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从梁启超到张君劢 ,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 ,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所致力的 ,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 ,无论是梁启超 ,还是张君劢 ,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 ,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也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 ,梁启超、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 ,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从他们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 ,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容受与推演

卢梭思想传入中国后,在晚清中国思想变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梁启超亦深受影响。1903年前后梁启超的政治理念与期许发生了变化,但其西学思想的奠基性内核即自由理念与国家观念,仍有拭不去的卢梭烙印。卢梭学说无疑是推动梁启超思考"自由"内涵及其与"法律"关系的一大思想根源;梁启超将自由视作一种绝对权,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并将其视为与奴隶道德相对立的新道德,其思想理路的来源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欧陆唯理主义对于自由内涵的道德化转换。梁启超"国家进化论"三阶段说源于伯伦知理对"国家"形态发展历史的观察,他糅合了伯伦知理国权论思想以及自身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理解,并将卢梭对"国家"源起的原理统摄其中,建构了以进化史观为历史演进阶梯的"国家进化论"体系。     

财产与自由——伯克为美国革命之辩

英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中,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根本性原则.财产权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延伸,是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爱德蒙·伯克在议会辩论中明确指出,美洲人民作为英国人后裔所进行的抗税活动,是在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纳税,作为让渡财产的一种方式,是臣民自由权的根本,是暴政与反暴政的焦点.英国历史上几次宪政的重大举措,均与课税、反课税的斗争有关.在这点上,美洲殖民者颇得其英国先祖的真传.国民性格和政治体制可谓互相塑造.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超越暴力革命：梁启超有关卢梭论述对自由和权利的探讨

本文集中讨论梁启超从1899年到1901年介绍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文字,看他如何逐步深入探讨自由和权利的内涵,也希望以此作为个案探索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第一波新文化运动的特点。梁启超是将卢梭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将卢梭理论定位为一套关于自由和权利的学说,而不是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他对自由的诠释覆盖了从思想自由、公民权利到政治自由的丰富内容,并且最终超越集体主义或社群主义倾向的限制,肯定个人自由的独立价值。晚清新文化运动代表中西两个思想传统第一次认真的对话,其对现代基本价值的介绍融入了多方面的资源,包含多种诠释的可能性。梁启超对卢梭的看法之所以异于他人,是因为他把卢梭当成西方自由传统的一员,他对卢梭的解释结合了多位其他思想家的见解。他所介绍的思想自由、"天赋人权"等观念,也融入了儒家思想的因素。     

论林语堂的自由个人主义文化观

本文着眼于从文化史角度考察林语堂自由个人主义理念的文化内涵及特征,认为自由个人主义是一种在文化观念上消弭了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倾向而专注于个人心灵世界的独特文化形态。林语堂在东西合壁的意义上确立了以“中国的人文主义”为价值尺度的文化理想,以宗教泛爱主义为理性依托,把自由主义引向文学实践一隅,建构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化文化表达方式。     

责任自由与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

在基础研究的国家目标化时代,科学家的个人自由应该是一种责任自由。责任自由是以社会责任为基础的内在自由和外在自由的统一,其中,内在自由即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是责任自由实现的根本。科学家角色责任的实现具体体现在认识论、道德论和政治论三个层面上。     

财产与自由——伯克为美国革命之辩

英国宪法所保护的公民权利中，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一个根本性原则。财产权是生命权和自由权的延伸，是一切个人自由的基础和保障。爱德蒙·伯克在议会辩论中明确指出，美洲人民作为英国人后裔所进行的抗税活动．是在维护自己的宪法权利。因为纳税，作为让渡财产的一种方式，是臣民自由权的根本，是暴政与反暴政的焦点。英国历史上几次宪政的重大举措。均与课税、反课税的斗争有关。在这点上，美洲殖民者颇得其英国先祖的真传。国民性格和政治体制可谓互相塑造。     

自由的三个维度

把自由理解为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政治自由是西方意识形态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和现实需要。它忽略了自由的根基即社会生产水平。这种意义的自由仅是手段而非目的。只有把自由等同幸福即最高价值，它才是值得追求的，才可避免手段与目的的倒置。自由是对必然的克服，它有三个维度：克服自然力的奴役、摆脱人际压迫和精神束缚。自由的边界在根本上受到人类克服自然能力的规定。     

马克思自由范畴的历史维度

马克思对自由范畴的考察,采取了回到历史的进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政治解放虽然确立了人的普遍自由的权利,但现代私有制却解构了自由的平等基础.人的自由在市民社会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为历史的偶然性与个人的任意性.消灭私有制,达至个人与社会的共同合理的自由乃是未来社会的诉求,也是马克思自由观的根本取向.     

