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归纳为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和发展预期四个方面。基于对四川36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使用最优尺度回归模型检验了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较为清晰,且大多认同自己的工人身份;模型中的职位特征、乡土记忆、城市经历以及发展预期都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受教育程度、所处职位、是否了解惠农政策、是否融入城市生活和入户意愿五个因素最终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与影响因素分析

身份认同不仅关系着新生代农民工是如何看待“我是谁”这一问题,关系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情绪体验和思想动态,而且关系着城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通过对南京市1 997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状况、心理状况、工作状况、社会关系、社区环境等情况进行的问卷调查,运用交互分析和多分类回归分析方法并相互印证,认为健康状况和他们的市民身份认同存在着非重合性、而工作经验的增加、居住环境的改善、心理压力的增大、社会排斥的减弱, 使得他们更加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基于此,从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增加社会资本、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减少社会排斥几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具有农村户籍,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到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身份认同是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认同。就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对以往的相关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并结合访谈得到的资料,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现状、情绪体验等问题进行初步考察。     

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追求上,已从第一代农民工维持物质生活的基本动机,转向自我身份认同等方面的第二性动机。然而,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却日益突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采用多分类回归和交互分析方法,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结果发现,健康状况、心理压力、工作经验、技术级别、居住环境、社会排斥、工资和年龄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在此基础上,从心理健康、社会资本、生活环境和社会排斥四个方面提出旨在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合理界定自我身份等的若干思考。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社会网络、身份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危机

通过对福建、湖南与贵州三省1735名新生代农民工的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滋生自杀意念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危机的重要表现,而先赋性社会网络与自致性社会网络能有效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生活中面临的“扭力”,为其遏制自杀意念进而防止自杀行为提供双重保护;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性”与对市民身份认同的“超前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对其自杀意念施加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身份认同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与自杀意念之间的负向影响起着路径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因此,引导新生代农民工实现社会网络结构从“先赋性社会网络”到“自致性社会网络”的转换,并通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与其市民身份认同的“同步性”,消除两者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是有效遏制其滋生自杀意念的重要途径。     

乡土情结的嬗变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身份认同

乡土情结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产物,与土地和宗族观念紧密联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民流动加剧,乡土情结不断地经历着嬗变。现代化进程对乡土情结的冲击引发了农民工对自身的认知冲突,是困扰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重要心理障碍。要改变乡土情结对农民工的束缚,必然要求从制度安排、市民认可和自我认同三个方面着手,以此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     

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基于身份认同的中介分析

基于新迁移经济理论,本文构建了子女随迁、身份认同影响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全国5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子女随迁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随迁显著促进了农民工城市消费,其中,农民工城市身份认同在子女随迁与农民工城市消费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并通过处理效应模型进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从农民工消费结构看,子女随迁对农民工生存型消费无显著影响,但会显著促进农民工发展型及享受型消费,有利于推动农民工城市消费升级.     

网络媒体影响下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从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的角度分析了网络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并针对消极影响提出应对措施:政府应加强对网络媒体的监督与建设,网络媒体应努力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切实利益,新生代农民工应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等。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分化及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州地区为例

基于福州地区245份样本数据,以多维度的视角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感分化状态进行分析,并采用列联分析方法,测算出城市认同与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居住环境、工资收入、婚姻、技能、教育年限与年龄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认同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280份调查数据

基于安徽省26个县280份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身份认同、市民化意愿的卡方检验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市民身份的认同率普遍较低,市民化意愿弱,文化程度和社交情况与其身份认同关联度高。进一步运用二元logit模型分析发现,婚姻状况、文化程度、与工作单位签订劳动合同、身份认同和对现状满意程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政府部门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维护其劳动权益,提高其整体满意度。     

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结构与测量

在阐述评估和测量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结构并从心理学角度编制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的测量工具。以社会身份理论和身份理论作为农民工农民身份认同问卷编制的理论基础,采用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心理测量学方法对问卷的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农民身份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可作为测量农民工对...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及行为选择研究

我国当前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不应简单理解为制度或经济等单一因素使然.从文化角度来看,它更是长期以来城乡文化区隔的产物.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户籍制度体系在地域上将我国城乡分隔的同时也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条持久的文化边界和分类图式.从实践的角度进行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是一种包含着制度认同、职业认同和文化认同等多方面内容的多元认同结构.因此,从具体实践角度出发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往往存在着社会排斥与自我排斥并存的“双重排斥”的明显特征.这种独特的社会认同结构又对其行为选择产生一系列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困境研究——基于共享发展理念下的讨论

从共享发展理念出发,对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从身份认同、利益认同、制度认同、价值认同四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以下四个困境:社会阶层的分化及多维身份的认定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模糊;低收入、低保障、高权利意识使新生代农民工利益认同缺失;户籍、分配及相关权益等制度的不健全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受阻;价值观多元易变及价值选择的实用主义泛滥致使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认同迷茫。需要从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身份地位、健全利益保障体系、加强各项制度建设、重塑政治认同主体等四方面出发,正确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网络游戏消费行为研究

截至2010年底,国内的网络游戏消费者达到了7598.3万,其中部分是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深度访谈,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因网络游戏的新奇有趣和年轻人的好奇贪玩,以及人际认同和身份认同的需要,大多在十五六岁就开始接触网络游戏。他们在时间、精力、金钱上对网络游戏的投入差异较大,消费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结交朋友、获得成就感或拥有虚拟财富;新生代农民工的网络游戏消费对他们的日常消费、现实人际关系和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不一,并往往与他们在网络游戏上的投入呈正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性建构: 语言认同的视角

主体性建构是农民工形成自我认同,嵌入城市社会结构的表征.文章通过东莞市的个案,从语言认同的视角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建构问题.作者认为,流入到东莞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积极学习粤语的行为表现,不仅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努力嵌入当地社会结构的自我定位.他们通过语言这个渠道进行自我包装、印象管理,克服在社会流动中遇到的文化隔阂,试图跟随社会变迁的脚步实现城市融入,完成自我的主体性建构.     

从阶级认同到消费认同：农民(工)身份认同的代际转向

在对农民（工）的传统身份进行简要回溯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历史性的社会结构分析,对这一群体的身份认同进行梳理。在梳理的过程中,聚焦制度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实际的生活处境,以消费为分析主轴,重点考察老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出现的认同差异。研究认为,在高度流动性和商品化的消费时代大背景下,作为农民工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面临着重新适应新环境和建立“认同”的过程,出现了新的、以消费为取向的身份认同转向。     

新生代农民工的广告消费与社会认同研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广告无处不在地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消费选择,广告内容成为该群体获取认同标准的主要参照之一。这种符号消费现象,反映出了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获得城市认同以及区隔农村身份的心理渴求。广告是现代商品社会的必要促销工具,符号消费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新生代农民工需要注意符号与现实的差异,以避免过度消费、迷失自我身份与意识和陷入到新的认同困境之中。     

农民工融入社区的身份认同研究——以长春市D社区为例

以社区“场域”内的农民工、社区居民、社区管理者为立足点,通过对长春市D社区的个案调查,结果发现,无论是主观的自我身份认同还是客观的社会定位都表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陷入了一种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其根源在于城乡户籍制所造成的身份分类、利益冲突与文化隔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