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文法与判例法:双重调整机制中的民法典问题

民法典是建构和生成的统一,它需要大量的单行法、习惯法和判例的支撑。司法不仅是民法法典化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民法法典能够维持和发展的基本保障手段。中国民法的法典化是必须的,但同时也是有限度的。当下的中国应该建立有自己特色的判例制度,运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双重调整机制,发挥司法造法的作用,继续完善民事单行法律,在成文法和判例法的互动、协调的过程中不断地确认和发展民事权利,及时回应民事关系调整的需要。     

论知识产权法的性质和立法模式

知识产权法是调整民事主体因智力创造成果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知识产权法是民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特征使得知识产权法和经济法、行政法以及科技法区别开来。知识产权法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采取的立法模式是单行法模式和民法典模式的结合。在现在知识产权法单行法和民法通则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采用第三种模式——汇编知识产权法典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论古典自然法对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的影响——以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为中心

自然法作为一种价值判断体系的法律哲学,理性是它的核心,平等、自由和正义等价值则是其基本理念,并成为其渗透至民法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民法发展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自然法思想是其价值判断的调节器,特别是在近代欧陆民法法典化运动过程中,自然法的理性主义法典编纂思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度成为法典编纂的指导思想与哲学基础.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也可以从近代民法法典化过程获得有益的启示.     

论我国民法典总则的制定

本文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对总则的取舍及其原因 ,结合我国法律实践和当代民法典的发展趋势 ,分析了未来我国民法典中设立民法总则的有关问题。文章认为 ,我国有必要制定一部自己的民法典 ,在民法典中应当规定总则。民法总则的内容应来自对现有民法通则的增删损益。文章提出了自己对我国未来民法总则体例的设计。     

民法典的实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综述

《民法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成果。《民法典》的实施对于更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具有重大意义。在2021年12月25日举办的“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学术论坛上,与会专家就民法典与媒体治理、民法典绿色条款的类型化及与环境法典的衔接、民法典与知识产权法的新发展、民法典与我国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构建、民法典与电子商务治理、民法典对房地产市场及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三权分置”的治理实践、民法典担保物权改革对营商环境的治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实效考察、民法典诚实信用原则对诚信价值观的实践、民法典与商法发展的新动向、民法典与比较法、民法典时代的教与学、民法典与社会综合治理等方面内容进行了深度的交流和讨论。     

论我国生态法律体系法典化构建

本文围绕着我国生态法律体系应当法典化这一题旨,论述了生态法律体系法典化的价值及可行性。同时,阐述了生态法法典体系构成的基本内容,揭示了生态法律体系由狭义法典化到狭义法典过程中的步骤和方法。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

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命题基于法律之内的教义学视角，着眼于法的安定性价值，强调合逻辑性的约束。形式理性化程度较低为知识产权法比较于传统民法的主要差距所在。实现知识产权法的形式理性化，路径在于法典化、回归民法和单行法的结构合理化。     

法律体系形成后的民法典制定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论我国民法典总则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目前世界各国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即知识产权单行立法、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典。这种三种立法模式各具特色,但民法典保护模式具有很强的优势。近年来,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如何纳入民法典,我国学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为此,引发了知识产权的民法典保护模式之争。在知识产权纳入民法典保护的模式中,由民法典总则对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进行概括性规定最为可行。民法典总则中关于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主要包括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客体和人身权等内容。     

论我国民法典设置知识产权编的理由及基本构想--以概括式立法为目标模式

民法典是否设置知识产权编是民法典体系之争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从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关系的历史发展、知识产权与民法典各自的重要意义方面论述了知识产权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的必要性,从法典体系化的角度分析了民法典知识产权编在体例上采取概括式立法的理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立法内容的基本构想.     

经验·理性·民法典--认识论视角下的中国民法法典化

在认识论上存在着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划分,经验论是判例法的哲学基础,而成文法则依赖于重视演绎推理的理性主义.我国传统哲学推崇经验实用,所以判例法在我国古代能大量存在.但随着对民法法典化的需要,理性主义应当成为主流的立法思想,理性主义的两大特征"先验知识"论和演绎法是我们最为缺乏的.在制订民法典时应当注重对平等自由天赋性的民法价值观的建构,并充分重视概念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基础作用.     

