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测算评价与影响因素研究

包容性绿色增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理念，是一种追求经济增长、社会公平、成果共享、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运用熵权法测算中国1999-2015年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及维度指数的结果表明：中国省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充分问题十分突出，东部经济强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整体领先，但也表现出停滞不前或降低态势；中西部经济弱省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普遍落后，但多数省份呈现显著上升态势；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的省际差距明显，但总体趋势在缩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制度变迁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作用，另一方面其溢出效应则抑制相邻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人均受教育程度和基础设施水平对包容性绿色增长有正向影响；而城镇化水平能促进本地区包容性绿色增长，但对相邻地区却存在抑制作用。     

基于ArcGIS的我国文化产业集聚的空间分析

本文使用绝对集中度、基于供给视角和基于需求视角的区位熵、泰尔指数,多角度分析了我国文化产业集聚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均衡程度在减小;我国东部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差异是全国总差异的主要构成部分;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集中在东中部,基于供给视角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省份集中在西部地区,基于需求视角的文化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东部地区。     

共享视域下包容性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因果关系与实现路径

通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01—2020年30个省（区、市）（不包括西藏自治区、港澳台地区的数据）省域包容性增长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使用PVAR模型和门槛模型对二者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包容性增长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互为格兰杰因,二者呈现了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从非线性效应来看,包容性增长对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正向影响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减,而均等化对于包容性增长的促进效应则表现出边际效率递增。从区域异质性来看,东部地区不存在门槛效应,而中西部地区仅存在包容性增长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效应,西部地区的门槛值高于中部地区且影响系数较低。研究为共享理念下包容性增长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政策参考。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及收敛性研究——基于logt检验方法的考察

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数理统计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现状,并采用logt检验方法分别考察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三个一级分指数的收敛情况.结果 表明,在样本考察期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趋势.从分类指数来看,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化程度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但覆盖广度指数和使用深度指数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性,而数字化程度指数的地区差异较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覆盖广度指数以及使用深度指数在全国范围内趋于收敛,而数字化程度指数总体不收敛,但存在俱乐部收敛趋势,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西部地区收敛于一个俱乐部.     

区域物流网络化水平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增长

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基于中国西部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1—2012年的基础数据,纵向分析西部地区物流网络化总体水平趋势;基于西部各地区2010—2012年的数据,横向比较各地区之间物流网络化水平的差异。运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西部地区区域物流网络化水平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西部地区物流网络化总体水平逐年提高,但西部各地区之间物流网络化水平差异较大,其中,四川地区水平最高,其次是内蒙古和陕西,西北地区的大部分省份及西藏水平较低。从边际效应来看,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和物流信息网络对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影响较大,特别是公路货物运输网络影响最为明显;从弹性效应来看,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对西部地区工业增长影响较为显著,尤其以铁路网络的弹性效应最大。     

实现共同富裕的农村短板补齐进路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农村的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盛,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农村短板劣势十分突出。文章以共同富裕的内涵特征和价值取向为逻辑起点,确定以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性作为农村共同富裕指数模型的三大评价维度,并采用熵权法和障碍因子分析对农村共同富裕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2011—2020年中国农村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整体来看共享性维度发展最好,可持续性维度次之,发展性维度相对落后。从三大维度内部来看,细分维度指数存在较大差异,每个细分指标的优势和短板不尽相同。各年份农村共同富裕发展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社会保障能力、富裕度、区域共同度和治理等是主要障碍因子。为进一步实现农村共同富裕,应该从加强党的领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补齐农村短板,从而扎实推进农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综合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4-2013年城市化的包容性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实证分析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10年间，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且呈现出“M”型发展趋势，初始和期末年份并未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动。其中，东部和东北地区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中部地区基本持平，西部地区有所上升，但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地区。（2）城市化高度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全部位于东部地区，广东表现尤为突出；低度包容发展型和非包容发展型中的省市区基本均属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广西表现最为明显。（3）对于不同的区域类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有所不同，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市场化水平及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成为我国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对于四大板块而言，东部地区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驱动因素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中部地区表现为市场化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西部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城市空间集聚水平和城市基础设施水平；东北地区表现为产业结构水平、政府公共规制力度和市场化水平。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新时代中国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框架与水平测度研究

