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售商竞争环境下分散式供应链的定价与交货期联合决策模型

考虑了由一个制造商和两个相互竞争的零售商组成的两阶段分散式供应链系统,建立了价格和时间双敏感需求下的供应链定价与交货期联合决策模型,并给出了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供应链定价和承诺交货期的最优决策。随后,以集中式供应链的决策为基准,分析了分散式供应链决策的效率。最后,通过数值分析,研究了市场因素和营销渠道竞争因素对分散式供应链的决策效率及承诺交货期的影响。结果表明,供应链下游的渠道竞争有利于提高分散式供应链的决策效率和缩短承诺交货期,从而提高整个供应链的市场竞争力。     

主导模式对供应链决策、稳定性和效率的影响分析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模式已被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模式所取代,而目前供应链模型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一特定供应链。基于此,依据制造商主导和第三方物流服务商主导的两类供应链模式,在物流费用由制造商和零售商共同承担的条件下,运用博弈论分析了非合作决策下两类供应链模式的定价和企业利润,得出TPLSP主导的供应链系统效率大于制造商主导的供应链系统效率。在不同的主导模式下,给出了两类供应链模式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外包策略,分析了零售商与外包型的制造商或自营型的制造商进行合作时的系统稳定性。最后通过比较合作决策和非合作决策下的利润及价格,给出了合作决策下的一种基于机会成本的供应链协调方法。     

不同权力结构下碳税对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影响

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促进供应链协同减排成为生产和消费领域落实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在绿色供应链的管理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供应链核心企业在进行减排决策时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因此供应链权力的结构成为影响供应链减排水平的关键因素。本文在一个由两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两级供应链中研究了不同权力结构下的供应链最优减排和定价决策问题,分别给出了零售商主导和制造商主导的Stackelberg-Nash博弈均衡解,并分析了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单位批发价格、碳税税率等参数对供应链最优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1）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当产品的单位批发价格固定时,降低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但是当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固定时,提高产品的批发价格却不一定总是能够激励制造商提高减排水平;（2）在两种供应链权力结构下,对于低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可以增加产品的减排水平,但是对于高排放行业的制造商来说,提高碳税税率反而会降低产品的减排水平;（3）一般来说,零售商占主导地位的供应链中产品减排水平和供应链总利润相对较高,供应链碳排放总量相对较低。最后,与供应链集中决策模式相比,随着产品批发价格的增加,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供应链双重边际效应逐渐增强。数值实验结果显示：在碳税税率的一定取值范围内,这种双重边际效应会使得两种分散决策模式下的产品最优减排水平和供应链碳排放总量均优于集中决策模式。本文的研究可为碳税政策下供应链的协同减排提供有益的管理启示。     

短生命周期产品供应链中供需双方合作的价值研究

本文研究了只有一个销售商和制造商构成的只有一个短生命周期产品的两层供应链系统,当市场需求和制造商履行订单的时间都是随机变化的,制造商可通过一定方法提前履行订单,建立了制造商与销售商合作与共享信息的一般模型,解析分析了信息共享的价值。解析分析和算例仿真表明,双方合作不但能增加供应链系统的利润,保持利润增加的稳定性,而且还能增加产品对市场的供给量。     

基于制造商O2O模式选择的O2O供应链定价与网上交货期决策

以制造商主导的O2O供应链为背景,考虑市场需求受价格和网上交货期的影响,针对网上直销和网上代销两种O2O模式分别构建O2O供应链定价与网上交货期决策模型,研究渠道成员的最优策略并分析其性质。再通过数值算例分析了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情境和网上交货期敏感型消费者情境下消费者网上销售渠道偏好程度和佣金率对O2O供应链最优策略和利润的影响,并探讨了制造商O2O模式的选择问题。发现：消费者网上销售渠道偏好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制造商和O2O平台,但不利于线下门店;佣金率越高,越有利于线下门店和O2O平台,却不利于制造商。当消费者更关注网上交货期时,缩短网上交货期并不利于制造商;而当消费者更关注价格时,延长网上交货期是有利的。制造商的O2O模式选择主要受佣金率的影响,只有当佣金率处于较低范围时网上代销O2O模式是制造商的较优选择。     

