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校订六家注文选》的校勘学成就

《新校订六家注文选》填补了此前海内外没有《六家文选》点校本的空白,为古籍整理界增添了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新成果。它在古籍整理方面至少有三大特色:一是底本选择恰当,校本精挑细选。该书整理者选择以奎章阁本为底本进行校勘整理,体现了对《文选》历代各种版本源流的仔细梳理和成功把握,同时也为我们呈现了最早的五臣、李善合刻本的六家注《文选》。二是校勘审慎。该书广泛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在校勘中努力避免主观臆断,凡校勘之处,有版本依据则据版本改正,否则整理者仅在校勘记中提出疑问,不轻易改动原文。三是体例编排合理。这主要体现在校理者对奎章阁本体例的合理继承和创新。     

《文选》五臣注的评价问题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李善注自从诞生以来,以其注释详瞻、援引该洽而饱受赞誉,而五臣注则因为晚唐李匡义的批评而颇受非议,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晚唐李匡又及五代的丘光庭虽然都批评五臣注过于疏陋,但都没有否认五臣注在社会上流行的事实,五臣单注本及六臣合刻本的大量出现也说明了五臣注流行的事实.特别是近代以来,敦煌文献中大量<文选>残卷和日本所藏<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为我们正确认识五臣注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该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既要看到五臣注在当时流行的事实,也要看到五臣注有臆解之处的不足.五臣注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懂,便于初学者使用,弥补了李善注不解释意义的不足,所以五巨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阅读群体.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不失为一种好的本子.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考

屈原作品韩国传播信源有《昭明文选》、《史记》和楚地移民。屈原作品在韩国传播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是文人雅好,师法屈骚;二是机构研究,教育倡导。传播的主要方式有三：一是诵读、讲解（口头传播）;二是绍骚、拟作（文字传播）;三是翻译、评论（文字传播）。屈原作品韩国传播版本有：韩国影印北宋《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文选》刊本,朱熹《楚辞集注》李齐贤家藏本,等：     

宋本《三谢诗》文选学价值考论

《三谢诗》由宋人唐庚辑《文选》谢灵运、谢惠连、谢朓三人之诗而成。经与奎章阁本、尤刻本《文选》对校,我们可以发现宋嘉泰本《三谢诗》辑自刊于仁宗天圣四年(1026)的平昌孟氏五臣本《文选》,而非六家(臣)本《文选》。宋嘉泰本《三谢诗》具有很高的文选学价值,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昌孟氏本的节选本,而平昌孟氏本则直接《文选》的最早刊本——五代后蜀毋昭裔本《文选》。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考辨

俄藏敦煌写本Φ242号文选注残卷抄写于唐代宗李豫时代,创作则在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唐肃宗李亨时期。过去人们一直把此残卷当作《文选》的一个注本来研究,其实此注本乃抄撮李善注和五臣注而形成的一个乡塾选学讲章之本,并不具注本的性质,所以不宜从注本的角度去讨论其学术价值。结合现存史料来进行考察,可以确定它是开元年间明经试及进士试要求对以往应试所用读本进行改革的形势下的产物。     

从刊本李善注的文本变迁看《文选集注》在宋代的流传

《文选集注》在校勘《文选》刊本正文及注释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我们可以从《文选集注》和宋代《文选》刊本的文本关系中找到《文选集注》在我国流传的蛛丝马迹。在以北宋本为首的刊本李善注本系统中,其李善注内容并非一成不变,刊本李善注本中混有《文选集注》中所存《钞》和陆善经注的内容;同时,刊刻于南宋的《文选》尤袤刻本李善注也有与《文选集注》写本相一致的地方。众多迹象表明,北宋本校理者及南宋时期尤袤刊刻李善注时,应该看到过类似于今天所见《文选集注》残卷的集注本子,并参考吸收了《钞》、陆善经注以及类似于集注本的李善注。这反过来说明,《文选集注》是我国唐代人所编撰,在宋代仍有流传,有些部分被吸收编入李善注。     

《文选》五臣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形式之变化

《文选》五臣注在从单刻本发展到与李善注的合刻本后,正文注释的位置发生了调整变化,而五臣音注的形式与其位置又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位置的变动,合刻本调整了部分五臣音注的形式,使之仍然符合五臣单注本音注的基本体例：一是为避讳改＂反＂为＂切＂;二是当音注后增添校语或正文注时,增＂音、切、声＂字;三是当音注后正文注被移走时,删＂音、切、声＂。     

《文选》五臣注价值新探

<文选>五臣注和李善注是<文选>学史上并峙的高峰,一起成为后世研究<文选>的标准文本,其价值和影响都不容忽视.但长期以来,二者的命运却有天壤之别,李善注自诞生以来一直饱受赞誉,五臣注虽在社会上广泛流行但却饱受非议,五臣注的价值长期被忽视.我们今天看待五臣注应结合其所处的历史时期,通过其本身的特点,客观全面地进行评价.五臣注简单易学,便于初学者阅读,对初习写作者有很大的指导作用,因而在社会上有广泛的阅读群体,客观上具有文化普及价值.同时,它可以弥补李善注之不足,与李善注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分别满足不同读者层次的阅读需要.时至今日,如果从一般读者的角度去阅读<文选>,五臣注可以说是一种好的本子.     

论公孙罗《文选钞》的价值与阙失

公孙罗的<文选钞>将引文为注和随文加注融为一体,在<文选>研究发展史上有较高的地位.<文选钞>的释词通俗浅易,解说文句意思更加详明,不仅单纯引书为证以明词语典故出处,而且阐明句意章旨,用自己的语言解释词义字意,同时还对全篇旨意进行归结.但是,<文选钞>的体例驳杂,未能得李善注之长,而其自身长处又被后出的五臣注吸纳和替代,这也是其于唐宋之际在中国本土散佚的重要原因.     

