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凤形象的价值取向及文化内涵

巴金代表作《家》中的鸣凤形象是一个十分感人的艺术形象,可以说,它是现代小说史上最优美的劳动妇女形象之一.国外的评论家认为:“鸣凤的文雅使人感伤的形象是小说中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的爱与死的故事也是小说中最令人难忘的情节.”可见这个人物的确获得了人们广泛的共鸣.     

试析《格萨尔王传》中王妃珠毛的形象

《格萨尔王传》是藏族文学史上最光辉的英雄史诗,是藏族人民奉献给世界文化宝库的一部宏伟的文学巨著。它卷帙浩瀚,场景壮丽,色彩斑斓,形象鲜明,既创造了格萨尔王这样一个代表人民理想愿望的英雄形象,也创造了珠毛这样一个代表古代藏族妇女的形象。恩格斯说:“主要的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是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格萨尔王传》中的每个主要人物处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中,因而他们都获得了各自的社会意义,保持着永久的艺术魅力,珠毛也不例外。     

第九个是“雷雨”──浅议《雷雨》中的象征形象

本题似有几分怪，明确说即是议曹禹剧作《雷雨》中的象征形象－－“雷雨”．剧中有八个主要人物形象将此归入形象之列，故称为第九个．曹禹在《日出·跋》中说：“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的人物漏掉．《雷雨》中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而我总不能明显地添上这个人，如作家自己所说，剧中确实有这第九个存在．这“一名好队’就是“雷雨”．让我们来看作品，作品的内容是认识形成的依据，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根据．在作品中，作为…     

宋江是哪个阶级的义士?

《水浒》中的宋江是作者极力歌颂的主要人物。“义”作为宋江思想性格的重要特征,被作者大肆渲染和颂扬。于是,长期以来,宋江这个形象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总是一个“讲义气”的人物。宋江的“义”具有相当的迷惑力和欺骗性,直至文化大革命前,还有人为之大唱颂歌。因此,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不可不揭穿宋江这个“义士”的庐山真面目,弄清楚他所标榜的“义”是什么货色。     

谈谈巴金小说《家》里的鸣凤

在《家》里,巴金塑造了一组丫头、仆人、佣人等下层人民的形象。鸣凤是这类形象当中最典型的一个。巴金在创作《家》的时候,“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他不是在写小说,而是在和书中的人物一块儿受苦,一块儿在魔爪下挣扎,一块儿欢笑,一块哀哭。狄德罗说:“没有感情这个品质,任何笔调都不能打动人心”。巴金在他强烈的民主主义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思想基础上迸发出了炽热的创作激情,并把这激情倾注在作品中被压迫、被剥削、被蹂躏的人物身上。这是鸣凤形象能“打动人心”的重要原因。人们从鸣凤的身上看到那些年青、有为、可爱的生命的垂死挣扎,认识到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听到了作者“我控诉”的呼声,预感到封建社会必然崩溃的命运。     

山谷诗的谐趣

谐就是诙谐。谐谑,是逗趣取乐,开玩笑。诗中的谐正如戏剧中的插科打诨。黄庭坚生性诙谐好谑。他说:“作诗如作杂剧”,“临了须打诨”。(《王直方诗话》引)又说:“发于呻吟调笑之声。”(《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他的诗歌创作体现了他的这些主张。翻开他的诗集,可以见到他有许多“戏呈”、“戏赠”、“戏答”之作。     

也宜“美恶并举”——文学作品反面形象的美学探讨

鲁迅先生在他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论述中以及在他的杂文中,反复地论述了一个文艺创作中的重要的美学原则,概括起来,就是“美恶并举”、“美丑泯灭”。在一九二四年,他在西安作了题为《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演讲,对于《红楼梦》说了如下的话:“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     

《还乡》人物谈

《还乡》第一卷的标题是“三个女人”。我们可以从这个恰当的暗示中了解小说要揭示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哈代喜欢和妇女交往,懂得妇女的心思,所以通常他描写的妇女形象比他的男性形象更有趣,更真实得多。一个象在《卡斯特桥市长》里描写的亨察德那样能够经久不变地有效地引起我们的同情和兴趣的男主人公在哈代的小说中是很少有的。《还乡》里的男性形象也没有例外。游苔莎、姚伯太太、甚至朵荪在呆板的克林、文恩和轻薄的登徒子韦狄面前,明显地显得那么血肉丰满。小说的主要兴趣是在三个妇女形象和克林还乡对她们命运的影响。     

对古代诗论传统之我见

<正> 我国古代的诗歌理论,基本上是抒情诗的理论。我们今天要继承的古代诗论的传统,也基本上是抒情诗论的传统。要继承这个传统,先得对它的内涵有一个确切的理解。而目前的理解似乎还不够确切,还值得进一步研究。目前流行这样一种看法: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是两个,一个是“言志”说,另一个是“缘情”说,前者来自《尚书·虞书》的“诗言志”,后者来自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看到这种看法,内心里不由得产生几个问号: 一、古代诗论的传统主张只有这两个吗? “诗道性情”说哪里去了? 二、“缘情”说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吗?它能够把一切主“情”的理论都囊括其中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三个被遗弃的丈夫——包法利、德·瑞那、卡列宁形象比较谈

世界文学画廊中,艺术大师们塑造了一组组读者熟悉的形象:英雄典型、吝啬鬼典型、多余人典型、野心家典型、美的女性典型、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典型……而《包法利夫人》中的医生包法利、《红与黑》中的市长德·瑞那、《安那·卡列尼娜》中的官僚卡列宁等也似乎同病相怜,无以名之,姑且叫做被遗弃的男子或“戴绿帽的丈夫系列形象”。这三个人物虽非三部作品的主要人物,但都是刻划得有深度的艺术典型。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在《包法利夫人》英译本导言里赞赏它“全部人物的现实性(最小的人物也     

试论辽承天太后

辽承天太后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妇女中的杰出代表.《辽史》说她:“明达治道,闻善必从”,又“习知军事”.这是有着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的历史人物,她的一生为辽的繁荣强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辽承天太后生平辽承天太后,名肖绰,小字燕燕.统和元年(983),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关于承天太后的生年和享年,《辽史》中没有记载,《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二年十二月,“契丹国母肖氏卒,年五十七”.《契丹国志》和《东都事略》都记载承天太后年五十七.《辽史》记载,“统和二十七年,辛卯”,承天太后“崩于行宫”.     

