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御边政策的调整

北宋政府的御边政策有一定的阶段性 ,北宋初期重北边轻西鄙 ,到中期防御重心从北边移到西北 ,自熙宁变法后 ,又以攻为守兼制西夏。这种政策的不断变化与调整 ,主要受北宋国内政治、经济、军事等因素的影响 ,也与周边邻国辽、西夏、吐蕃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兴衰有密切关系。它是北宋、辽、西夏、吐蕃等势力相互消长和制衡的产物 ,也是北宋时期民族关系的另一种表现     

宋代翰林学士与契丹（辽）及金的交聘

两宋时期,都有翰林学士出使过契丹（辽）及金国。不过,这一现象并不普遍。两宋翰林学士的出使,似乎并无一特设的前提,担负重要使命的专使与履行一般使命的常使均可由翰林学士担任。翰林学士担任外交接待工作,任馆伴使的相对较多。无论是出使,还是接待来使,熟悉外交礼仪、学识渊博的翰林学士正是合适的人选。     

辽代尚父考

辽代获尚父称号的臣僚约有17位之多,堪称历史上的奇特现象。尚父中既有宰相,也有其他臣僚。他们基本都是年事较高、社会声望也较高的老臣,而且大都对辽王朝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尚父群体在民族属性上虽以契丹族为主,但却具有多民族成分,体现了辽代多民族社会上层联合统治的特点。     

辽代佛教赈灾济贫活动探析

辽代佛教盛行,以寺庵僧尼和在家居士为核心成员的佛教徒们,当某地出现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之时,经常会以施钱舍财、义仓放粮、“无遮会”饭、铺路修桥、发药疗疾、义冢掩尸、祭龙祈雨等各种形式赈灾济贫,救助饥民,由此,亦形成了这种种配合官方赈灾并带有浓重宗教色彩的民间公益之行动。辽代民间佛教赈灾活动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开展下去,与其持有源于佛教教义的“慈悲济世”之指导思想有直接关系。     

辽代的佛教与阅读

辽代佛教的盛行,使佛教读物大量产生,僧人和信徒空前之众,名刹伽蓝遍布境内,寺院阅读繁荣兴盛。它们不仅形成了辽代文化的显著特点,也成为辽代社会阅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整个辽代的阅读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辽代贵族联姻关系述论

纵观辽代风俗,婚俗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辽国的经济、社会以及对外交往等情况.尤其是辽代贵族联姻婚制,由于发端于统治阶级上层,所以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地域色彩,对时局影响重大.辽代皇族婚姻保持了高度的排他性,在外在形态上有着高度政治化、集权化倾向,目的则在于保持耶律氏的独治,维护辽王朝的长治久安.与周边政权、部族间的婚姻,则为了达到牵制周边政权,以实现与宋长期对峙的目的.但是,这种多阶层、多民族之间的婚姻,在客观上增进了各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各个民族之间的认同度得到提高.     

辽代上京留守选任研究

着重从家庭出身、入仕途径和仕宦资历等三个方面分析辽代上京留守选任,大量契丹世家大族和少量汉族入选为上京留守,体现出选任上京留守的民族性和一定的开放性,民族融合明显,契丹皇帝在选任上京留守时具有主导权,这些将对推动辽代五京留守研究起到积极作用。     

辽代文化与政治述论

辽代文化及文学活动与政治的关系相当紧密,无论是朝廷推行的文化政策、外交行为或文人的创作、交游等皆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本上属于社会上流阶层拥有的文化行为。     

辽代鸭绿江女真的分布

鸭绿江女真是在辽代由迁徙而来的黑水靺鞨人与当地的原渤海人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高丽史》中被称为西女真、西北女真,其居地北到鸭绿江两岸,南到朝鲜大同江北岸,西滨大海,东以今狼林山脉与长白山女真为界。后来由于辽朝的失策,使高丽得以趁机向北扩张,使女真的居地逐渐缩小,至辽朝末期,其居地仅存今朝鲜慈江道大部及平安北道部分地区。鸭绿江女真是辽朝领土之内的少数民族,同高丽的关系应是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部。     

试探辽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特色

公元10世纪初,契丹族统一中国古代北方,建立辽政权.他们在继承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契丹文化.在创造本民族文字并将其使用于辽朝统治区各项事务的过程中,辽代真正意义上的史学也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辽代大理寺探讨

