它们各自的多重含义,才能客观地认识它们在对举时的双重意义,同时也可避免对于文质概念理解的局限。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马克思"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的重新解读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并取得胜利的理论(简称"同时发生论"),以及他们晚年对俄国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简称"跨越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我国学术界对"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有着众多的研究与论述,然而也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解读.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解读这"两论",说明"同时发生论"和"跨越论"的真正理论内涵,澄清在一些问题上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