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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鲁迅的<铸剑>和余华的<鲜血梅花>都借鉴了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和武侠元素,但鲁迅是肯定性地书写复仇,正面突出"侠"的形象和行动,张扬复仇精神;而余华则宕开笔墨虚写复仇,对武侠小说的情节模式进行了解构和颠覆.两个以复仇为描写对象的文本,表达了作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 相似文献
2.
"革命叙事"是1920年代以来的"革命文学"完善发展的艺术形态,它将传统的"血亲伦理"与现代的"阶级斗争学说"相结合,树立一个个现代"革命"的经典。文本通过赋予"革命叙事"以新的内涵("革命对象"——不再是某个仇人而是仇人所在的"有产阶级";"革命动机"——不再是为了"血亲复仇"和"侠义复仇"而是为了阶级感情、民族命运;"革命方式"——不再是单枪匹马而是毫无节制地暴力革命)来完成对现代革命的正义性言说。 相似文献
3.
《社会科学辑刊》2007,(4)
通过引入"无讼"这一法律文化概念,可发掘出一类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无讼"。启蒙话语中的"无讼"内涵着三种叙事模式。"无讼"叙事隐含着现代作家对国民性以及传统礼俗文化的双重批判向度。"无讼"叙事与启蒙意识形态支配下创作主体的批判性创作动机有着内在关联。这决定了"无讼"文学文本对"无讼"复杂思想内涵的揭示总体上只具有片面的深刻:侧重表现"无讼"是传统礼俗文化塑造的结果,是国民意识保守的产物,而无意于探索其客观根源、深厚的人性基础和作为一种个人选择的独特个体性。但严肃现实主义的客观写实精神毕竟能够把"无讼"的复杂内涵客观地涵融进去,这就为我们阐释"无讼"文本的客观性和人性内涵留下了批评空间。因此,要深入阐释"无讼"文本,研究者须超越启蒙意识形态的支配,具备符合"无讼"文本本身特点的"法"的批评眼光。 相似文献
4.
陈千里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92-99
"双姝"模式贯穿林语堂多部小说,具有塑造女性形象、建构情节的重要功能,也是解读作家心理的重要线索,与深蕴林氏思想中的理想/务实、性灵/世俗等对应范畴实为同构关系。从《京华烟云》、《红牡丹》到《赖柏英》,"双姝"模式的演变显示了叙事者"白日梦"的升级,同时反差日趋显豁的是现实中更加务实的选择。林语堂的"双姝"模式既源自文学史的传统,又与个人情感经历密切相关。双姝对峙中"理想"一极的女性想象延续了名士"言志"的传统,成为作家文化人格的艺术性表白,也是对于自身现实生活之缺憾的别样修补。"双姝"书写显示了作家"女性同情"背后的"男性本位"。 相似文献
5.
复仇是田耳小说反复渲染的一个主题。潜意识的心理阴影及社会生活的负面刺激催生了主人公强烈的复仇意识。小说复仇叙述策略迥异于传统的复仇模式，使小说文本兼具现代性和开放性特点；且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抒写，抵达人性深处，表达对人类灵魂的悲悯考量。 相似文献
6.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采取的叙述策略不断发生变化,叙述者"我"的出场与缺席经历了几次循环往复,呈现出作家在异质文化中进行身份建构的焦虑和艰难,作家在经历"原本的我"——"失去自我"——"找寻自我"——"我就是我"的漫长旅程后获得了自我身份的确认和主体视野的超越,其文本创作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内涵。 相似文献
7.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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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叙事与新移民作家的叙述视角 总被引：3，自引：1，他引：2
"文革"作为我们民族历史中不可忽略的段落,包孕着太多的政治和文化内涵,理应是中国文学表现的重要主题,因为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叙述的使命。在近年日益引起评论界重视的新移民作家群体中,"文革"也是一个重要的书写点。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同类文本,当然有其相似之处,因为面对的精神资源是同一的。但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又绝不是内地同类文本的简单重复,它显然呈现着自己的独特立场和美学风格。应该说,新移民作家的"文革"叙事与内地的"文革"叙事构成了一种互补,共同构筑着中国文学中对于"文革"历史的记录。 相似文献
9.
关峰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7(5):121-125
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相似文献
10.
抗日战争时期,青年汪曾祺创作了文学生涯中标志性的作品——短篇小说《复仇》。汪曾祺在创作思想上广纳各家,在艺术上积极吸收各种创作流派和作家的表现手法和技巧;同时还在作品中对“复仇”的主题处理和小说文体的创新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中不难看出,《复仇》的创作明显受到来自国外的影响,主要是意识流手法和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影响。 相似文献
11.
