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机制研究

工业化与城市化共同构成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建国后中国依次经历了非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 ,弱城市化的工业化过程 ,正在建立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循环的互动机制。其中关键的环节是通过新型工业化之路 ,建立以现代高档耐用消费品工业和装备产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进而拉动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第二次劳动力转移浪潮的持续推进 ,为城市化奠定经济基础。其次 ,城市化进程将有力拉动市场扩张 ,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有效市场空间。为此需要加快制度创新 :简化、降低城市设置标准 ,赋予国民以自由迁徙权 ,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滚动的城市土地储备制度 ;提高城市对主导产业R&D投入 ,关注贫困等。     

煤炭城市信息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研究

煤炭资源型城市因其产业结构的特殊性在城市化过程中有着与其他城市不同的特。应用变权系数综合评价模型,对2002年中国煤炭城市信息化、城市化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煤炭城市信息化和城市化水平存在互动发展的正向关联性。     

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

农村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迁向城市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又是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对浙江省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工业化、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第三产业发展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影响,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的增长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大于当期工业化和第三产业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研究

分析了工业化进程是城市化水平的前因,论述了工业化状况与城市化的关系。     

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从系统的概念分析,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内在的关联性。当前,制约中国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良性互动的主要因素有：思想认识不到位、政策引导和扶持不够、市场推动力不足、科技支撑力不足、相关法规不够完善等,对此,要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新型工业化为路径,不断完善政策扶持机制、市场推动机制、科技支撑机制、法律保障机制,推进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     

湖南生产性服务业与新型工业化的互动发展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是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新型工业化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动力。运用1995—2008年间湖南生产性服务业与工业增加值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与湖南工业增长、“三废”减排率和工业高新技术产品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湖南省工业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拉动效应很大,生产性服务业对新型工业化的全面支撑能力加强,但湖南生产性服务业比重、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改善。     

城市化滞后对工业化发展的影响

虽然“序列发展战略”对产业发展序列提出了未来构想,但是工业化发展仍然是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重点,也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和我国现实国情,其中我国城市化滞后对工业化的影响是比较显著的,文章从产业结构、规模经济、集聚经济效应、成本、内需、外资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甘肃省城市化与第三产业互动发展的动态研究

文章利用单位根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理论,通过对甘肃省1990—2008年时序数据的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揭示了甘肃省城市化与第三产业的动态均衡关系。结果表明:甘肃省城市化与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城市化水平的变化引起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同方向的变化,长期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正向作用要强于城市化对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反向作用。     

四川省县域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典型相关分析

通过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四川县域工业化、城镇化互动发展进行了典型相关分析,并运用典型变量得分对181个县域进行了类型划分及分析。结果表明:工业化与城镇化在县域层次上密切相关,互动效应明显;互动发展水平在县域间差异很大,但总体水平较低;县域层次上两者互动的关键问题表现为工业化对城镇化的推动力不足,工业结构、工业规模偏小及服务业发展滞后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二者互动效应的发挥。     

城市化与产业发展

城市化与产业发展的正相关关系,不仅为发展经济学所证明,而且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所证明。城市化一定要有产业支持,坚持工业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三位一体,切忌"空壳"化。没有农业支持,城市的人口就很难生存;没有工业化,城市化就缺少动力;没有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城市劳动力很难充分就业,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就很难提高;没有消费,就没有再生产。     

试论宁波信息化与工业化的互动

信息化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功能和互动关系 ,是由以信息技术为支撑的网络经济发展的特点决定的。宁波工业化已为信息化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二者互动发展的关键是信息化。宁波信息化的发展又依赖于企业信息化的“拉动”和信息产业发展的“推动” ,二者合力的形成必须以完善、高效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保证。     

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

从理论上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工业化的空间落实。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从世界不同国家发展的实践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过程中相互之间的关系可归纳为四种类型。从中国及贵州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实践看,工业化进程并没有带动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针对贵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面临的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城镇生活成本远远高于农村、制度障碍加大了农民进入城镇的难度和成本三大问题,建议采取四大对策：1．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农民收入差距;2．政府公共服务重点和投资应进行战略转移。由城市转向农村;3．政府应加快完善重要的政策传导机制和政策支撑机制,推动我市农民增收市场化长效机制的建设;4．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安排。     

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实证分析

该文通过选取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状况的16项指标因子,构建反映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从动态和静态两个角度分析了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的综合效益、整体协同发展水平以及协调度,并对兵团"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05-2010年,兵团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处于较低的协调等级;协调类型由早期的城镇化滞后逐渐转化为工业化滞后。同时,兵团各个师的城镇化与工业化整体协同发展水平和协调程度也存在较大差异。由预测结果可知,"十二五"期间,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协调程度由弱协调状态上升到较协调状态。     

新型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化问题探讨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党中央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如何在新型工业化的背景下,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当前,必须认真总结传统工业化条件下的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坚持以新型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以城镇化支撑工业化,通过推进产业优化升级,发挥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发展小城镇,提高城镇的综合承载能力等措施,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大中小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     

城乡二元体制下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二元体制是中国特有的一套综合性社会制度,由为保障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制度安排演变而来.城乡二元体制有效推进了工业化水平的迅速提高,却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导致中国城镇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变迁及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的协调性与一致性的实证分析,论证了城乡二元体制是影响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通过成都市以统筹城乡改革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案例分析,表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进人口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有助于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最后,针对成都在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过程中面临的瓶颈,提出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共同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经济升级版”的大同乡村旅游与城镇化互动发展

打造经济升级版是大同培养新的经济增长力的迫切需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推进城镇化进程是转变经济发展的重要模式。乡村旅游发展与城镇化建设必将相互作用,产生诸多互动的机会和可能。在此背景下,探讨大同乡村旅游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的途径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可操作性。     

连云港市文化产业特点与发展战略路径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文化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来对待，将成为未来若干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依据国家最新文化产业发展政策，结合连云港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状况，从实用性、可行性、前瞻性视角出发，全面探讨连云港市文化产业发展的特点，提出未来连云港市文化产业的发展取向和路径。     

陕西省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

运用Johansen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陕西省1991-2010年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显示:陕西"三化"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呈同向发展态势;短期内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会阻碍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滞后两期的情况下,陕西省工业化和城镇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格兰杰原因,而农业现代化不是工业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冲击总体上较为显著,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城镇化正向冲击较弱且逐步递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同步推进陕西省"三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