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法合流”

从"法寓于礼"、"礼法分立"到"引礼入法","礼法合流"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流变。以礼为核心、人情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文化,实现了自律性规范与他律性规范的整合,闪烁着民本主义的光辉,有其历史合理性。"礼法合流"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其一,法的平等性丧失,以礼为核心的"法"成为维护封建社会关系的有力工具;其二,法律与道德的界限被混淆,造成道德法律化和法律道德化;其三,法的客观性的丧失,执法官可以凭主观意志解释经文,由此形成"人情即法"的传统。历史警示我们,在当代中国法律制度建设中,不能对人性存有丝毫的侥幸,且理想的法治必须有道德的支撑。只有秉承理性精神,完成从"重关系"到"重契约"的转变,方能真正从人治走向法治。     

走向“法治之治”——中国社会保障“政策之治”及其发展趋势

自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来,我国主要是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构建社会保障制度,走的是一条“政策之治”的道路。“政策之治”的存在原因是：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期;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社会保障负担畸轻畸重;社会保障领域诸多问题没有得到理清;社会保障“立法先行”在中国实现的条件不足等。文章最后提出“政策之治”是暂时的,“法治之治”才是必由之路,走向“法治之治”要具备以下基础条件：市场经济、政治民主和理性意识。     

“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论"礼法之治"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治国方略,强调礼与法结合治理国家,其中礼占主导地位,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二者结合达到治理的目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理念是新时期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提出的,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深入挖掘礼法之治的内涵并把握其实质,可以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战略内容更加完善与充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既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又可获得人民大众的接受,既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又凸显了新时代的要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建设法治国家的启示

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法律文化，一般是指这个国家或民族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积淀下来的法律价值观，以及将这种价值观予以社会化的方法。所谓传统法律文化，就是指的那些能够穿越历史时空，超脱于经济基础，至今仍对社会法制产生重大影响的那部分法律文化。本文就是在当前我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试图通过对历史上主流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文化的解读，寻求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一点启示。最后，笔者得出结论：还原历史，尊重历史，传统法律文化对我国的现代法制建设仍具有借鉴意义。     

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

劳乃宣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曾国藩“礼学经世”的衣钵,倾心于礼学研究,以期实现所谓“中兴之梦”。他竭力维护“以礼入法”的传统,反对沈家本等人修订的以西方法律思想为主旨的《新刑律》,成为继张之洞之后礼教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也有某些可取之处,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维护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教秩序和腐朽的清朝统治,具有保守性。     

法治的反面是什么?──再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与一人之治的论述不是专门的治国　方略论，而是为说明全权君主政体的优劣服务的，行文中的“一人之治”指的是政体形式，　而非治国方法。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的反面是人治，而非一人之治。他的人治是不受法律约束　而受执政者个人情感左右的治国方法，它既可以存在于单个人统治的政体中，也可以为多人　统治的政体所采用。     

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走向一个实质法治概念

"法治中国"作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其提出本身有着学术上的基础和脉络。通过对一元普适主义的西方法治观的反思和批判,法治中国话语的兴起,就构成了"法治中国"概念的思想基础和学理脉络。其中,邓正来的"理想图景论"与其他法治中国话语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它在反对一元普适法治观的同时,主张一个实质法治的概念,代表了中国法治话语的一种实质转向。其主张的实质性"法治中国"概念,又跨越了实质法治概念可能面临的两大陷阱,得以避免实质法治概念存在的"反法治"悖论,即通过方法论个人主义路径,拒斥提供一种同质化与整全性的实质法治理论;通过主张一种对话的普遍主义,从而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避免由于否定法治的规范性内涵而成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法治观。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礼不下庶人”发覆

对于《礼记》的“礼不下庶人”的记载，学者们大多深信不疑，将它看成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礼法特点。其实，“礼不下庶人”是讲具体的礼仪规定的，不能抽象成阶级原则；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看，庶人都是有“礼”的。目前学术界流行的酬酢之礼不下庶人、庶人无力行礼、庶人假士礼而行、战国以前礼不下庶人、贵族之礼不下庶人、宗法礼不下庶人等说皆有难以自圆其说之处。究其原因，是由于理论前提、思维方式、论证方法等方面的错误所致。     

