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小说《韦护》的“自叙传”性质及版本修改

《韦护》本质上是一部“自叙传”小说。由于时代的“误读”以及丁玲的多次修改,《韦护》的“自叙传”色彩被长期遮蔽。通过细读《韦护》的初刊本,分析其从初刊本（1930年）到最后改定本（1981年）之间的修改历程,不难发现,这部一度被定位为“革命加恋爱”的小说,不仅真实记录了丁玲早年的思想与情感经历,更以其跨越50余年的修改史,见微知著地呈现了20世纪动荡的时代语境中丁玲丰富的内心世界。     

“被强暴的女性”:丁玲有关性别与革命的叙事和隐喻——再解读《我在霞村的时候》及《新的信念》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20世纪40年代丁玲创作于延安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当代中外女性主义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该研究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贞贞承载了抗战时期女性与民族主义话语冲突之意义,是女作家丁玲和这场民族革命之矛盾与裂缝的体现。但是,通过对这一作品及同时期的《新的信念》的再解读,由这两部作品共同的主题意象"被强暴的女性"入手,可发现丁玲并不是简单地站在性别立场对民族革命进行批判和否定;相反,丁玲借女性与革命、强暴的故事意欲呈现和探寻的是女性在这场新的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中的权力以及能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丁玲是以女性叙事参与了民族革命话语的建构。     

“人的文学”资源与革命信仰的融合——论丁玲1930年代初的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

丁玲1929年开始左倾，1930年5月加入“左联”,但她的习性构造中的个性主义思想阻碍着她顺畅接受革命信仰。1931年胡也频罹难成为了她习性重造的催化剂。冯雪峰的理论指导、感情吸引则加速了革命信仰内化为丁玲习性的过程。习性重造在丁玲那里是一个艰难的过程，除了改造旧习性结构的苦恼和焦虑外，从小说的故事、人物关系、叙事视角、语言等方面重新建构新的话语系统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从《韦护》《一九三○年春上海》到《杨妈的日记》《莎菲日记第二部》《一天》《田家冲》再到《水》,显示着丁玲重构话语系统的过程。丁玲习性及话语系统重造是政治信仰在多元化文学场确立的一个标本。     

“革命文学”旗帜下的乡土小说创作

随着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革命小说”(也即“革命的浪漫谛克”)风潮涌起,一些革命家在经历过浪漫谛克的革命斗争生活以后,用笔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这些小说多半是“革命十恋爱”的模式,即便是写革命斗争也充满着小资产阶级盲目的浪漫精神。在“革命十恋爱”的小说中,有一部分是反映乡村斗争生活的乡土作品,诸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阳翰笙的长篇小说《地泉》的第一部分,丁玲的《田家冲》等等。     

重试锋芒:《杜晚香》与《“牛棚”小品》──丁玲的创作心态之二

丁玲复出后，是新时间文学萌发之时，《杜晚香》是她。亮相”的作品，《“牛棚”小品》是她获奖的作品，它们诞生后，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毁誉褒贬，众说纷纭．从丁玲的创作心态去回答这个问题。《”牛棚”小品》应视为新时期文学中的艺术精品；而《杜晚香》却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特征，当时丁玲的创作心态尚未恢复正常，我们应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     

仇恨叙事与丁玲话剧作品中的情感政治

《重逢》《河内一郎》和《窑工》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创作的话剧作品。这三部作品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兴亡连接,通过仇恨情感构建“敌—友”二元关系,确立理想中的革命共同体。仇恨这一激烈情感的产生、积累、转化与消解,构成了三部话剧共同的内在逻辑。作为一种情感动员的手段,仇恨叙事既有着深刻的在地性,又承载了话剧的政治功能。以“情感”为视角切入丁玲的戏剧创作,不仅有利于推进丁玲戏剧作品研究,还可窥见左翼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融合创化的复杂历史进程。     

被遮蔽的艺术魅力:浅析《红旗谱》的革命浪漫主义

作为红色经典之一的《红旗谱》,历来被看作是一部农民革命运动史诗式的巨著,被誉为革命现实主义创作的典范。本文主要从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加恋爱”三个方面分析《红旗谱》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进而挖掘《红旗谱》中被遮蔽的艺术魅力。     