工业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抓手。依循马克思主义发展质量思想,工业高质量发展内在规定了高质量的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产出供给与内部结构四个维度。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生成的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映射了三点主要发现。第一,中国工业总体发展质量呈现稳步提升的轨迹,且新时代以来的工业发展质量改善明显。第二,区域工业高质量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表现为：东部领先于工业发展质量依次递减的中部、东北、西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工业发展质量顺次降低。第三,省域工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明显分异,呈现“金字塔型”的梯次格局。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各3个省份,且工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多倍于省份最多的第五梯队,第三梯队和第四梯队省份数量分别为5个和8个。因而,中国工业亟需重塑要素基础、优化生产环节、升级工业结构、协调工业空间布局,以助力工业发展质量上新台阶。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测度与空间分异特征研究

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和数字治理三个维度54个指标构建了中国大陆省级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并基于2005—2019年30个省份的数据,探究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差异特征与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总体速度较快,其中数字治理增长速度最快,但省际之间发展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非均衡性分布态势,其中区域间差异是构成数字经济发展总体空间差异的主要来源,平均贡献率达63.2%。随着时间推移,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正逐年减小,但近年来收敛速度有所放缓。此外,各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空间分布上呈高—高集聚、低—低集聚态势,且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相邻能够提高本省份数字经济向更高水平的转移概率。因此,实现地区与省际间数字经济的包容、普惠、协调与互促发展是中国数字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与内容。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比较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构建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赋权法,对2013—2017年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结果显示:(1)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明显的区位差异,整体而言,东部地区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2)各区域综合得分时序变化明显,西南地区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东部地区则呈现两极分化态势,其中,山东、广东和河北等省域的创新能力持续提升,长三角和环渤海区域各省市区域创新能力有所下降。(3)从各区域创新要素得分看,中部地区创新投入力度不断加大,浙江省创新产出效率较高,内蒙古、河北等华北省级区域的创新贡献水平不断提升。(4)各区域应通过鼓励区域间协同创新发展、大力推进文化产业集聚、积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完善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等措施提升创新能力。     

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熵权法测度2011—2021年中国31个省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并利用修正的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QAP回归等方法分析中国数字乡村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水平持续提升，但整体水平依然较低，在空间上呈“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特征，中部地区增速最快，东北地区增长缓慢。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联通性较好且不存在等级结构，空间关联的紧密度和稳定性不断增强。北京、上海和江苏等省份处于空间关联网络的中心位置，而山西、陕西、辽宁和吉林等省份处于网络的边缘位置，且网络中存在“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中国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网络分为四大板块：“净溢出”板块位于西部和东北地区；“净受益”板块位于东部地区；“双向溢出”板块位于中部地区；“经纪人”板块则零散分布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创新、城市化率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地区差异会增加省份间数字乡村发展的联系强度，而地理距离增加对数字乡村空间关联程度的提升有抑制作用。     

我国省域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

互联网经济是基于互联网所产生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已成为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目前国内还缺乏省域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的相关研究.文章在详细阐述前人对互联网经济内涵研究的基础上,从影响互联网经济发展的四个维度构建了互联网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确定了各类指标的权重,利用2015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31个省份的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和排序,并运用聚类分析将我国省域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五个梯队.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东西部地区差距较大,呈现“东部领跑全国,北京一枝独秀;西部整体落后,川渝实力不俗”的特征.     

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现状、约束与路径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作为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需要加倍努力,加快现代化建设进程,争取早日基本实现现代化.基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城乡现代化、生态文明、政治文明5个维度构建现代化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分析2019年西部地区12省区市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态势,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与东部地区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而且各省份之间以及西南地区与西北地区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并表现出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目前,西部地区基本实现现代化还存在诸多制约因素:创新发展动能较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污染物排放水平较高,区域和城乡差距明显,人力资源质量、地方治理能力和社会保障力度等也有待提高.因此,西部地区应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平衡协调发展战略、人才引领发展战略,培育和激发创新动能,塑造和发挥人力资源质量优势,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同时,要加强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型;深化体制改革,推进地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     