供需不确定下基于MOI和VMI模式的供应链协同比较研究

为分析供应链运作机制对降低随机供应商产出和随机需求的影响,对比研究了两供应商-单制造商系统在MOI和VMI两种模式下的供应链协同模型。MOI模式下,制造商管理并持有库存,提出了供应风险共享的协同机制;VMI模式下,供应商管理并持有库存,提出了收益共享与额外惩罚的协同机制。分析了集中决策、MOI和VMI模式下的最优批量决策,证明了VMI模式下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研究还发现,VMI模式更容易协调供应链,有效降低供需不确定的影响。MOI模式下的供应链可实现帕累托改进,但不能实现协调;而当参数满足一定关系时,VMI模式下供应链的期望利润可达到集中决策。     

碳交易规制下过度自信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的减排博弈研究

考虑碳交易规制的约束，构建过度自信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的供应链决策模型，研究在定制和订购两种减排外包模式下，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之间的博弈均衡，探讨过度自信及相关参数对于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的决策和期望利润的影响。研究表明：两种减排模式下制造商和减排服务商均存在最优决策。定制和订购模式下，制造商与减排服务商的产量、单位产品减排量及利润随着初始碳排放量与制造商的减排系数增加而降低。除减排服务价格以外，产量、单位产品减排量及利润与减排服务商的减排系数呈反方向变动。在一定条件下，两种模式下供应链成员企业的最优决策、期望利润和实际利润大致也随着过度自信水平的升高而下降。当需求函数满足均匀分布时，订购模式对减排服务商更有利，定制模式对制造商更有利。     

不确定需求下考虑大数据投资决策的供应链鲁棒优化及协调模型

针对由数据公司、制造商和零售商组成的三级供应链系统,在仅知需求均值和方差信息下,建立了集中和分散两种决策情况下的供应链鲁棒优化模型。集中决策下,全体供应链成员共同决定产品零售价和产品生产数量;分散决策下,数据公司作为主方,决定需求信息零售价,制造商和零售商作为从方,分别决定产品批发价和产品订货数量。针对两种决策下的供应链鲁棒优化模型,给出了相应的最优决策,分析了大数据投资成本、消费者异质性需求满足程度等系统参数对供应链决策的影响。进一步,设计了能实现三级供应链完美协调的利润共享契约。最后,通过数值算例验证了所建模型和契约协调的有效性。研究表明,在集中和分散决策下,大数据投资成本只有在满足一定条件下,投资大数据才有利于供应链成员及系统利润的改善。特别地,与无协调时的情况相比,虽然协调机制下相关系统参数对供应链成员决策及利润绩效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但文中提出的利润共享契约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显著改进供应链成员利润且实现供应链完美协调。     

嵌入Supply-hub的供应链联合生产与订货批量模型研究

考虑JIT环境下基于Supply-hub的供货模式,建立了制造商、Supply-hub和供应商的平均成本函数,提出了供应链分散决策和集中决策情形下的制造商和供应商的生产与订货批量模型。结果表明,制造商的生产批量在供应链分散决策时变化无规律,而在供应链集中决策时随着供应商与Supply-hub之间距离的增加而增加;相比分散决策,供应链集中决策时制造商的成本增加而供应商的成本减少,而整个供应链的总成本减少,供应商可以通过转移支付让制造商和供应商均受益,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帕累托优化,随着供应商与Supply-hub之间的距离增加,协调能够让供应链得到更多的收益。     