浩气永存

<正> 我曾读过沈从文先生写的《记胡频》与《记丁玲》印象很好.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新文学史料》1991年第一期刊登陈明同志的文章——《丁玲在推迟手术的一年里——关于丁玲复出后四篇文章的琐记》.文章约用一半的篇幅反复强调沈从文一而再地“对丁玲缄口不提“他写过《记丁玲》.原因是文章的“失实”“编造”,歪曲胡也频、丁玲与革命的关系.”我感到非常惊奇.为此我重读《记丁玲》,也找到了《诗刊》发表丁玲写的《也(?)与革命》,想懂得其中的真意.     

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

《牛棚小品》是丁玲晚年的创作,从其刊出背景及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特色:一方面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小说创作,真诚地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主体感受出发,创作了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美学价值很高的一类作品.尤其是她的后一类作品表现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着"武将军"的豪迈洒脱,同时,作品进行了探幽入微的心理描写,有着"文小姐"的细腻柔婉.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创作个性.     

性别与政治话语的交织与离散——以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的文本为例

丁玲30年代的作品,学界有人认为是其创作转向的开始。其实,即便是在政治理念高扬的20世纪30——40年代,潜抑于丁玲内心深处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思考也没有完全消遁,而是与革命叙述的话语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从丁玲在左联、延安时期创作的一些文本可以看出,丁玲试图从女性的角度在有限的话语空间内表达出自己的声音。     

江淹《杂体诗》的方法论意义——兼驳《杂体诗》“非其本色”说

有人认为江淹《杂体诗》非其本色,甚至主张将拟古诗与其他创作成就分而论之。考察江淹的全部作品,我们发现,江淹早期的其他作品为《杂体诗》作了题材上的准备,成就了其“诗体总杂”的创作特色;而其他模拟作品“学古制今”,则培养了江淹“善于模拟”的创作个性,为《杂体诗》的创作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美兼善”的理论导向和实际创作,使《杂体诗》成为了体现江淹“本色”的集大成之作。     

抚不去的忧伤——论丁玲小说创作的另一面

丁玲的小说在激越、昂扬之下,还始终流露出忧郁感伤的情绪。具体表现为：找不到归宿的绝望与感伤;“革命”与“恋爱”冲突中的困惑与忧思;暴力高压下的凄苦与悲凉;政治语境下的愤懑与委屈。其小说的忧伤色调显示了丁玲创作的情感化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启蒙立场与编辑实践——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

丁玲身兼作家和编辑两种身份,在她主编《解放日报》文艺栏时,延安的文艺空气还比较轻松,她的创作活动和编辑活动构成某种程度的互文性,从这个角度考察,可以发现其编辑活动中存在着编辑主体的启蒙立场;另外,这一编辑活动又要基于现实状况,并在与延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受众的读者的交往实践中进行,从而使丁玲表现出对革命话语的认同。因此,丁玲在《解放日报》文艺栏的编辑活动显示出“启蒙”与“革命”两种话语的共同作用,折射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体验和文化选择的复杂性。     

潜隐在“革命话语”中的不谐音——论丁玲“革命＋恋爱”小说中隐含的矛盾现象

丁玲的“革命＋恋爱”系列小说，深刻呈现了她此期创作探索的矛盾现象：努力表现时代“革命话语”，却不时遭遇潜在“性别话语”的干扰，导致主观意图与客观效果相背反。体现在：本意作为被改造者或受教育者塑造的女性形象，结果却高扬女性主体意识；多重叙述视角的交替运用凸显了作者的性别意识与性别立场；对“革命话语”的表现程度与情感态度也目性别意识与性剐立场的渗透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现象。丁玲创作探索的得／失对日后女性解放与女性写作发展不无启示意义。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曾有学者认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失去创作个性的产物。本文从不久前公开发表的丁玲一篇佚文入手,联系该长篇小说创作与出版过程中的曲折经历,对其体现的作者创作个性作了较为具体扼要的分析,证明它仍具有丁玲作品一贯的大气和锋芒;并通过相关材料的独家披露,澄清了《桑干河上》何以能获得斯大林文艺奖这一文学史上经常引起猜测和遭致误解的谜团。     