论道德自由中人的两种道德责任

道德自由是主体根据道德必然达致的自由,它指向人道德上的自我实现。在道德上自我实现的统摄下,从道德必然与主体自由中就衍化出人的两种道德责任形式,即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形式和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形式。道德法则下的道德责任以道德必然为根据,以道德义务的形式出现;意志自由中的道德责任以道德自我为根据,以道德选择的形式出现。人的这两种道德责任是相辅相成的,在道德自由中,缺少其中任何一种责任形式,都会阻碍主体道德上的自我实现。     

近代转型时期的自由观念和文学实践

本文梳理了以严复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转型时期的自由观念和文学实践,指出严复和梁启超宣传的近代自由观念偏重于国家而轻视个人,他们的文学观念也是一种实用的功利的文学观念。因此在严复和梁启超手中没有能够产生出自由主义文学,真正的转变要等到以胡适周作人等代表的五四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出现。     

财产权、自由与人格权--对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财产权、自由和人格权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自由可分为政治国家上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自由,但无论是哪种自由,财产权都是其存在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自由是人格的核心内容.人格权中的很多具体人格权,实际就是以自由为内容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自由权在民法上的扩张.就人格权的实质和发展历史来看,人格就是人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要素是自由.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财产与人格是通过自由这一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民法是关于自由的法,是自治的法.考察一下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将会发现,将人法与财产法置于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考虑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民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以及对民事习惯的调查与整理等.     

论人的道德自由权

道德自由权是人们基于道德的自由性质而在道德生活中拥有的自我选择、自我决定的权利。相对于政治自由权明确而硬性的规定,道德自由权主要是软性和约定俗成的。道德自由权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消极的道德自由权,二是积极的道德自由权。消极道德自由权是指人在特定条件下有免于道德束缚的权利,积极道德自由权是指人在道德活动中有按道德必然行为的权利。     

劳动权性质论--自由主义视野下的初步探讨

文章认为,对劳动权性质的不同认定会影响立法和司法的制度设计.把劳动权认定为社会权不足以揭示劳动权的本质,也不足以激发劳动者的主体自觉性和自身潜力.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劳动权理论上的得失分析,文章提出了作为基本人权的劳动权的自由权性质,并从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两方面作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     

自由与解放: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从柏拉图“囚徒解放”的理论谈起

本文从理论预设、囚徒状态、解放过程和自由境界四个方面阐释了柏拉图解放理论的思想内涵和对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囚徒困境的理论预设提出了人的相对解放与彻底解放问题;囚徒状态的根本特征是肉体被强制锁定下的灵魂的无知;个人解放具有偶然性,解锁与引导、灵魂转向与获得知识是个人解放的基本条件;个人自由的至高境界是追求真理的求知生活,但必须融入于实现普遍善的实践生活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囚徒解放"启迪我们:没有人性的彻底改变,人的解放就是空谈.     

论宪法上的良心和宗教自由

良心和宗教自由是个人形成自己特有的良心判断,并根据良心判断行事的自由.良心自由是人的尊严的体现,在现代自由权体系居于核心地位.在司法过程中,良心自由案件的审判往往分为两步,首先确认争议中的行为是否是基于良心的行为;第二步是良心自由的要求和社会利益相比较权衡.西方国家在司法过程往往给予良心自由优于法律的保护,这根植于西方自路德以来尊重个人良心的传统.良心自由在西方的产生,喻示了古代自由和现代自由的分野.在当代,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少数人权益的保护.     

马克思与哈耶克自由观之比较

马克思与哈耶克的自由观在关于人类理性、自由秩序、自由基础以及经济与政治观点等方面都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哈耶克强调有限理性,导出自生自发秩序,进而将自由界定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自发性自由;马克思从实践的观点出发,充分肯定人的主观的能动性,站在自觉自由的高度,实现了自由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使自由获得了完整的内涵。     

马克思与哈耶克关于"个人自由"思想之比较

实现人类的本真自由是马克思毕生的理论和实践追求,而"个人自由"思想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始终;而作为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的理论同样尤为重视"个人自由"的问题,并把与"个人自由"相联系的扩展秩序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基础.然而二者的阶级立场是不同的,因此在对"个人自由"的内涵及特征、实现途径等方面的见解差异是很大的.     

自由的性质

尽管自由的关系和意义错综复杂,但个人自由构成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也是理解它们的前提。在政治哲学里,个人自由始终就具有政治的意义。而在现代政治共同体之中,个人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的手段。因此,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制度的宗旨乃是为个人自由提供最大限度的可靠的空间。法治、民主以及共和的原则是支持和保障自由的方式。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个人自由在其个人关系和活动空间的方面也会发生变化。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并不是两个问题的,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面;在政治哲学里,该理论是人们认识个人自由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