论《文选》的李善注和五臣注

论《文选》的李善注和五臣注曹道衡长期以来，我们阅读《文选》，用的大多是清代胡克家复刻宋尤袤所刊的李善注本。现在通行的几种排印本、影印本几乎无一不以胡刻为底本。至于“五臣注”的单行本，虽然尚存，但至少对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已很少见到。至于兼收“五臣注”的...     

《文选》李善注考异拾遗三则

高步瀛先生谓《文选》李善注"一厄于五臣之代篡,再厄于冯光震之攻摘,三厄于六臣本之窜乱,四厄于尤袤诸本之改窜。……使其精神面目皆已失真"(《文选李注义疏》,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李善《文选》注引书种类繁多,所引或仅取其大意,而不拘于与原书字句相符,加之后世改窜,疏漏在所难免。后世学者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     

论明代《文选》删述本的指南性

明人的<文选>删述本,是在删削五臣注和李善注的基础上加以己意增述而成的简注本.其删述理念是只求认知,不求细解,注重简明快捷地掌握信息,偏重于疏通文意的注释形式.因此保留的大多是五臣注,少部分得以留存的李善注也被简化、俗化,学术性大受削弱.删述本改变了版面的视觉效果,以方便阅读.增注也多为五臣风格,凸显导读功能,呈现一种具有现代意味的解读手法.清代选学删述本延续鲜明的指南性,并在变异中深化.明代选学之重视五臣注,蕴含着时代性格对注释性格的选择.传统注本向删述本的转变,反映了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过渡,商业性浓厚.从知识、思想的社会接受史来看,这种具有指南性的大众读物,有助于文化的普及与普遍知识水平的提高,据此可以对明代<文选>删述本及其同类出版物作出价值认定.     

唐代科举考试与《文选》

“唐人最重《文选》学” ,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创作诗文之需要 ,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科举考试之需要 ,而归根结底却是为了科举考试。为了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 ,为了满足广大士子进一步学习和掌握《文选》的要求 ,李善注《文选》和《五臣注文选》等注本亦便应运而生 ,由此形成了唐代“文选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迎来了中国“文选学”的第一个高潮     

论赣州本《文选》李善注的特点

赣州本《文选》是六臣本系统的第一个本子,与此前合并本的六家本相比,它与明州本的关系更加密切。在"已见"例的增补、增加李善注的内容,采择五臣注入李善注方面,赣州本的编纂者有意识地进行了加强,由此形成了赣州本的特征。     

《文选》陆善经注简论

<文选>陆善经注是唐代最后一部<文选>注释学成果,是研究唐代文选学的重要文献,可惜没有传世,也未见诸任何公私书目,所以其影响力很有限,远远不能和李善注、五臣注的地位相提并论.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所藏唐钞本<文选集注>残卷的发现,陆善经注本<文选>才开始为世人所知.从<文选集注>的特征和体例来看,其中的陆善经注是经过删略的,并非陆善经注的原貌.陆善经注在<文选集注>残卷中存量不多,其注释中引典与释词、串释并存,其引典可以弥补李善注.在释词和串释方面,陆善经注既注重释典,又直接解释词义,间有串释大意.     

《老子》"事善能"辨误

<老子>八章(王弼注本):"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事善能"句,帛书甲、乙本均同.古今解<老>者,皆以此"能"字为能力、才能之能.如:"能方能圆,曲直随形"(河上公注)、"善于使自己作事有能力"(秦维聪<李耳道德经补正>123页,中州占籍出版社.1987.)、"处事要像水那样有力"(黄瑞云<老子本原>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做事善于发挥能力"(戴维<帛书老子校释>98页,岳麓书社.1998.),等等.     

宋玉《风赋》“枳句来巢”之“枳”考辨

<正>《文选·宋玉〈风赋〉》云:"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李善注:"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树多句也。《说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记》曰:‘橘逾淮为枳。’"李注影响极大,后来注家多依其说,如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云:     

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点校举误

皮锡瑞《经学历史》经过周予同的点校、注释,流传极广,成为经学入门教材。但周注本的点校存在一些失误,却一直没人指正。本文从断句、校勘、分段等方面列举其疏失,并依据《经学历史》初稿本,对周注本失校之处加以弥补。     

《孟子》文中的一个句读问题

<正> 《孟子·尽心下》载孟子谓高子云:“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此语究竟如何断句?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三经注巯》两卷本、焦循《孟子正义》、朱熹《四书集注》以及新编《辞海》“介然”条所引此语均于“间”字处断开,“介然”属下读。杨树达《古书句读释例·三》“当属上读而误属下”条于“然”字断开,“介然”属上读。杨伯峻《孟子译注》则于“蹊”字断句,以“间介然”为一词而属下读,但同书《孟子词典》,章,“径”字条引此语时又在“然”字处绝句。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之五“双声之字后人误读之例”条则于“介”字处绝句,以“间介”为一词而属上读。鄙意则以为应在“间介”之下绝句。     

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二子本之对比

韦昭注《国语》公序本两个传本明金李刊本与宋元递修本间存在差别,金李本虽也有一些错误,但在使用借字、正字、古字、生字时有其一贯的特色;在使用助词"也"时也呈现出很大的一致性。而递修本在遇到公序本与明道本的异文时,总是一味依从明道本,以致模糊了作为公序本传本的特色。因此,金李本更胜于递修本。递修本与秦鼎本合,与金李本异,而前者是后者非者,多系金李本刻工之误;递修本与秦鼎本合,与金李本异,而前者非后者是者,实因金李本于旧版明显的讹误处已有所修订,因此,金李本可以说是一个经过修订的公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