略论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

丁玲“左联”时期的小说创作,是丁玲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本文认为:丁玲这一时期的创作,是她由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文学,进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的转折阶段,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因此,通过对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思想、艺术转变的轨迹,并能由此透视出30年代的左翼青年作家们小说创作的某些基本特征。     

关于《丁玲文集》的出版经过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丁玲文集》,收集了丁玲自1927年至1982年发表的绝大部分作品,包括长篇小说3部,短篇小说40篇,散文及论文278篇,剧本4个,诗歌4首,是当时丁玲作品最完善的版本.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全部经过陈明仔细校勘,改正了不少错讹,添加了一些注释,并得到丁玲认可,因而这部文集也是丁玲作品总汇的第一个权威版本.本世纪初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丁玲全集》,就全部直接采用了这个版本,在此基础上增补了一些新篇目.所以,编辑出版《丁玲文集》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论萧红作品韵味与文体的独特性

萧红继丁玲之后崛起,她不倦追求作品韵味与文体的独特性,从而拓展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审美范畴.(一)淡而有味,韵味悠长萧红作品特殊的审美魅力还来自它的淡而有味、韵味悠长.淡,即平淡、清淡,无论取材、构思、表达方式、语言,都显得平淡无奇,朴素无华,然而这些“元素”所创造的形象、意境、情调都有某种韵味,经得起咀嚼和体味.第一,题材的日常生活化与主题意蕴的深刻性.作为左翼作家,她并不热衷于所谓重大题材、热门题材的创作,她的笔下没有革命与恋爱的冲突,也没有突变式的英雄人物,避免了初期左翼文学题材单一、观念大于形象的通病.从日常生活中取材,给人的不是新异感、奇特感、突兀感,而是平谈自然的美感.其近百篇的散文题材几乎是作家自我生活一鳞半爪的叙写.《永远的憧憬和追求》记叙自己无爱和寂寞的童年,祖父的善良与慈爱,使自己永远憧憬与追求温暖和爱.散文集《商市街》写两萧在哈尔滨的流浪生涯,他们为衣食住行而忧愁奔劳;他们相濡以沫,在琐事中渗透着爱情.《初冬》描写出走后的“我”与其弟的邂逅,弟弟劝“我”回去,“我”却有家归不得,透露出姐弟的深     

评吴炳的《情邮说》

明末吴炳是临川派中杰出的剧作家。日本戏剧理论家青木正儿称他是“汤显祖后第一人”,李渔说他的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吴梅认为《情邮传奇》不仅“为石渠之冠”,而且“亦为明代各传奇之冠”。这些评价并不过分。然而近几十年来,有些人总认为吴炳的作品描写的是才子佳人,格局小,格调不高。因而在文学史上也没有他的地位。我认为对吴炳的作品要从他的创作指导思想上去研究分析,才有可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遗憾的是吴炳的戏剧理论留下来的极少,除《情邮说》以外,其他材料尚未发现。《情邮说》是吴炳留给我们的唯一的理论遗产。透过《情邮说》,我们可以了解吴炳的艺术主张,发现“情邮说”与汤显祖“情至”观念的继承关系,找到衡量吴作思想意义的标尺。     

顾及全篇,顾及全人——关于毛泽东对丁玲的评论

一九三六年冬天,著名女作家丁玲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时。毛泽东同志赋《临江仙》词一首相赠。其后,丁玲又经常与毛泽东同志接触,毛泽东同志对她及其作品有过许多评论,还给她和欧阳山写了一封信,丁玲在谈到这封倌时说:“毛主席过去读过我的文章,并且同我谈论过。后来,他又读过我的文章,也同我谈论过。他对我的文章有过评语。虽然都是平常谈话,但我却把这些当成是从一位最高明的人,一个知音那里来的悦耳之音,常常铭记在心的。”(《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毛泽东同志评论丁玲作品的内容,丁玲在一些文章中提到过。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对丁玲的有关评论加以综合考察,不仅可以看出他对革命作家的亲切关怀,而且可以看出他在评论人物方面的深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