产品责任视角下零售商主导供应链质量激励策略研究

在制造商质量缺陷导致消费者效用损失,并使零售商承受产品责任的情形下,本文考虑了如何设计质量激励策略,以提升制造商产品质量水平。基于此,本文构建以零售商为核心的供应链博弈模型,考虑了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和事后收益分享策略,及相应的零售商决策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两种模式,研究了供应链运作策略差异,揭示了如何设计更加有效的质量激励策略。研究表明,相对于分散化决策,质量激励策略促进了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企业及系统业绩的提升,且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比事后收益分享策略的效果要强;在不同决策模式下,零售商决策下的产品质量、市场需求和零售商利润相对较高,而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下的制造商利润和供应链系统利润相对较高。这揭示,较低的产品质量和市场需求导致了相对较高的供应链系统利润;从供应链系统角度看,纳什讨价还价决策下的事前质量成本分担策略是最有效率的。此外,数值分析结果发现,责任成本提高了实施质量成本分担策略的动机,但降低了实施收益分享策略的动机;分担较多的质量成本,并不意味着较高的产品质量和供应链利润;要求供应链下游核心企业承担责任成本,并不会对产品质量和供应链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考虑政府补贴和公平关切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决策研究

基于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双渠道绿色供应链,建立Stackelberg博弈模型,对比分析政府不补贴和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供应链最优定价、绿色度决策及供应链成员利润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不补贴时,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会降低产品批发价格、销售价格和绿色度,减少制造商利润;零售商利润则随着其公平关切增强既存在增加也存在减少的情况,具体与产品绿色化效率有关。相比之下,政府补贴时,产品绿色度更高,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更大;零售商公平关切增强可以增加制造商和零售商的利润,但并不影响产品销售价格、绿色度和社会福利。基于此,政府补贴不仅能够增加供应链利润,还能协调零售商公平关切对产品定价与绿色度决策的影响。     

基于混合CVaR的供应链绿色研发-广告决策与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消费者绿色偏好异质性而引发产品需求不确定性的情形,构建了基于混合CVaR准则的绿色供应链双层风险决策模型,研究了一个具有不同风险态度制造商与一个具有不同风险态度零售商所组成供应链的最优绿色研发投入及广告宣传水平等决策问题,分析了成员不同风险态度对供应链相关决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基于风险补偿的双向成本分担契约协调机制,并给出实现供应链协调的合理转移支付区间,最后通过数值分析验证该协调机制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无论供应链成员表现为何种风险态度,该契约均能实现供应链协调,并且对由风险规避制造商与风险追逐零售商所组成的供应链协调效果最为显著。     

基于讨价还价模型的持股型供应链最优订货与定价策略研究

论文分析了风险规避型供应商和制造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为了降低供应的不确定等因素，通过制造商投资供应商并持股的方式降低供应链的整体风险。构造均值-方差模型刻画制造商和供应商的风险偏好特征，并通过构建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分析供应商和制造商的交易谈判过程。论文证明了纳什讨价还价模型存在唯一的均衡合同，并对均衡合同进行了比较静态分析，提出了可供实践企业参考的管理启示。     

考虑交叉持股的低碳供应链减排与定价决策研究

在碳交易机制下,将交叉持股战略引入到制造商减排决策中,研究供应链企业的减排和定价问题。构建了供应链企业集中决策下的决策模型和交叉持股前后制造商与零售商间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分析比较了不同情形下的企业最优决策和绩效,并以数值算例演示了交叉持股和碳交易价格对企业决策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商与零售商交叉持股能够改变碳交易价格对制造商减排量的影响,使得制造商的单位产品减排量一定提高,市场需求提高,在一定条件下批发价和零售价降低;当交叉持股比例满足一定条件时,交叉持股能同时增加制造商与零售商的利润并使供应链达到协调。     

回馈与惩罚契约下闭环供应链应对突发事件的协调性研究

考虑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闭环供应链,在考虑随机性需求下,首先分析了回馈与惩罚契约对闭环供应链的协调作用;然后,探讨了回馈与惩罚契约对突发事件的协调作用,研究表明:基准的回馈与惩罚契约对突发事件将不再发挥协调作用,为此,给出了闭环供应链对突发事件的最优应对策略,并调整了原来的回馈与惩罚契约使其具有抗突发事件性。     

