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德育教学现象学反思与启示——基于"意向反思"的分析方法

在全面推进"四史"学习教育之际,秉持现象学"回到事物本身"的思维态度,有必要运用其"意向反思"方法对高校德育进行全方位的教育现象学反思.反思结果表明:我国高校德育存在三方面的"倾向性",即德育理念的理性主义和工具主义倾向;德育实践的认知主义和形式主义倾向;德育话语的权威主义和思辨主义倾向.为此,必须要着力推进高校德育"回到生命本身""回归生活本身""落到教育情境中去".唯有如此,高校德育才能找回"初心",更好地发挥其"立德树人"的作用.这既是教育现象学对高校德育改革的基本启示,更是遵照"四史"学习教育活动基本精神,促进高校德育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冯友兰与方东美人生境界说的比较研究

冯友兰新理学之人生四境界理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与方东美生命哲学之人生六境界理论--"行能的人"、"创造行能的人"、"知识合理的人"、"符号人"、"道德人"、"宗教人",二者虽在划分标准、具体内容等方面各具特色,但因其同样作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者,其境界理论又在划分层次、最高境界理想等方面具备相似性.     

"旁观者"现象之我见

在当今社会,旁观者现象屡见不鲜,这种现象的存在有其前提条件,也有心理和道德两方面的原因。要消除这一社会现象,就必须加强道德和法制建设,用事实来教育。     

谭嗣同"心力说"的原创性价值

谭嗣同作为"戊戌变政"运动的精英人物,又是近代道德转型的先驱者.因为传统中国所实行的是政治道德化与道德政治化的机制,因而人们对政治的态度实际上也即其道德人格诉求.谭嗣同进行"政体创新"与"道德创新"的理论武器是其"心力说"."心力说"对中国近代道德转型所起的奠基作用有:在道德本质问题上,用世俗的"人欲之善"取代了传统的"天理之善";在道德实践理性上,用近代性"平等自主"之美德扬弃了古典式"等级依附"之美德;在"集体关怀"的德性层面,用"平民主义"否定了"权威主义".     

基层党委"门诊政治"的双重性及其改进

当前,在中国乡镇的基层党委普遍采用了一种"门诊"式的治理方式,即乡镇党政主要领导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当面听取公众利益纷争中的具体情况和诉求,然后提出解决的方法.不可否认,在过去一个时期这种"门诊政治"曾是速度快、成本低地解决人民群众一些切身利益问题的治理方式,在今后也仍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这种治理方式也越来越凸现出其局限性的一面,而其最大的不足就是以个人意志代替组织制度.不可忽视的是,中国乡镇基层党委甚至一些地方党委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门诊政治"的思维方式,这在执政能力方面至少产生了三方面的影响:一是重视个人的权力和权威,产生权力"差序";二是单个的政治方式,只能着眼于"政治零售",而不能从大局出发来解决"政治批发";三是具有病理政治学的视点,容易滋生"滞后效应".因此,应该相应地从三个方面采取对策:实现政治角色的转换,逐步走出"门诊政治"的怪圈;逐步规范"门诊政治"的议程设置,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逐步将"门诊政治"转化为"代议政治".     

消费文化对身体的建构

人的身体不仅仅是生物性的存在,更是社会文化的存在.随着西方工业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大众消费主义兴起,身体日益被纳入到消费计划和消费的目的中,成为消费文化建构的对象."后福特主义"的产生是这一建构的内在动因,新教伦理的衰落为这一建构提供了伦理背景.消费文化借助于大众传媒,对身体的建构主要从三个层面体现出来:制造"身体消费"的需要;宣称"身体维护"是一种道德;设计并传播时尚的"身体形象"、倡导对身体的审美趣味来促进和实现身体消费的目的.     

“也罢”的来源及语法化过程

"也罢"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个语气助词.在对"也罢"功能描写的基础上,提出语气助词"也罢"的来源及语法演变的动因和机制:"也罢"来源于副词"也"和动词"罢"的组合形式;由"NP+也罢"到"VP+也罢"的变化是其语法化的动因;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及对语境义的吸收促成了"也罢"的功能扩展.     

俄国民粹主义的道德发端与伦理学在俄罗斯的产生

19世纪下半叶俄国道德哲学研究的体系化和道德理论的系统化成长于民粹主义者时社会矛盾的努力克服和对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之中.民粹主义世界观的伦理特性决定了伦理评价在知识体系中的核心分量,并使其道德观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伦理学的研究方法衍生于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社会学研究方法,并间接导致道德虚无主义的盛行;俄国知识阶层的社会理论、法国激进分子的民主理想、德国浪漫主义哲学思潮等构成了民粹主义道德理论的来源.民粹主义社会思潮的道德发端在客观上促进了伦理学在俄罗斯的产生.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

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中儒家主张"德治",其德治思想异常丰富、完整;而法家则主张"法治",因而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的理论博弈."德治"思想强调道德在处理人际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存在忽视法律重要作用的错误倾向,其结果必然导致"人治".而法家"法治"思想虽然与今天的法治理论有重要区别,但它看到了法律在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处理人际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缺陷是不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因而轻视道德的重要作用.现代社会,道德和法律二者不应是博弈的关系,而应是相互蕴涵、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只有秉持这一理念,我们才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道德信仰及其当代意义

道德信仰是一个生成的完整范畴。“道德”是其基础,信仰是其“着力点”。道德信仰是指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础,一是指道德形成的前提性的精神基础;二是指道德的终极向往即道德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对“人性”的理解及其相应的态度(信仰)是道德形成的精神基础;对“人生意义”的理解及其相应的态度是道德的最高目标和最高境界。道德信仰之所以是必要的,在于它依赖信仰实现道德中所谓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人们对“人性”与“人生意义”有相当不同的理解,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信仰也据此产生两种不同的指向:一是世俗的现实生活指向;一是超俗的宗教生活指向。深化道德信仰研究,有利于明晰社会主义道德的精神基础,有利于强化社会主义道德的凝聚功能,有利于改善社会主义道德的教育方式。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