身体意象与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文本具有恒常的伴随性,为叙事提供动力性支持。凭借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锐,杜拉斯实践了身体意象在叙事进程中从物质要素向结构核心的还原。在审视身体叙事的阐释学意义时不难发现,作家的身体书写不仅暗合“阴性书写”理论,成功构建了女性的主体性地位,使女性得以走出"他者"的阴影,同时也释放了历史话语的哀悼声音,是书写社会历史隐喻的重要路径。 相似文献
12.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5)
苏童是中国当代最擅长空间叙事的作家之一。他总是有意识地规避时间的束缚,让时间融化在某种空间形式中。"香椿树街"与"枫杨树乡"这两个标志性的空间坐标,建构起了属于苏童的"纸上的南方"。这一虚构的空间,并非承载故事的一个空洞载体,而是推动叙事进程的有力手段,是整个文本的总体叙事策略。其中蕴藉的丰厚隐喻超越了地域景观的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延伸向广袤的历史与社会,与创作主体强大的情感力量共同书写了各色人间故事,生成文本主体性的生产机制和意义建构。"纸上的南方"本身成为了存在的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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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光慈以血与火浇铸的革命文学创作书写着诗学正义,使他的文本世界成为刺向黑暗社会的复仇利刃,宣泄着时代的反抗意志和复仇情绪,鼓吹着暴力革命,张扬着革命尚武精神,从而使社会正义和社会公道得以伸张与维护。蒋光慈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强烈的复仇精神与反抗意志,其中反复出现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暗杀恐怖主义相胶合的复仇情节,是侠文化精神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耦合纠结形成的侠客式反抗的典型体现。他把古代游侠、拜伦式个人主义英雄和中国革命时代特色以及革命尚武精神有机结合起来,赋予文本中的复仇情节和反抗情绪以革命激情与正义观念,从而使传统侠文化在阶级革命语境中凸显出鲜明的现代革命内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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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戏仿"文本有意向叙事成规和传统惯例进行挑战,在解构与批评中生成新的文本和意义。同时,后现代"戏仿"热衷于将线性的有序的时间模式打破,在当下的类似于"精神分裂"的空间体验中表现后现代的空间逻辑。后现代"戏仿"究竟是一种有意义的"抵抗"还是一种无聊的游戏,人们必须进入具体的文化语境才可能得出有效的美学阐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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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7)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作家自发与自觉地反复"跨界"之中。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族裔书写、海外华文作家空间疆域的反复跨界及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中的双语书写、海外华文文学与海内外华文传媒的双向互动、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影视界的跨媒体转化等反复多样的"跨界"动向,源自移民心灵的恒久流亡,而这是移民与移民文学的本质性"内核"。"跨界"特质及其所演变与再生的复杂内涵与意义,为从不同维度重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相关问题赋予了新的契机,拓展了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新领域。总结中国经验,进而实现与推进中国经验与人类经验的交流与对话,是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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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5)
抗战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转折点,新文学作家在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涯中,深刻地理解了"个人"与"民族""、小家"与"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漂泊"使他们的民族意识彻底觉醒,并深刻反思了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性;"流亡"既激发起了他们奋起反抗的复仇意识,也强化了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认同。因此呼唤民族精神、渴望民族复兴,几乎就是抗战文学的时代主旋律:它以爱国主义为主导思想,以民族本位为核心价值观,以文学叙事为表达方式,为新文学的后续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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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所带来的时/空双重交替感,内化为作家王安忆在主体建构层面长期存在的文化焦虑。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促使王非常自然地投身于"寻根文学"的大潮之中,并将根的触须深入自身,完成了由民族主体的追寻到个人主体性确立的置换。王安忆对生命本体的一再追问,在文本中体现为其对确立成长谱系中坐标执着的努力。于作家而言,个体的"寻根"与地域"寻根"相辅相成。个体寻根的缺失感,投射于对于上海的地域认同,且贯彻始终。在文本中对虚拟历史的参照并于其中的坐标定位,使得自我/城市二者身份,在主体确立的层面上形成了迭合。城市最终成为作家情感投射中的另一个"自我",而这种转化亦使城市史以"他者"的姿态自然地出现于王安忆的小说书写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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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者故事”模式是自“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中常见的叙事模式,当代汉族作家的边疆题材小说亦有类同的模式安排.这种“外来者入边疆”的故事类型,在20世纪50-60年代的小说中是“拯救苦难”与“文明使者”的形象,隐含的是民族国家话语植入的功能;新时期之初,则是一种外来落难者沐浴着边疆人性温情的模式,它既是书写者历史记忆的复现,又是国家重启现代性工程进行社会动员的需要.从1980年代中后期直至新世纪,“外来者入边疆”主要是寻求精神救赎和对边疆异质文化的膺服,以此缓解现代性的逼迫和挤压.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了汉族作家进行现代性思考的各取所需的一种资源,而它们很少以“自己”主体性地进入汉族作家的书写视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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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古典小说还是在现代小说里,也无论是在中国叙事传统还是在西方叙事传统中,我们都可以找到通过书写一个特定空间来塑造某个人物形象的典型文本.可以说,对空间与人物性格关系的洞悉与否,是衡量一个作家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标志之一.基于这种认识,在传统的人物形象塑造方法之外,叙事作品塑造人物性格、刻画人物形象的又一种方法--空间表征法可望给叙事学的人物研究开辟一条新路.空间表征法既可以出色地表征"扁平人物",也可以很好地表征"圆形人物";而通过书写"空间中的空间",空间表征法不仅可以出色地表征一个群体的"共性"或"集体性格",而且可以很好地表征单个人物的"个性"或"独特性".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