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

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子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上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注重核实之法,富有学术批判和创新精神,是促使郑樵著成《通志》的主观条件。这些主客观条件对《通志》一书的学术质量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造成一定的局限性。     

郑樵《通志·七音略》中的“胡僧”及其他

南宋郑樵的《通志·七音略》是研究中国古代音韵学史的重要资料.郑樵讲,他撰写《七音略》,“得《七音韵鉴》,一唱而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后来的研究者因此认为,《七音韵鉴》的作者是“胡僧”.笔者不同意这一说法,《七音韵鉴》的作者不大可能是“胡僧”,但郑樵所说的“妙义”,即唐末宋初出现的等韵学理论,却的确与印度的梵语语言学知识有关,后者正是通过“胡僧”传到中国来的.郑樵其他的一些说法是否正确也值得加以考虑.     

郑樵《通志·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论郑樵目录学思想

郑樵是我国杰出的古典目录学家，他的目录学思想蕴含着整体论、类例论、记录论、揭示论和目录学的学科地位论五个层面。郑樵的目录学思想和历史上伟大学者的思想一样，既有成就的一面，又有局限性。郑樵目录学思想主要来源于中国文化的批判意识、书目实践和思想建构，正是这些来源构成了郑樵目录学思想的特点。郑樵不仅代表了中国目录学，也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学术，并观照着其间的关系。     

论郑樵的史学思想

郑樵以其所撰《通志》一书奠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治史学以“会通”、“求实”、“直笔”、“斥妖妄”等为宗旨,对史学领域诸多问题都作出了独特的阐述,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史学思想的优良传统。但有些观点也失之偏激,或自相矛盾。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及价值——以草类为研究中心

郑樵《通志·昆虫草木略》系删减其《本草成书》而成,具有明显的本草学渊源。作为独立于宋代本草学系统之外的一部简本史学家本草,郑樵将鸟兽草木辨名之学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因此舍弃了本草学中最有价值的药理部分。以《昆虫草木略》中草类为例,可以见出其记载的植物种类、异名及特点在前人本草学著作中均有迹可寻,他只在细微处进行了有限的调整和补充,其中有可资参考处,亦不乏错误处。详尽揭示《昆虫草木略》的本草学渊源,有助于客观评价其价值,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信实的基础。     

民国时期《西康通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西康通志》是民国时期由"西康通志馆"组织,张怡荪等参与编撰的一部省志,原稿系手抄本,建国后由四川省档案馆收藏。馆藏通志共21卷,110余万字,内容涉及交通、经济、政治、军事、教育、宗教诸多方面,是民国时期编纂的第一部全面反映西康省情的地方史志,不仅为研究民国西康社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在西康方志编纂史上极具地位与价值。     

许慎《说文解字》的编纂思想及其体系

许慎编纂《说文解字》的根本目的是批判"鄙夫俗儒"的"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的地位。他从孔子"本立而道生"的思想出发,创造性地找到了正经的通途,那就是从文字的说解开始。在许慎看来,文字乃"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对其逐一说解,可正本清源,得经文之正义。为了对众多文字进行有序说解,许慎继承了《周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分类思想,以"六书"为理论依据,创造出540个部首。在部首次序的安排上,许慎还受"始一终亥"思想的引导。在"类聚群分"和"始一终亥"两种思想的共同作用下,《说文解字》形成了一个严密的自足系统,这是此前字书编纂所无法比拟的。《说文解字》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其功不在禹下"的崇高地位,其创立的部首编纂体例为后世字书竞相效仿。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编纂思想略论

梁启超撰著的《戊戌政变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纪事本末体史书,作者将对传统纪事本末体史书的辩证认识,熔铸到《戊戌政变记》的撰著中。在编纂思想上,作者确立了具有比较系统和严密的指导思想,即确立“史迹集团”,以扩大纪事本末体的记载范围和强化事件之间的逻辑联系;确立“以传记之法,来改造纪事本末之体”,重视伟人在纪事本末中的作用;重视史论,阐明作者对历史进程的观点和看法。《戊戌政变记》在编纂方面的实践,表明它是纪事本末体由传统型向近代型过渡的代表作。     

郑樵《通志·乐略》与孔子《诗经》

郑樵《通志·乐略》中所体现的“会通”思想和“编次”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孔子音乐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在《乐略》中郑樵对《诗经》之乐重新进行了诠释。     

