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之"柳河东"、"柳柳州"称谓辨

柳宗元的"柳河东"之称谓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统有关,"柳柳州"之称谓与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有关,而没有称之为"柳永州",与其晦暗的政治经历有关.这种一名多种称谓的现象,是由于民族文化心理所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独特而有趣的现象.     

灞柳风雪

我曾到过津、杭、沪、穗 ,却从没有见过大海 ;我是老西安 ,却从未亲睹过被誉为关中八景之一的“灞柳风雪”。这是我的缺憾。小时听老人说 :灞柳风雪其实无雪 ,只是春风荡动岸上柳树 ,柳絮漫天飞舞 ,望似白雪纷纷的特殊景观。以后随着年事渐长 ,我对柳文化别有兴致。在大自然中 ,柳不仅最有生机 ,而且最富有生活与文化意味。骑牛牧童 ,折柳作鞭 ,那是何等天放 ;游春少女 ,盘条成环 ,又是何等怡情。”折柳赠别 ,早成古人风情。而灞柳风雪中的别离 ,更能表现不尽之意。试想 :在灞上 ,良朋挥手 ,情侣分袂 ,而或游子辞亲 ,志士去国 ,当此之际 ,柳…     

宋代榆柳的种植及其文化意蕴

为了军事防御、维护河道、取材与成荫,宋代政府曾将种植榆柳作为一个国策大力推行,遂使得榆柳在宋代得以大面积种植,这种广泛种植榆柳的社会现象,直接影响到宋代文人墨客的文字抒写.除了榆柳的习性特征常常作为宋代文人情感寄托的载体之外,与榆柳功用相关的诸多社会生存事件,从而架构起宋代文人物化情感的又一途径.以至于榆柳在宋代,许多时候幻化成一个文化名词,彰显着多种文化意蕴.     

从"一般民俗志"到"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兼论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当下意义

近年来,在借鉴人类学反思民族志理论思潮和成果影响下,民俗学界对民俗志的书写范式进行了积极的反思和探索,以摆脱民俗学的危机.但只有刘铁梁的"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理论与实践,彰显了与民族志的区别,具有特别的学理意义.民俗学学科的特点决定了民俗志需要作适当的层次划分.在民俗复兴的今天,我们应该让"一般民俗志"和"作为研究方式的民俗志"共生共荣,使民俗知识有更好的机会和渠道与社会契合,实现民俗学的大发展.     

尚"气"、明"志"和凝于"神"--论韩、柳"古文"理论的实践品格

为文尚"气"古已有之,但"文气"在散文创作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至韩、柳等古文家出始广为人知.韩愈因"气盛言宜"而遍悟文体,将诗赋之情趣风神纳于应用文之中,创造出名为"古文"的各种成体的短篇散文.柳宗元主张"凡为文以神志为主",以"志"为气之帅,"神"为气之精,运用比喻和寓言写了大量书愤明志的杂文,以及不少令人读之悠然神远的山水游记.他们的"古文"创作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从满族射柳习俗的源流看民俗社会功能的演变

射柳习俗是满族流传久远的风俗之一,契丹人的射柳习俗是一种制敌祭祖的萨满黑巫术,以柳为图腾的女真人接受了这种习俗并传而广之。从功能主义的立场上看,射柳习俗适应不同的需要,产生了不同的功能,并相应具有不同的意义,在看似相悖而不可能流传于其中的文化环境中存在。由此证明,功能在民俗产生和传播中具有重要作用。     

“柳”的国俗语义

国俗语义是指在词汇的概念意义上添加历史文化、民情风俗、地理环境等文化色彩的语义.汉语的"柳"一词具有丰富的国俗语义可以表达离情别绪,可以喻指人的容貌及境遇,也可以表达避邪等意义.     

元杂剧"楔子"简论

凡论元杂剧体制者,无不提及"楔"."四折一楔子"乃通常格式."楔子"用小令,"折"用套曲,此乃"楔子"与"折"之分水岭也."楔子"居于剧首者,主要作用乃交代故事情节之背景、原由,亦常介绍剧中主要人物及其之间相互关系.以马致远<汉宫秋>剧首之"楔子"为例,解析剧首"楔子之基本状态.元杂剧中人物上场时,通常念上场诗."折"中之"楔子",主要是在故事发展过程之中,有必要插入一段情节.多本剧之"楔子"不同于单本剧之"楔子",而有其特殊性.     

