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的编辑观——中国第一部古典编辑学《史通》述评

唐代著名史学家、编辑学家刘知几的《史通》,历来被推崇为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与中国第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享有同等地位。宋代学者黄山谷说:“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清代学者黄叔琳说:刘知几《史通》一“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今人张舜徽教授说:“综观《史通》全书,……得与《文心雕龙》分途并驾,同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刘知几史学更革论

刘知几的《史通》一书中,蕴含着中国史学更革变化的思想。《史通》研究者多注意刘知几讲史法义例一面,很少有人说到他对于史学更革的研究,偶有言及也都语焉不详。吴怀祺先生在近著《中国史学思想史》一书中,从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本文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     

略论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与研究——《国语》学史研究之四

刘知几史学思想和理论主要反映于《史通》中。《史通》包括众多关于《国语》的论述。刘知几对《国语》的接受和研究构成了《国语》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刘知几对《国语》的作者、《国语》和《左传》的关系、《国语》对《史记》的影响、《国语》作为国别体的典范之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翔实明晰的阐述。刘知几认为《国语》作者是左丘明,产生于左氏解经的需要。他已开始将《国语》从汉儒经学传播体系中摆脱出来。     

刘知几的修辞观——我国第一部史论修辞著作《史通》评说

在史学界,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推崇为我国最早的史学理论著作,似乎已成为定论。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开列史评之书时,首列《史通》。宋代黄山谷云: “论文则《文心雕龙》,评史则《史通》,二书不可不观,实有益于后学。”首次把《史通》提到与巨著《文心雕龙》并列的地位。清代黄叔琳在《史通训诂补·序》中也说:“书在文史类中,允与刘彦和之《雕龙》相匹,徐坚谓史氏宜置座右,信也。”既认为它可与《文心雕龙》相匹敌,又信服唐代徐坚的观点。仅从上述,即可看出对《史     

“通而不通”——略论刘知几史学批评的矛盾之处

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第一部以史学批评为主要内容的史学理论专著。他在书中倡导秉笔直书、善恶无隐的实录精神,但又激扬名教,袒护为君亲隐讳;他对孔子及儒家经典敬仰推崇,但又疑古惑经,直陈其虚美隐恶等不实之处;他肯定人事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又不排除灾祥符应的存在。刘知几的史学批评有诸多矛盾之处,对这些矛盾加以归纳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刘知几及其《史通》。     

刘知几《史通·疑古》译注(节选)

【说明】《史通》是唐代历史学家刘知几写的一部史学评论集。刘知几(公元六六一——七二一年),字子玄。他生活在法家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的时代,当过多年封建王朝的史官。那时候,地主阶级内部儒法斗争日趋尖锐,女皇帝武则天执行法家路线,一切政事“不问诸儒”,代表豪门大地主利益的顽固派反对她,骂她“离经叛道”,叫嚷要“追效昔人”,法“先王之道”,孔老二就是他们尊奉的“圣人”。在这场斗争中,刘知几坚定地站在法家一边,在历史学领域内,对这股尊孔逆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并为后人留下了《史通》这样一部进     

许著《刘知几评传》略说

许著《刘知几评传》略说任士英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传世名著《史通》，堪称不朽。知几为人风采独具，卓然不凡；为学则求通识、敢于疑古、惑经，所论“才、学、识”尤令后世艳称。对于刘知几及其思想的探喷，学界一直着墨颇丰。列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     

经史分合与《疑古》《惑经》

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著有《史通》一书,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古代史籍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讨,系统地叙述了历代史官的建置和史书的编撰。其中《疑古》、《惑经》两篇,对他认为是孔子所作的《尚书》、《论语》、《春秋》提出疑惑,显示出刘知几大无畏的反传统精神。为什么刘知几敢于对圣人及其所修经典进行在封建社会中不多见的大胆尖锐的批评?其中缘由很多,但是,他能在初唐“不拘守先儒章句”的有利思想     

吕思勉《史通评》关于古代史学发展沿革评论初探

吕思勉先生所著《史通评》是对古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史通》一书的专门评论,他对《史通》的研究主要通过逐篇评论的方式,通篇来体现自己的史学史及史学理论观点。本文选择其中四篇有关古代史学发展沿革的内容进行分析和探究。     

刘知几的尊法反儒思想

刘知几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和著作家,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高宗龙朔元年(公元六六一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公元七二一年)。他在其主要著作《史通》一书中,以“多讥往哲,喜述前非”(《史通·自叙》以下引《史通》只注篇名)的批判精     

张振Pei先生《史通》讲演录

本文以知人论世的方法 ,将刘知几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 ,认为超越的价值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始终存在着紧张 ,这是决定刘知几政治态度的一大重要因素 ,也是理解他的学术思想的一大关键。同时还将《史通》一书置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语境中 ,分别从目的论、方法论、史才论 (史家主体论 )、知识论等诸多方面 ,系统完整地阐述了刘知几的史学理论思想 ,认为《史通》一书不仅为以后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理论方面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思想前提 ,而且也为后世史家重新理解历史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方法论新路径     

从《史通·本纪篇》看刘知几的史学观

刘知几的代表性作品《史通》,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专著,第一次对唐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史学的发展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和批判,揭露了自孔子以来传统史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他根据自己多年修史的经验,论述史籍源流、体例,史官建置和旧史得失等,有许多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从史学理论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史学史的研究和史书编纂学的探讨,树立了基础和规模,其中不少观点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自《史通》问世以来,对其评价有毁有誉,而总的来说褒多于贬.这里仅就《史通·本纪篇》谈谈刘知几的史学观点以及本人学习过程中一点粗浅的认识.     