制度伦理与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

制度伦理是对特定社会正式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中蕴含的一系列价值目标、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等的总称,是一种隶属于制度的道德本体论规定。这里所谓的制度,首先指涉一组互为关联的规则和规范体系,其次指涉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的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始终委身于一定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结构之内,并永远颉颃在权力规范与伦理智慧之间;不仅如此,政治共同体内部伦理与政治或制度发生邂逅时,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制度优先"选择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和风险社会,个人道德早已无力直接转化为合理的政治与制度;另一方面,离开一定社会结构的制度和政治是不存在的,不涉及具体社会结构的伦理言说也是徒劳甚或是无意义的。小智治事,大智治制。在新时代,"中国之治"与中国各级各类制度的建设与完善原本就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与伦理道德建设也具有逻辑同构性。新时代"中国之治"的伦理建构任重道远,尚有诸多问题亟待褒贬勘定。     

汉代"春秋决狱"的重新解读

“春秋决狱”是古代法律史上以礼入法的有益尝试 ,礼法之间的融合与冲突开创了法制文明的先河 ,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传统否定论对“春秋决狱”的观点是片面的。重新解读“春秋决狱” ,对当代中国“以德治国 ,以法治国”的实践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王在法下”的浪漫想象:中世纪英国“法治传统”再认识

受"辉格派"史学的影响,诸多西方学者一直强调中世纪英国盛行限制王权的"法治传统"。然而征诸史实则不难发现,在当时的英国,虽然流行着由日耳曼法、封建法与神法融合而成的"王在法下"的观念,但这种观念并不能真正地限制独裁的国王。被视为体现这种"法治传统"的议会,虽然有时限制君主的权威,但仍旧是国王的议会,从根本上说是支持王权的。大贵族集团利用议会来争权夺利,不应该被视为宪政意义的"革命"和"实验"。对西方学者的这一"辉格版"诠释,我们应该重新考量,在研究中将"思想中的政治"、"制度中的政治"和实际发生的政治区别开来,得出令人信服的科学结论。     

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与体系结构——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四

中国传统政治学以治道落实在政治实践中,体现为礼、乐、政、刑四大基本范畴.礼是政治制度的基本规范;乐是政治实践的理想途径;政是制度的主体机制;刑是治道的辅助工具.四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学的完整结构.     

论传统中华帝国的“同罪异罚”思想

通过对贯穿于我国封建时代的“同罪异罚”思想进行历史回顾 ,并对“八议”思想的分析 ,可以看出“同罪异罚”在封建帝国存在的合理性 ,它是传统国家君主、官僚、乡土社会张力作用的要求 ,但“同罪异罚”的灭亡是其历史宿命。     

法治发展的差异与中国式进路

本文认为,中西方法治发展存在地域的对极与时间阶段上的逆流关系,但是人类法治仍然存在一些最低限度的共性。推进法治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而法治建设的突破口又是以司法改革为核心的,其中的法律程序和法律职业是司法重构的两个基石。中国法治存在着两种主体性推动力,即民间力量与法律人的作用。     

德治与法治正当性分析——兼及中国与东亚法文化传统之检省

中国传统德治的进路是把道德一统化 ,再把法与道德一体化。这在宗法社会结构和专制统治下是可能甚而合理的 ,但它却是在牺牲法的形式合理性同时也背离道德本性的情形下运作的 ,因而在现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框架内 ,会因不具形式上的正当性而无法操作 ,强行操作将导致与法治的背离和对道德本性的反动。文章在对道德与法的功能和属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指出 ,法治的正当性不只在于其尊重人权和自由的精神内蕴 ,更在于过程本身的正当性 ,在于通过过程本身的正当来实现结果的正当。这意味着法治是一种根本性的道德 ,即制度的道德。这种制度的道德是个人道德选择和道德生活的预设前提 ,所以道德建设在实质上应是道德的制度性环境建设     

孔子之“礼”新探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源自周礼。在治国、化人、济世等不同的层次,对它可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与仁、与义、与乐,孔子之礼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运用孔子之礼,必须掌握其本质与具体分寸。当今在弘扬包括孔子之礼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当扬则扬,当弃则弃;此乃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孔子之礼乃至对孔子的最好的维护与尊重。     

法治的文化诠释

“法治”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有不同的含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法治”,不同于西方传统法文化的“法治”,今天我们所说的“法治”的涵义已发生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