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统一及其意义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王朝,从世祖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开始,至1368年覆亡,享国还不到一个世纪.尽管元朝国祚不永,但它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试论忽必烈的"汉法"政策

元朝建立者忽必烈汗 ,为夺取汗权和巩固汗权 ,大力推行“汉法”。其建纪元 ,立太子 ,废除豁里勒台制 ,改国号为大元 ,迁都到大都 (今北京 ) ,是为了加强广大中原地区的统治。元朝建都城于大都 ,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忽必烈汗尊礼孔孟 ,重用儒士 ,是他推行“汉法”的重要内容。怀才不遇的儒士们 ,借机“汉法”之行 ,发挥其各自才能 ,辅佐忽必烈汗建立了大业。     

关于元朝的国号、年代与疆域问题

蒙古原是金朝属部,成吉思汗受金官封“属部统领”,乘金朝衰败,称帝建国,接着出兵攻金,逐鹿中原。其继承者先后灭金、灭南宋,实现了对全国的统治。其国号本为“大蒙古国”（在中原汉地称“大朝”）,第五代大汗忽必烈建新国号“大元”以示承继中原历朝统绪,同时保留原国号,遂称“大元大蒙古国”。元人以太祖成吉思皇帝为本朝开国君主,明初所修《元史》同此。所以元朝起始年代应为成吉思汗建国的1206年。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征服了直到小亚、东欧的西域许多国家,实行皇族领地分封,形成西北四个汗国,称“宗藩之国”。元朝皇帝是大蒙古国大汗,各宗藩奉为宗主,名义上统有包括各宗藩国的辽阔版图,实际上各宗藩国均自主统治本国;被宗藩称为“大汗之国”的元朝廷直接管辖之地为中书省和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十行省,以及吐蕃三道（算一个行省）,这就是元朝的疆域。     

忽必烈罢侯置守新探

忽必烈惩李璮之乱,于中统四年削夺河朔山东大藩的兵权,保留其管民总管一职,同时擢升大藩属下的千户为万户以统领其军队.对大藩来说,削夺其兵权与“兵民分治”其实是同一项措施.忽必烈罢世侯世守、行迁转法开始于至元元年八月,分两步进行:至元元年迁转河朔山东大藩,至元二年闰五月开始全面迁转路府州县中小世侯.次年完成对世侯的迁转.忽必烈暂时将大藩兵权转移至其属将之手,并由大到小、分步骤迁转世侯,都是他潜销大藩专横的策略.     

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

中国古代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与＂中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古代的国号只代表某一个政权,而＂中国＂的涵义则有很多,主要的并非是一个政权的名称,即使用来指称政权,也常常不指一个政权,或指同时并立的几个政权,或指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的多个政权。经过元朝和清朝的转换,到中华民国定国号为中国,＂中国＂与＂国号＂最终实现了统一。古代历史上任何一个以国号为代表的政权（元朝和清朝除外）都不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疆域也不是以国号为代表的某个政权的疆域,而是包含了为中国所继承的当时以国号为代表的各个政权所控制的疆域。     

回回姓氏考(三)

蒙古族在元朝居于统治地位。其原始宗教信仰为萨蛮教。开始,蒙古族极力维护萨蛮教,而排斥其它宗教,对于伊斯兰教尤为苛刻。 为时不久,蒙古族在中亚和中东的四大汗国先后改信了伊斯兰教,忽必烈入中国,崇信西藏花教(喇嘛教为佛教之别支,花教又为喇嘛教的一派),佛教成为元王朝的国教。     

忽必烈与佛教

本文论述了忽必烈弃萨蛮、尊佛教的诸多原因。成吉思汗时代萨蛮教为国教,显赫一时。后来萨蛮教与蒙古汗权争斗,忽必烈之父拖雷死于萨蛮之手。忽必烈称帝后,“思大而有为于天下”。他为统一天下,根据中原和西藏的实际情况,实行“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政策,令佛、儒为其效命,实现了统一大业。     

元代的寺院經济

(一) 在蒙古封建主統治下的元朝,作为“麻醉人民的鸦片烟”的各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都得到蒙古封建主的維护,允許其同时并存。其中佛教各派,尤其获得忽必烈及共后继者的大力支持,具有全国的意义。佛教在元代是被尊为“国教”的。依照元世祖忽必烈的命令,喇嘛教派的首領八思巴并被尊为“帝师”。从此佛教在政治上取得了特殊的优越地位,忽必烈的后继者都对其崇奉不衰,頂礼有加。“每帝将立,必先詣帝师受戒七次,方正大宝;后妃公主,无不膜拜”。宫廷佛事費用,竞占元朝政費的大半。元朝最高統治者以下的各級封建     

蒙元社会与宗教——态度、政策与法规

蒙元社会,非指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而是指两种不同性质的国家。"蒙",是指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建立的大蒙古国。"元",是忽必烈创立的元朝,是中国正统的封建王朝。二者既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又有质的区别。成吉思汗的家族世系、成长过程均深受萨满教影响。其统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帝国过程中,均以萨满教为思想基础,对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视同仁。成吉思汗对宗教宽容、友善、予以优待等宗教法规和政策,以大扎撒法典的形式法制化和制度化,得到了子孙后代的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忽必烈,作为蒙古国末代可汗和元朝开国皇帝,制定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政策和法规。     