借鉴与创新:关于民法典问题

民法的法典化是我国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 ,如何制定民法典是目前我国法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 ,借鉴古代或外国民事立法的具体体系和内容固然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应当从这些优秀成果中找寻规律性的东西 ,即民事立法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适应 ,本文通过分析罗马法法律行为形式的发展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我国民法典不仅要吸收和借鉴 ,而且要创新和发展 ,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民法典总则设立的必要性及基本结构

当前我国要尽快制定一部体系完整并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 ,首先必须讨论民法典总则的设立问题。设立总则是相当必要的 ,理由是 :总则的设立可增强民法典的形式合理性和体系逻辑性 ,使法典更为简洁 ;可增强民法典的体系性 ;更符合民商合一模式的要求 ;对弘扬民法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具有重要作用 ;便于法官做出解释 ,并有助于培养法律人归纳演绎、抽象思考方法及形成法律原则的能力。而有学者主张主体制度可以单设人法而不用制定总则 ,我认为此模式是存在重大缺陷的 :很难用人法协调现代社会中的各类民事主体制度 ;实际上没有严格区分主体和权利问题 ;很难区分人格和身份 ;一旦设立人法 ,法律行为、代理、时效等制度将会只能在合同法等法律中分别规定 ,这就必然造成法律规则的散乱。最后 ,总则的基本结构应当由主体、客体、行为和责任四大部分组成。     

民法法典化背景下法律解释问题探讨

我国即将完成民法典的编纂,在民法法典化背景下,探讨法律解释问题的意义主要在于:明确法律解释的目标、确立法律解释的基本指导原则、实现法律解释方法上的共识、尝试法律解释规则的成文化。法律解释的对象就是法的渊源,它应当包括制定法、习惯法和法理。法律解释方法,应当对应于法的渊源。就制定法来说,其解释应当对应于狭义的法律解释方法和价值补充方法;习惯法的解释对应于以习惯法来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而法理的解释,则对应于类推、目的性扩张、目的性限缩和创造性补充的方法。在我国民法典之中,应当将法律解释规则成文化。     

我国民事立法的反思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颁布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等一大批重要民事法律,积累了宝贵的民事立法经验,为实现我国民法法典化奠定了基础.在我国实现民法法典化,应当着重解决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民法典的编纂体例、制定民法典的工作机构等问题.     

对中国环境法法典化路径的反思

环境立法在中国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可是环境法律系统化这一问题不但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愈加突出。因而学术界有人呼吁将环境法法典化以解决环境法律松散、矛盾等问题。法典化的趋势是否就是环境法律系统化的正确选择,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诞生的历史规律来看,环境法律的系统化还需从长计议,从法典演进的历史规律中也不难发现法律系统化的路径。     

与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商榷——兼论党内法规体系化的路径与方式

法典化是国家法领域的专门概念，党内法规法典化主张渊源于法律法典化说，但该观点模糊了党内法规与法律之间的界限，缺乏法理基础和实践依据。法典化并非通往党内法规体系化的唯一路径，党内法规体系化不等于党内法规在规范上呈现“法典化存在形式”，但可以借鉴“法典化思维方式”。党内法规体系化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党内法规之间的融贯协调，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化的方式是丰富多样的，包括集成型、汇编型和单行法规型，三种方式有机统一，任何一种方式都有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价值。     

财产权、自由与人格权--对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财产权、自由和人格权是有内在的联系的.自由可分为政治国家上的自由与市民社会的自由,但无论是哪种自由,财产权都是其存在的基础和有力的保障.自由是人格的核心内容.人格权中的很多具体人格权,实际就是以自由为内容的.一般人格权其实就是自由权在民法上的扩张.就人格权的实质和发展历史来看,人格就是人的法律地位,这种地位的核心要素是自由.一个重要的推论是,财产与人格是通过自由这一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民法是关于自由的法,是自治的法.考察一下财产权与人格权的关系,财产权与自由的关系,我们将会发现,将人法与财产法置于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民法典的制定,应当考虑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如法典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民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关系,以及对民事习惯的调查与整理等.     

知识产权作为执行标的之法治现况与对策

我国民事程序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知识产权是执行标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如何强制执行还无成功经验。以知识产权为执行标的,不仅适用现有民事程序法有困难,而且民事程序法律与知识产权法律规范存在不一致。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本身的庞杂体系也给强制执行知识产权带来众多问题。在完善程序法、协调程序法与知识产权法、调节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知识产权作为执行标的具有可实施性。     

人身关系法论纲——从人格权法到人身关系法

就民法所调整的人身部分而言,主要有两种学说：一是“人格权法体系”,二是“人身权法体系”。2002年的《民法(草案)》第四编将“人格权法”独立成编,该学说目前处于通说地位,但存在局限性。如何协调人身权法、人格权法与我国现行的“人身关系法模式”之间的关系是涉及到未来中国民法典采取何种立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编纂民法典的今天,需要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基于我国的历史传统,结合我国民事立法、司法实践以及时代发展对民法提出的新要求,应当坚持“人身关系法模式”,该模式涵盖“人身权法独立成编”或者“人格权法独立成编”在内,并克服两者之不足,是其更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