东部新经济指数发展现状及区域差异

新经济在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新旧动能转换中起重要作用。从创新能力、全球化、绿色化、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六个方面构建指标,分析东部新经济指数发展现状及区域差异。可以发现:东部地区新经济较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处于较高的水平,并且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东部地区创新能力指数处于较高的水平,是拉动东部地区新经济指数较高的重要原因,其次是网络化与数字化,绿色化与全球化次之,最后是智能化。从东部地区内部来看,东部地区新经济指数超过40的省市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和上海,其次高于30的是山东、福建和天津,而海南与河北的新经济指数处于较低的位置,山东、福建、天津、海南与河北的新经济指数低于东部地区的平均水平,海南与河北的新经济指数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基于空间统计学方法的我国服务业集聚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并采用Moran指数和Lisa指数以考察中国服务业集聚的空间分布规律及其经济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服务业集聚程度存在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各省域间服务业发展水平不平衡,东部西部的服务业集聚的空间结构差异扩大。因此,要从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稳步推进各地区的服务业集群建设,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乡村振兴的测度、格局与逻辑

本文采用2010至2019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振兴指数,利用σ收敛、绝对β收敛以及莫兰指数研究我国乡村发展规律。研究发现：（1）从空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具有地域聚集性,京津冀、长三角地区等东部地区乡村振兴指数呈现高-高集聚的空间正相关,而生态功能区为主的西部地区呈现低-低集聚的空间正相关;（2）从时间演变规律来看,乡村振兴水平在稳步提升,而且区域之间呈现收敛趋势,但“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并未改变。据分析,我国乡村演变规律与区域发展战略以及地理区位相关,据此提出乡村振兴两个逻辑：乡村振兴要与区域发展战略相融合、乡村振兴要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浅析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沿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2004年,我国根据区域发展水平的条件和差异的不同,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个经济区的新格局,这次区域的划分符合"十一五"规划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我国在新区域格局的基础上,通过制定相应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及政策,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取得一定成就,但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差异仍然显著.     

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率的地区差异研究——基于多产出随机成本前沿模型

本文基于单投入多产出的随机成本前沿模型,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4 - 2009年相关数据测算了我国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值,主要结论如下:(1)研究期内我国31个省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平均值达到74.28％,但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主要源于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效率在2000年以后的大幅下降,并且各地区政府效率的差异逐渐增大;(2)从东部至西部,公共服务成本效率均值呈现递减趋势,而地区内效率分散化程度递增.各省份的效率大致呈现平稳、有界波动和不断下降三种趋势.不同省份的差异表现,受到地区人口分布、地质气候条件、经济发展状况、国家政策等因素的多重影响.(3)人口密度由于对公共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效应提高了公共服务效率,人均GDP的提高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产生了负面影响,并且,小规模政府更为有效.     

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省级外贸可持续发展动态演进:一个评估

通过构建评估指标,采用动态因子分析和二次加权测算,对中国省级外贸可持续发展动态演进进行评估发现:(1)次贷危机后中国省级外贸可持续发展速度呈现显著的差异:重庆、河南和四川年均增速较高;广东、上海、北京、陕西和吉林呈稳定增长;江苏、湖北、浙江等9个省份呈小幅波动态势;其余13个呈下降趋势。(2)危机后东部省份仍是中国外贸发展的核心地区,在外贸规模、竞争力和外贸社会效益上的评估结果明显好于中、西部省份,但在外贸结构、外贸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上的优势并不明显,而重庆、四川、河南和陕西凭借后发优势却取得较好的成效。(3)危机前,中国东部省份外贸结构、能源效益和环境效益优于中、西部省份,但危机后东、中西部省份已没有明显差异,且重庆、四川、河南在其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据此,一要充分利用东部省份经济辐射效应大的优势,推进自贸区的扩展效应;二要充分发挥重庆、四川、河南和陕西等外贸发展的示范效应。     

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与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根据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文章从产业基础、创新能力、数字化能力、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绿色发展、质量竞争力、社会贡献8个方面构建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进行测算,并利用聚类分析、对应分析等方法对区域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012-2020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可以划分为起步、较快发展和快速发展三个阶段,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从发展指数来讲,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但从增长率来讲,中部和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主要得益于数字化能力的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