从《柳如是别传》读柳如是

陈寅恪先生秉承自己思想与学术自由的追求,用自己的辛勤付出和满腹才学,在晚年费十年心血完成了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是书为我们解读这位曾被视为"乱世名妓"的才女,提供了可供参阅的标本。把这位恃才傲物而又大义凛然的传奇女子展现在我们面前。     

苏、柳对峙文化动因探析

柳永趋众从俗,自得自立;苏轼排柳黜俗,自成一家。苏轼文化探索和建构的思维触角遍及其文化实践,他在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词"里也找到了文化整合的语境和价值建构的世界,在词体进化的同心轴上找到了自我树立的参照坐标。苏、柳对峙,不但表现为创作主体以自觉的鲜明的意识指向独树大旗,而且以自觉的创作实践争雄于词坛。苏、柳对峙,不仅仅是词体发展自律情态中偶然出现的词坛壮景,而且是词体发展他律状态下必然出现的文化奇观。苏、柳对峙中反映出雅俗两种文化心理的冲突。     

《三国演义》与儒家的治国理想

《三国演义》在刘备集团中寄托了人们的治国理想,这一理想与儒家学者所设计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有所不同。《三国演义》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即君臣之间"同休戚,共祸福",君民之间"秋毫无犯"。在"忠"与"义"的关系上,《三国演义》的评价标准是双重的、不确定的,带有乱世的某些特点。在三国争雄的过程中,刘备集团一直势力最弱,其重要原因在于刘备集团以"仁"为本的政治理想与残酷的政治现实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

本文评述了对《定势》篇中"势"的五种理解,包括"法度""标准"说、"体态"说、"表现形式"说、"风格倾向"说和"文体风格"说,并认为"文体风格"说的思路大体正确,但提法似可商榷。同时根据对"文体论"的系统思考,指出刘勰所要定的"势"是语体之势,并通过与徐复观文体论的比较,进一步确认刘勰的"势"属于文体系统的语体层面,还概括了刘勰运用语体之势的三个原则。     

说《牡丹亭》中的“情”

《牡丹亭》是一曲“情”的颂歌,它所礼赞的“至情”、“梦情”是对礼教社会的决绝反抗。作者没有给杜丽娘所体现的“情”设置具体的对立面,她的青春觉醒也并非是自觉地以情抗理,惟其如此,更说明礼教统治的严酷。杜宝、柳梦梅等人以对情的无知为代价所换来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功名事业而已。     

刘大年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断想

刘大年是新中国成立后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其学术上的是非功过与整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起伏进退息息相关。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的基本形态是革命史学、政治化史学,其症结在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处置失当。刘大年曾是革命史学的建构者和捍卫者之一。在革命时代终结之后,对刘大年等代表的革命史学更需要一种"了解之同情"。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勘探“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

以工农兵为本位的“人民文学”形态是在历史曲折中形成的 ,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的角色意识经过错位与置换 ,导致“人民文学”的现代人学内涵的失落或潜隐 ,有必要重新勘探与阐释     

东汉光武帝平定“彭宠之叛”史实考论

东汉光武帝刘秀的"中兴之业"始于经营河北.而对渔阳郡的争夺,构成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两汉之际,控制渔阳局面的彭宠,先归附更始政权,后来又投依"镇慰河北"的刘秀.彭宠所派出的渔阳精兵,与上谷太守耿况的军队,实为刘秀经营河北的核心军事力量.但是,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二月,彭宠却起兵造反,挥兵进攻幽州牧朱浮于蓟.这与同年正月发生的真定王刘杨谋反之事,先后相继,对刘秀经营河北大业形成了极大冲击.刘秀在处置彭宠之叛时,表现得十分宽容,甚至几近柔软寡断.分析从缓处理的原因,可能是刘秀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而刻意作出的姿态.因为彭宠之叛,并非出自彭宠的初衷,而是出自刘秀亲信朱浮的刻意逼迫.当时人对朱浮的"生事"之攀,多持非议.素以信守道德自我标榜的刘秀,在处理彭宠之叛时,势必顾及舆论评价.当然,为了笼络河北豪强势力,刘秀也有刻意作态的必要.刘秀的"中兴之业"由此显现出"道德战略"与"兵事战略"并重的特色.这是汉光武帝与汉高祖经略天下的大异其趣之处.     

试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治国方略的科学认识 ,是由法律和道德的不同特点决定的 ,是法律和道德的不同性质所要求的 ;是由“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所决定的。必须把“法治”的权威性和强制性与“德治”的说服力和劝导力结合起来 ,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好国家 ,管理好社会     

浅论《古诗十九首》的美学风格

从美学和审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古诗十九首》,它表现了一种哀美的美学风格,原因之一是受当时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以哀为美,追求哀情的表现,最初主要体现在音乐艺术中,后渐渐渗入到文学艺术中,汉代的风行不衰。原因之二是受审美主体的审美趣味的影响。作者的人生经历中不仅仅只有痛苦哀怨,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相同的,这说明作家的审美趣味的指向是一致的。