吴兢与《贞观政要》

一、吴兢其人吴兢(670年-749年),汴州浚仪人(今河南开封),从小好学,博通经史,为人正直,不好交际。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入史馆,与当时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徐坚等人一同撰修史书,从此开始了治史生涯。中宗神龙年间,升迁右补阙,进入谏官之列,在皇室诸王争权夺利的过程中,曾上疏皇帝,制止诸王骨肉相残,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在当时很有影响。又与韦承庆、崔融、刘知几撰《则天实录》,不久升任起居郎、水部郎中。中宗景龙年间,武三思等监修国史,多有曲笔之处,吴兢不愿同流合污,开始私撰《唐史》和《唐春秋》。玄宗即位之初,锐意改革,他大胆地…     

论唐人对小说本质的全面把握

唐代小说,已由汉魏六朝时期的初具规模走向成熟,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景象。初唐人刘知几《史通·杂述》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爱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记,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史通》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公元七一○年),所谓小说“斯道渐烦”,刘知几指的是初唐的事,“其流有十”,当然不包括盛唐以后兴盛起来的传奇小说,但刘知几颇具慧眼,     

援子入史的误读与误判——刘知幾《史通》“小说”辨

编年体与纪传体是刘知幾《史通》中史学系统的正史之体, 正史之余则为非正史, 即用以编撰正史的史料。小说发展至刘知幾时, 仍体现以记言、记事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特点, 被刘知幾援子入史, 纳入史料范畴。故刘知幾《史通》并无论述小说之本意, 刘知幾小说观念未超越以《隋志》为代表的唐人小说观念。《杂述》篇“偏记小说”10类是刘知幾对其泛史料观念的分类体现, 而并非是小说分类。     

“以史论经”和“以经论史”——刘知几经史观探源

刘知几的《史通》,为历代史学家推崇。然其《惑经》《申左》两篇的论述与其余诸篇截然不同。学界对刘知几经史观的考察多侧重经学或史学的单一角度,鲜有合而论之的全面研究。他在《惑经》篇中"以史论经",即以史的标准考订《春秋》,提出"十二未谕",且认为后人对《春秋》多有虚美。在《申左》篇中"以经论史",即以经的理念极力推崇《左传》,提出"三长五短"之说。这种全新的论述反映出刘知几特殊的经史观,极具探究价值。     

《史通》的史学批判精神——以《疑古》、《惑经》为例

刘知几是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其《史通》充分体现了他的治史态度和史学批判精神,在《疑古》、《惑经》篇中反对盲目崇拜古代、迷信史书,批判史书为统治阶级隐恶扬善的虚伪性,同时也反对盲目迷信＂圣人＂,对孔子进行了勇敢的批判。开创了中国史学批判的正确道路,对后世影响很大。     

刘知几论《左传》

刘知几不以《左传》名家,却对《左传》研究做出了突出成绩。《史通》中不少篇章论及《左传》,其重要性不容忽视。刘知几把《左传》从经学纳入史学的范围,开拓了《左传》研究的新视野,在历史观念、史书体裁与编撰、叙事与语言诸方面都对《左传》作了相当精粹的论阐,改变了过去专从微言大义评衡三传的传统习惯,树立了新的评衡标准和方法,对唐以后的《春秋》经传学的研究有不小影响。     

言意关系:文学语言美学的永恒课题(下)——言外之意研究史论

唐代文人学者对言意关系的阐述 在刘勰等人“言外之意”这一文学语言理论的影响下,唐代文人学者在说诗论文时,不同程度地阐述并发挥了言外之意这一文学创作和欣赏的原则。就连“重实录,直书”的史书也追求言外之意,唐代杰出的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提到了“晦”这一修辞手法:“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夫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在刘知几看来,“晦”就是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言外之意。而如何才能做到“晦”呢?通过刘知几在分析《尚书》、《左传》、《汉书》、《史记》等书时所学的例子可以看出,多用比喻、委婉、节缩、夸张等手法都能达到“晦”。刘知几还指出了“晦”的特点及其在审美中的作用:“斯皆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     

《三国志》裴注对刘知幾史学批评的影响

刘知幾在《史通.补注》中对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提出了激烈的批评,长期以来学界认为这是对裴注的否定。事实上刘知幾否定的只是裴注中的"补阙"部分,并不反对其中的"论辨"。而在论述史学价值、撰史准则和史书体例要求及比较研究上,刘知幾则对裴注多有借鉴,是阳毁其注而阴效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