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的三个问题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导者;中国共产党并非是张学良、杨虎城与蒋介石之间的调停者;蒋介石也是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     

论西安事变后张、杨不同命运的原因

张学良、杨虎城同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著名爱国将领 ,1936年 12月 12日 ,他们激于民族义愤 ,毅然扣押了蒋介石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然而由于他们在历史上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 ,与共产党的关系不同 ,加之在西安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 ,因而西安事变之后 ,蒋介石对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报复 ,从而导致了他们的不同命运。     

再论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

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西安事迹的愿望、“放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蒋介石处理西北诸问题的政策三方面的史实证明;西安事变的历史下限应划在1937年2月9日,而非1936年12月25日的“送蒋返宁”。     

左舜生与西安事变 ——纪念西安事变八十周年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战的枢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使国共两党走上一致抗日的正确道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此同时,西安事变也为左舜生争取政党合法化与加强国、青两党合作抗日提供了历史契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左舜生实际领导的中国青年党实现了从反蒋独裁、野战抗日到拥蒋抗日的思想与策略的转变,但仍然没有改变其反共抗俄的立场。     

西安事变时鲜为人知的“泄密事件”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当日凌晨4时左右,张学良、杨虎城曾向中共拍发过一次密电,通告他们的扣蒋行动。可是,几乎在中共收到张、杨密电的同时,南京政府也获悉了西安所发生的惊天事变。到底是谁走漏了消息？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身世浮沉雨打萍——再论西安事变后杨虎城的出国与回国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改变之前保留杨虎城基本实力的处理方案,采取措施迫使杨虎城出国,中共方面囿于国共之间的谈判,也无法给杨虎城提供有力的帮助,杨虎城迫于多方压力,不得不出国考察。出访美国期间,杨虎城曾多次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回国,却都不被允许。之后,杨虎城抵达欧洲,计划假道苏联回国,国民政府和苏联正在举行关于互不侵犯条约、军事订购的双边谈判,由于其职权并不直接涉及军事和外交事务,加之杨本人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更是一无所知,致使其职务的合法性没有得到苏联的认同,最终,杨虎城假道苏联回国的计划失败。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张学良的态度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第一因素.张学良不仅组织发动了西安事变,而且首先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并采取有力措施促成其实现;张学良被囚禁后,又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对西安事变善后循政治方式解决发挥了积极作用.     

前苏联对待西安事变问题论析

由于张学良、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 ,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是希望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的。但是事与愿违 ,苏联却极力否定事变 ,而且对西安事变作出了有违事实的不公正的评价。苏联的这种态度对西安事变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 ,但在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上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论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对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梳理,客观真实地论述了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的作用:纵观西安事变从发生到和平解决的整个过程,虽然取决于多方面复杂的因素,但是其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主张是西安事变发起的思想基础,他的精心策划和准备使得西安事变得以按预期目标进展,他的抗日救国的政治目的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促使西安事变得以最后和平解决。张学良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中的宋美龄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宋美龄发挥了独特而十分重要的作用。他稳定南京政局、沟通宁陕对话、亲赴西安救蒋的举动,有力地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她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在于她做到了情感与理智的有机结合,身份与素质的相得益彰以及主观与客观的因势利导。     

外国新闻记者对西安事变真相的宣传报道

美国记者海伦.斯诺通过采访张学良,提前两个多月向世界预报了西安事变的爆发。美国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是惟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人,并全力协助西安“三位一体”进行国际宣传。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根据他在西安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公正地介绍西安事变的真实过程。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对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支持及其对这一历史事件真相的宣传报道,不同程度地推动了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和平解决,是在特殊环境下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影响和作用。西安事变虽因荐介石的误国政策所引发,蒋本人亦成为张学良、杨虎城的阶下囚,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的统帅地位井未因事变的发生而动摇,对于事变的解决方式他也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经历了由拒绝合作到接受联共抗日条件的转变,从而对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独特作用。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1 93 6年 2月至 1 93 7年 7月 ,中国政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汪精卫据此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对两广事变先持中立态度 ,后持反对态度 ;对西安事变始终持反对态度 ;对中共继续坚持顽固的反共立场 ,更不赞同国共合作 ;而对日本则主张应有和战两手准备。总的来看 ,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的政治思想 ,既有落后于时代潮流的一面 ,又有适应时局发展稍做调整的一面 ,但他的这一调整并不彻底 ,以至于最终滑向民族投降主义的深渊     

国民党民主派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贡献

西安事变成为国共两党由内战到合作抗日时局转换的关键,它促成了国民党改变政策,停止内战,容纳各党各派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的解决过程中,以宋庆龄、冯玉祥、李济深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捐弃前嫌,积极要求和平解决。他们联络各方,稳定了局面。同时,国民党民主派还反对主战派武力讨伐西安,支持宋美龄等飞赴西安,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关于消费要不要讲节约的辨析

消费讲节约与扩大消费需求是并行不悖的,它有助于提高消费者的生活质量,也是消费者必须承担的一种社会责任.消费讲节约的最深层意蕴是承继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节俭文化.     

对乡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及存在问题的反思——以禽流感的风险应对为例

禽流感事件的发生使国家力量重新进入到乡村社会中,整顿了乡村防疫体系,极大提高了乡村防疫能力,但是乡村防疫体系还是存在乡村卫生防疫体系的不完善、信息系统的落后等根本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一方面打破国家进入-退出-进入乡村防疫体系的恶性循环,避免国家承担过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克服乡村社会对国家的依赖而丧失其自治能力的困境.这就要求在乡村风险管理主体上,实现由国家本位向乡村社区自治型转变;在风险管理实践上,实现由纯公共物品提供向明晰公共物品产权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