考虑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协调机制研究

针对由一个制造商和一个零售商组成的新产品和再造品差异定价的闭环供应链系统,将企业社会责任（CSR）纳入研究,分别构建了集中决策下供应链整体承担CSR、分散决策下分别由制造商与零售商单独承担CSR的两阶段闭环供应链模型,探讨了履行CSR对闭环供应链的影响和闭环供应链对CSR的最佳承担方式。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由数量折扣与CSR履行成本共担的组合契约模型。研究表明：当闭环供应链成员单独承担CSR时,制造商承担的效果与零售商相比,两者各有优势,没有出现某一种承担方式的效果明显优于另一种的情形;无论制造商还是零售商,单独承担CSR的最优决策与集中决策相比均有较大差距;随着新产品与再造品竞争程度的增加,闭环供应链各成员及整体利润也随之增加;如果制造商和零售商能够按照数量折扣与CSR履行成本共担的组合契约来共同履行CSR,闭环供应链系统能够达到协调的效果,实现更大的社会福利。     

具有两阶段生产模式和需求信息更新的供应链契约研究

针对二级供应链,在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批发价契约中,分析了折扣价格与零售商最优提前订购量的关系及对契约双方期望收益的影响;设计了价格折扣与回购联合的协调契约,分析了供应链系统的最优提前生产量、供应链协调条件及协调契约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期望收益变化,并在协调契约不满足制造商的个体理性约束时,提出采用不对称Nash谈判模型设计两阶段生产与订购的回购契约,在保证供应链系统整体绩效最优的条件下,使制造商和零售商利润都能得到满意增长。研究表明,三级供应链实行两阶段订购的必要条件是分销商与零售商的最优提前订购量相等,与二级供应链相比,价格折扣契约下三级供应链效率更低,但价格折扣与回购联合的契约同样能协调三级供应链,该协调契约满足零售商与分销商激励相容约束。     

Interorganizational Collaborative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 Systems and Supply Chain Implications

Collaborative Forecasting and Replenishment (CFAR) is a new interorganizational system that enables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to forecast demand and schedule production jointly. The capabilities of CFAR exceed those of the traditional EDI because CFAR allows exchange of complex decision support models and manufacturer/retailer strategies. The proponents of CFAR claim that the fastest way for retailers and manufacturers to slash inventory costs and product shortages is by coordinating their decisions. The impact of CFAR on the supply chain using a model consisting of a manufacturer selling its product through two independent identical retailers is analyzed. The model assumes that the manufacturer doesn't face capacity constraints, the demand is stationary, and retailer prices are constant over time; the shortages are backordered at the manufacturer and retailers to isolate the effects of information sharing in CFAR. The most significant findings relate to the increase in the cost incurred by the nonparticipant in CFAR, the increase in the manufacturer's cost of serving the nonparticipant if the participant can obtain delivery guarantees in return for demand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incentives of the players to move towards universal retailer participation in CFAR. The findings are explained using the risk structure faced by the players in the supply chain. The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of the impact of CFAR on the supply chain structure are also discussed.     

零售商信息禀赋优势下制造商电商直销渠道决策

在供应链中由于零售商相比制造商掌握更多消费者信息,能够对市场需求进行预测,因此制造商在建立直销渠道决策时往往面临着市场需求信息的不对称。本文考虑一个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其中零售商向制造商订购产品并销售给终端市场,制造商可能建立直销渠道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消费者。通过构建制造商无入侵、对称信息下和不对称信息下制造商入侵三种情形下的博弈模型,本文分析了制造商建立直销渠道决策和零售商的订货决策。研究发现,尽管零售商具有信息禀赋优势,制造商建立直销渠道总是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并且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制造商建立直销渠道获得的利润大于在信息对称情况下获得的利润。而零售商与之相反,在制造商掌握市场预测信息的情况下零售商的收益更高,供应链总收益在对称信息的情况下最高。进一步考虑制造商按照自身信息禀赋进行备货量决策的情况,可以得到按照自身信息禀赋与零售商同时决策时制造商建立直销渠道的利润大于信息对称和信息不对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