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与文艺为政治服务——论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理论来源(之二)

周扬认为文艺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但文艺为政治服务,必须通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在毛泽东《讲话》精神指引下,周扬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人民服务很好地结合起来。要求文艺工作者掌握正确的世界观,满怀热情地描写人民的新生活,塑造出新人的艺术形象。文艺作品应当努力创造出为人民大众喜爱的民族新形式。周扬关于现实主义的这些理论,来源于苏俄文艺思想并受到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深刻影响。     

周扬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次修正

作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艺理论家，周扬一生是非功过均与毛泽东的《在延安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密切相关，对《讲话》的阐释，贯彻，维护和修正，构成了其艺思想的最主要的内容。本通过周扬对《讲话》的三次修正，来考察和认识他对中国当代艺理论发展所作的贡献。     

怎样看待延安《讲话》的理论遗产

延安《讲话》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对它的理解也就必须回到它所计对的实际问题上去.就其实质而言,《讲话》主要解决了革命文艺与革命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问题,是革命文艺及革命文艺工作的行动指南和理论纲领,因此,如果将其夸大到是一切文艺工作的行动纲领,并且可以永恒不变地指导任何时期的文艺工作,就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对《讲话》定位不当,也是解放后我们在文艺工作上出现一些问题与错误的重要原因.除了个别理论观点在今天还有适用性外,《讲话》留给我们的真正遗产主要是它鲜明的时代特色,以及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具体化与解决任何问题都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     

毛泽东《讲话》与解放区文艺趋向

本文从文艺思潮的角度,论证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历史意义.作者认为,《讲话》与当时的整风文献一样,锋芒所向,是在批判左倾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路线.《讲话》纠正了革命文艺队伍中的观念论倾向,把文艺观落实到反映论的基础上.联系解放区文艺实践,对工农兵文艺方向作了历史的阐述,同时并对毛泽东提出的文艺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加以分析.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经典性或经典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二,《讲话》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不仅在当时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具权威性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新时期以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一系列新的提法和观念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三,《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当代的文艺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光辉范例.     

也论周扬现象

周扬现象，是我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艺思潮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探究周扬这一位在中国现当代文坛叱咤风云半个世纪的领袖人物的文艺思想，无疑是我们重新认识与整理新文艺理论思潮的最佳切点之一。朱辉军同志的《周扬现象初探护是新时期以来周扬研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文章之一。朱文肯定了周扬同志在二十世纪世界文艺理论格局中的卓越建树，对周扬理论发展阶段及其转变作了描述与剖析，并指出了周扬理论某些阶段性缺陷与失误的“身不由己”的历史原因与内在隐衷，还为人们发掘了“鲜为人知的另一个周扬”。我认为朱文很大程度上离开了对周扬文…     

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晋察冀文艺实践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地性的生成

关于解放区文艺的一体化表述遮蔽了晋察冀文艺的主体地位,削弱了晋察冀文艺的文学史价值。事实上“延安-晋察冀”之间存在丰富的互动关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晋察冀文艺工作者将文艺创作与抗战具体任务结合,使文艺既满足群众审美需求,又起到政治宣传的作用,形成了不同于延安的文艺生态,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产生提供了实践支撑和路径参考;落实《讲话》的过程中,晋察冀文艺作为对《讲话》的地方回应,起到示范作用,证明了《讲话》的正确性与普适性;而随着《讲话》权威性的确立,《讲话》前晋察冀文艺践行文艺大众化的独特价值被削弱了。因此,为避免对解放区文艺的同质化解读,有必要还原晋察冀文艺的主体性,探究解放区文艺的地方路径。     

由报告文学创作看延安文艺转型

延安整风运动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延安文艺的分水岭,使得延安作家的文学创作、理论话语阐释发生巨大转折。从整风前后延安文艺状况的比较着手,以报告文学为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报告文学在《讲话》发表后异军突起,不但成为实践《讲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精神的重要文学样式,而且成为延安文艺由多元向一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     

红色文艺思想历史回眸:《讲话》研究60年

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集中体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至今已60多年了。《讲话》是延安时期战时文艺的精神指导,也是新中国文艺方针政策制定的根本依据。对《讲话》的科学研究经历了许多曲折。延安时期的研究,多从战时需要出发,而较少考虑文艺的特性;新中国成立后基本延续了战时的指导思想,而较多强调文艺的"服务"、"工具"功能;文革时期《讲话》精神被"极左"政治势力歪曲,致使文艺走入畸形;"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邓小平同志对《讲话》精神作了新的阐释,标志着对《讲话》的研究真正步入科学。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的出现,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文艺"双百"方针的本意,同时也是对《讲话》文艺思想的丰富与发展。     

大跃进文艺发生论

长期以来,学界多把大跃进文艺的发生看做极左文艺思潮或领袖政治的产物。这一看法有着合理性,但却忽视了群众介入文艺这一历史因素对大跃进文艺发生的影响。宏观把握20世纪前半期的文艺发展,可以发现其呈现出知识分子一群众的转向趋势,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合法授权则起着关键的衔接作用。大跃进文艺之根早已种植在文艺的群众转向中,是其历史性发展在特殊时代土壤中突破的结果。它的发生不仅赋予了群众特殊的文艺权力,标志着文艺群众转向的高潮,而且形塑了群众新的文化形象。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