从“丫姑爷”到老通宝

《春蚕》是“五四”以来的杰出短篇小说之一。《春蚕》中的主要人物老通宝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旧中国老一代农民形象。茅盾说过:“老通宝这个典型(即使不是十分明显的)是取自邻村的一个农民‘丫姑老爷’”。这对于我们理解典型塑造是很有启发的。     

认同与重铸——《雷雨》与古希腊悲剧的比较

《雷雨》与古希腊悲剧有着深刻的联系。该剧问世不久,曹禺就说:“这个剧有些人说受易卜生的影响,但与其说是受近代人的影响,毋宁说受古代希腊悲剧的影响”。以后,他承认:“我在学写戏以前,读剧比较多。我喜欢埃斯库勒斯那雄伟、浑厚的感情;从欧里庇得斯,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他说:“我是一个忘恩的仆隶,一缕一缕地抽取主人家的金线,织成自己丑陋的衣服,而否认这些褪了色(因为到了我的手里)的金线,也还是主人家的。”     

"醇儒"化: 刘备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大异其貌之文化成因

历史上的刘备是一个充满王霸气质的“枭雄”,但作为文学形象,刘备则“有德”而平庸,缺乏文学感染力。这个人物文学形象和历史形象的大异其貌,恰恰是作者在中国古代文化“重伦理”的儒家精神的深刻影响之下不断“醇儒”化的结果。《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成为某种抽象道德观念的化身,极大地损害了作品的艺术真实性。     

论哈姆雷特的疯颠

莎士比亚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他的代表作《哈姆雷特》一剧是西洋戏剧史上的一颗稀世明珠。三百多年来,这部剧作的上演历久不衰,深受世界人民喜爱,奎勒·柯齐在谈到《哈姆雷特》悲剧时曾说:“直到今天,任何一个巡回演出的剧团,在上演了这个或那个完全不能卖座的戏之后,已经没有钱再维持下去了,他们最后     

伍尔夫创作中的母性认同意识--以《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形象为例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到灯塔去》中塑造的拉姆齐夫人是维多利亚时期典型的家庭妇女形象。这个人物的成功之处不仅仅在于作者生动而精确地勾画出了她身上的时代特色与传统气质,更在于这个人物所表达出的精神内涵和自我价值,即她的“母性”力量。通过这种最原始的母性之美,伍尔夫展现了一位生存在传统父权制文化语境中的妇女是如何坚实地依靠自我的精神力量与感情,实现着自我的个人价值的。通过拉姆齐夫人,伍尔夫呼吁了“母性”的回归,也印证了她提倡女作家通过回溯过去以及母亲形象来进行思考与创作的思想。     

谈《雷雨》里“漏掉的好汉”

《雷雨》的作者、剧作家曹禺曾说:“我常纳闷何以我每次写戏总把主要人物漏掉。《雷雨》里原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就是称为《雷雨》里的一名好汉。我几乎总不能明显地添上这个人,于是导演们也仿佛忘掉他。我看几次《雷雨》的演出,我总觉得台上很寂寞的,只有几个人能跳进跳出,中间缺了一点生命,我想大概因为那叫做《雷雨》的好汉没有出场,演出的人们无心中也把他漏掉。”这话明白而含蓄,严格而谦逊。值得探究。     

虎气和妞性相结合的虎妞形象

虎妞是老舍的名著《骆驼祥子》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是一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物。关于虎妞这个形象,无论过去还是今天,都有许多不同评价。有的评论者认为虎妞是“被侮辱被损害者”,同书中人物祥子、小福子、小福子的母亲、小马、小马的祖父一样,“代表了被吃者的一面”;也有的评论者认为“虎妞始终是一个剥削者的形象”,“老舍始终是把她作为祥子的及劳动人民的对立面来写的”。作者对她“不仅没有同情”,而且“是在捉弄、揶揄这个剥削阶级的‘不幸儿’”。这两种意见显然都是偏颇的。我们认为,虎妞是一个具     

浅谈《故乡》中杨二嫂的形象——兼与汤国梁同志商榷

杨二嫂的绰号又叫“豆腐西施”,是鲁迅小说《故乡》中的次要人物。很多同志都认为她是一个破产的小市民中的落后形象,作者对这个人物的刻薄庸俗、明抢暗拿等坏习惯是厌恶的,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在小说中,杨二嫂显然是作为衬托闰土的形象而出现的。而汤国梁同志却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他在《也谈<故乡>的主题思想》一文中分析杨二嫂形象时说:“她对当时社会深为不满,不似闰土那样‘只是摇头’象个木偶,而是尖咀利舌,勇于发泄”。在引用了小说中杨二嫂恭维“我”的几句话之后,汤国梁同志又说:“作者之所以这样写,我体会,一方面是刻画杨二嫂尖刻泼辣的性格和为多想捞点东西的内含思想,一方面也暗示当时确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升官发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杨二嫂有一句很深刻的话,‘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