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

前　　言元朝忽必烈即皇帝位的同时任命西藏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帝国宗教界首席国师( 1 2 6 0年 ) ,随后又将他任命为帝师 ( 1 2 70年 ) ,1 2 6 4年设立的佛教最高官署总制院 ( 1 2 88年改称宣政院 ) ,也由八思巴来管理。此后历代帝师均由萨迦派高僧来担任 ,从此佛教(尤其是西藏佛教 )便成为蒙古皇室尊崇的对象。有元一代先后建立了大量寺院 ,并对寺院以及佛事、法事采取了役税优惠政策。元朝在尊崇佛教的过程中 ,对西藏佛教以及全部佛教是怎样加以特殊保护的呢 ?并且在官制、法制、税制等方面又是怎样表现这一特殊政策的呢 ?本文主要以…     

我国古代草原文学概述(续前)

二、元明清时期的草原文学公元12O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了蒙古汗国。公元1234年，蒙古与南宋军联合灭金。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国号为元。公元1279年，元灭南宋，统一全中国版图。元代的疆域，史称“北逾明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乙。）实际上是东、南到海，西到新疆及以西，西南包括西藏和云南，北面包括西伯利亚大部，东北到鄂霍次克海。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游牧民族统一全国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文化发展到力量最强的时期。蒙古最早见于《旧唐书》之蒙兀室…     

广笑府

歪戴帽子 元时，胡石塘应聘入京，元世祖忽必烈召见他。胡石塘头戴棕皮编织的帽子，稍有歪斜。忽必烈问他所学的是什么，胡石塘答道：“治国平天下之学。”     

宋元明清僧籍制度概说

中国的僧籍制度,肇始于东晋时期,到南北朝已臻完备,在隋唐时期进一步强化,后历宋、元、明三代,直至清代前期废止。关于南北朝隋唐五代的僧籍制度,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见《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年第1期),本文将着重探讨宋、元、明、清时期僧籍制度发展、废止的情况。一有宋一代,佛教势力大体处于一个相对维持的状态。后周世宋在北方境内大举禁佛,释教受到一定抑制。但是代周而立的北宋政府改变了后周的抑佛政策,转而保护佛教,以期获得社会集团的支持。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

蒙古时代“道佛争论”的真像──忽必烈统治中国之道［日］中村淳序言元代在中国佛教史上，由于原中国佛教以外的西藏佛教的传入及其受到蒙古皇族的极力尊崇而成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蒙哥在位时先后三次举行的所谓道佛争论①，作为道教与佛教的最后对抗，以及佛教取代全真教...     

徐寿辉政权名称辨

杨讷同志专门写丁一篇文章《释“天完”》。文中认为:元末农民战争中建立的几个政权都有自己的国号,其中多数以恢复汉族的统治为标志,如韩林儿的“宋”,明玉珍的“大夏”,陈友谅的“汉”。张士诚取国号“大周”,袭用过去历史上的国号,也不难懂。“唯一费解的,是徐寿辉的国号‘天完’。”然后他根据明人赵士喆写的《皇纲录》的解释:“‘天完’非国,寿辉取以为号者,以字形压‘大元’也。”从而受到了启发,于是从“汉     

"SNP是"类判断句的发展——兼论语言接触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影响

＂SNP是＂类判断句是近代汉语特有的判断句式,其产生以后,主要用于佛经或与之相关的佛教文献中,本土文献虽然也使用这一格式,但数量始终有限。随着佛教势力的衰弱和佛教文献中语言的僵化,该句式也慢慢走向消亡。元明时期句末的＂便是＂已经虚化,其功能分析为语气词更合适。     

历朝国号的由来

国号即国家或朝代的称号，如汉、唐、元、明、清等。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新的统治者总要变更国号。中国从夏朝开始建立国家历经4000余年，其间沧海桑田，改朝换代，次数难举。     

原始佛教中佛陀的非神性思想探究

佛教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作为创立佛陀教育的导师,释迦牟尼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两千多年来被大众尊崇为至高无上的神祇.原始佛教时期,无论是释迦牟尼本人亦或是其教义中,并无神性宗教色彩.如果以原始佛教的社会背景及原始佛教典籍为中心,正本清源,探析原始佛教时期释迦牟尼的主要思想,可以发现:彼时之释教仅为道德性教化,而非宗教性宣说,也并无后期大乘佛教及密教中佛陀的神人格宗教色彩.     

论元好问的价值观

《左传》论士,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元好问就是13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的达节之士.他金亡不死,上书蒙古中书令,又觐见忽必烈,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些惊世骇俗之举,是其价值观的反映.综观其在易代之际的全部表现,可以发现元好问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和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方面内容.     

忽必烈汗治国思想研究

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是元初兴盛和繁荣的理论纲领,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治国思想确立了蒙古贵族治国的基本国策。在国家的民族文化、儒学伦理、依法治国、经济兴国和国家信仰等方面的国家政策,充分体现了忽必烈汗的治国思想,也是认识和研究忽必烈汗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