辽代大理寺属南面官系统,是负责汉人鞠狱事务的司法机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比较重视其在司法层面上的意义,很少有学者深入讨论其机构组成.作为一个专职处理汉人狱讼的官署,考清其历史沿革对辽代职官制度的研究,尤其是南面官制度的深入研究颇有裨益.因此,将把研究重点放在大理寺机构本身,结合现有资料,略加考论,以期对大理寺机构在辽代的变化发展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辽代汉族进士家世考

辽代科举考试的应试对象来自于社会各个阶层,汉族进士出身大致可分为官宦家庭、布衣家庭两大类。官宦家庭子弟登第之比率远高于布衣子弟,辽朝科举制度为汉官子弟增加了一条入仕途径;父子叔侄联翩登第者多来自布衣家庭,反映了下层汉士迫切希望通过科考跻身社会上层。辽朝科举制度的实施巩固了汉人世家大族的地位,为辽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辽代宫廷变乱与其制度的关系

有辽一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不断,史称“辽之内难,与国始终”。造成辽代宫廷变乱频繁发生的因素很多,就制度方面的因素而言,传统的世选制,契丹“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的婚姻制度、头下制度都与宫廷变乱的发生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为这些制度本身有不可克服的不稳定因素,它们构成了辽代内难发生的客观条件。     

宝山辽代皇族壁画墓初考

1999年,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沙布台乡宝山村西,发现并清理了两座辽代早期壁画墓,获得了大量极其珍贵的辽代早期壁画.据此笔者对墓主人及身份、墓葬建造的年代及结构、壁画的内容、壁画发现的意义等进行了初步考证.     

辽代南面京官探讨

辽代南面地方官基本参照唐制,设置京、道、府、州、县、城等行政建制和职官,同时也加进了不少契丹本族职官的内容,南面京官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在研究中,要对"南面"予以正确的把握。南面京官是辽代南面地方官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剖析其机构设置和主要职官,会使我们从一个角度比较清晰地了解辽代南面地方官。在辽代五京的主管官中,契丹族占有很大比例。南面京官许多部门的职能都与经济有密切的关系。     

千秋古城 辽代铁州

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由此上溯，研究自有史以来，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活动，当为地方民族历史学术研究重任。     

辽代榷场设置述论

榷场是历史发展到辽金时期的一种特殊的贸易形式,是禁榷和互市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历史产物。辽朝建国之前就设立了羊城榷场。在此之后,由于契丹辽朝对外交换的不断增加,于是分别设置了对北宋、高丽、女真、西夏、鞑靼诸部以及西域诸国的榷场。随着辽与诸国或诸部关系的变化,榷场也时闭时开,呈现出一定的不稳定性。辽代设立榷场不仅会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榷场所在地的军事地位和交通情况,也是其重要的考量对象,因而一般都会选址于军事重镇或交通便利的地方。     

辽代佛教的勃兴与历史作用

佛教在契丹族建立政权以前便受到重视,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以后至辽朝各位皇帝统治时期呈持续发展状态。佛教是辽代统治阶层和民众普遍信仰的宗教,在北方草原上的发展速度与规模都超越以往。辽代的佛教与城市的发展相伴随是辽代佛教勃兴的特点之一,佛寺和佛塔是标志性建筑。对萨满教和佛教的历史作用要根据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性质予以评价。佛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和社会行为准则。辽代佛教文化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的宝贵财富。     

辽代佛教邑社补议

辽代是中国佛教邑社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邑社没有整齐划一的组织体系,其领导职务构建明显是从世俗职官体系、佛教僧官体系中借鉴而来,邑众成分呈现多样性特征,邑众地域构成主要以自然村为单位。邑社与寺院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彼此处于平等地位,不存在隶属关系。邑社增加了邑众之间、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有效推动了辽代佛教的发展,亦促进了辽代的国家认同与地方秩序的重建及维系。     

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承天皇太后

据地方志专家杨中华先生研究考证,辽代杰出的女政治家萧太后,系我市肇源人,堪称肇源乃至大庆历史第一名人。了解萧太后的治国之道、文治武功,对于从更广远的视角认识大庆历史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