从《容斋随笔》看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

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多有对历代史书的评论,通过这些评论我们可以看出洪迈的历史编纂思想。他强调在撰写史书时要坚持＂据事直书＂的实录精神,并且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之上＂去粗取精＂,同时对史著语言提出了自己＂精益求精＂的要求,最后回归于＂辨明正统＂的编纂原则,实现其作为一位优秀封建史家的历史诉求。     

郑樵《六书略》简论

宋代郑樵《六书略》跳出许学圈子,从汉字生成的角度详细阐发六书说,第一个专章系统阐述兼书说,第一个用六书统领一切文字,开创了颇具特色的六书之学。郑樵依托金石文字对具体的汉字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郑樵对汉字研究的得与失为我们今日研究评价中国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考论

乾隆《贵州通志.列女传》记载了贵州自宋至清初14府11州31县600余名贞节列女,这些贞节列女大体可分为节女、烈女、孝女与义女四种类型。其中节女最多,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分析节女的守节,可知其面临父母、翁姑、外族及天灾等阻力。但节女多数仍摆脱了各种阻力,从而为夫家养老抚幼,为国家育人讽教。因此,国家采取了各种旌表措施来表彰这些列女,如旌表门闾、建坊立祠等。不过,由于各种原因,也有不少列女未得到旌表。     

从《旧唐书》看史书语料在汉语史研究中的特点和价值

史书语料具有独特的特点和价值。史书语料的特点表现为用语典雅、用词范围广、 使用新兴词语、使用俗语词;史书语料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汉语构词法的研究、辞书的编写、近代汉语 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史的断代研究、父子连名制的研究、同形异义词的研究等。从语言学角度深入研 究史书语料,有助于提高汉语史的研究水平。     

《尔雅》的编纂旨趣、分类思想与训释逻辑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其中,至少蕴藏着三个较为明显的编纂思想,一是齐一殊言,归于统绪的编纂宗旨,二是类聚群分,比物连类的分类思想,三是由此及彼,递相引申的训释逻辑。齐一殊言,归于统绪是《尔雅》编纂思想的核心,类聚群分,比物连类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分类思想,其产生同时受到了先秦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思想的影响。而由此及彼,递相引申的训释逻辑则是编纂旨趣和分类思想共同作用下的产物,这一思想使得《尔雅》篇与篇之间、类与类之间、词条与词条之间、同一词条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尔雅》所体现的三个编纂思想,主次分明,递相引申,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也由此奠定了《尔雅》在中国训诂史、辞书史上的不朽地位。     

对《通志·校雠略》的一处质疑——谈等韵学史的一个书证问题

郑樵《通志·校雠略》书有名亡实不亡论云:……李舟《切韵》乃取《说文》而分声,《天宝切韵》即《开元文字》而为韵,《内外转归字图》、《内外转钤指归图》、《切韵枢》之类无不见于《韵海镜源》。……有的学者据此认为《韵海镜源》是比较可靠的早期韵图形式,把《韵镜》类韵图的产生时间上推到中唐时期。对此提出质疑。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日“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司法制度

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司法制度是一个薄弱环节.宋代的司法制度,在前代的基础上有着相当的发展,近年来关于宋代司法制度的研究,虽发表了一些有见解的文章,作了某些专题探讨,但却未成体系,难窥全貌.本文通过<宋史·刑法志>中对宋代强化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的阐述,论述宋代的司法制度,反映出宋代的司法特色,给我们当今的法治建设带来启示.     

日本《古今和歌集》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

《古今和歌集》序中"人麿既没,和歌不在斯哉"的表述,凸显了其编纂思想中的孔子意识,也是其编纂思想来源于儒家礼乐思想的体现。而先于《古今和歌集》成立的《续日本后纪》中关于和歌复兴的评论,是站在春秋时期诗书礼乐的崩坏和与之相关的孔子行动的历史上创作而成的,给《古今和歌集》的编纂指出了"儒家礼乐思想"的方向,是其孔子意识的先导。     

论向歆父子文献编纂思想对班固《汉书》的贡献

向歆父子对文献的整理和编纂是继孔子之后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又一创造性的伟大工程,他们的《别录》和《七略》是中国古代编辑史不朽丰碑。向歆父子崇儒扬经、经世致用,求真务实、择善而从,辨章学术、传承文化的编纂思想和编纂方法,对班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向歆父子编校的中秘图书是班固编纂《汉书》的重要文献来源,向歆父子的撰述成果和观点被班固在《汉书》中大量引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向歆父子的文献编纂成就,也就不可能有班固的《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